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言与思专栏2024.03.11  

陈世贤 

总是找到自己可责之处 

“在我终于进入神学院后，我立志成为一位认真出色的学生。我要为主大大火热！除了各科成绩优秀，我还亲自组织读书会深化所学。还有，我周末也努力投入教会服事：讲道、领会、教主日学、陪谈、打扫样样都来。 

“此外，我还积极投入学校内的服务，成为学生会的灵修同工，推动灵修风气，之后更是成为主席，帮助学校举办大小活动，也连结校方、学生、家眷。 

“然而，就在那个‘我什么都要做得到’的思维中，我虽然表面光鲜亮丽，内在却渐渐陷入瓶颈：在当学生会主席的一整年，我只灵修一天。有次，我连续两周担任营队辅导，第一周结束后身体不适，头晕眼花。 

“在一场讲道中讲员谈到‘安息’，他问台下：你有多久没有好好休息？我当场流下眼泪。” 

以上是我当神学生时的一段笔记。现在回顾，真想责备当年的自己不懂得操练安息，但转念一想，当时的我，不也责备自己不好好操练灵修吗？似乎，当我检视自己的属灵生命时，总是找到可责备不足之处。 

我发现自己时常活在 “我不够敬虔”的自我控告中。为了回应这指控，我安排更多的灵修、读经、祷告、禁食，但渐渐在当中疲乏，找不到上帝；我进而指控自己“不够爱主”，忘记这一切操练都是基于跟祂的关系而非行为本身。 

于是，我从原本“做不够”的指控中，又落入“爱不够”的指控中。接着，信仰训练告诉我，人对上帝的爱本来就不够，我多操练就会更爱上帝了，我就继续读经、祷告，然后再度发现自己做不到……又陷入新一轮循环的自我控告。 

我不够好！我要更努力！ 

基督徒都是经历罪得赦免的人，因此基督信仰的本质之一，是“赦免与饶恕”。然而，人得救后仍会犯错、对不起上帝；当人意识到后，就需要处理。神学家潘能伯格称之为“对罪疚的意识”（guilt consciousness）——从旧约的献祭体系，到2世纪基督教开始发展出的持续忏悔（penitence），以及中世纪的告解制度，都是对此意识的回应。（注1） 

“对罪疚的意识”是健康的。它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提醒，使我们敏锐于自己的生命光景，不至于走迷了路。宗教改革时的改教家们更是大力强调：这种意识不会在信主后消失，反而会因基督徒的灵性成长而更加强烈。简单来说，基督徒比非基督徒更能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污秽。 

但问题来了。 

中世纪有整全的告解体仪，由受训的神职人员聆听会众的忏悔，并藉赦罪经文宣达上帝的赦免。有时，也会追加“补赎”，借着要求会众从事奉献或祷告等善行，体会耶稣的受苦，进而使属灵生命成长。在告解传统中，会众的罪疚意识有清楚的处理机制。 

然而，宗教改革后期的基督教，渐渐取消个人吿解的机制（注2），结果是持续悔改的精神延伸到了礼仪之外、充满在基督徒的所有生活层面，潘能伯格称为“忏悔之心从此无处不在”（注3）。 

这一方面，使基督徒在礼仪外，也要面对并处理自己的罪疚意识，但也带来一个后果：现在我们无时无刻都得面对自己的罪恶（但也可随时随地可支取上帝的赦免）。 

我不认为这一定不好，但认为这“时常弊大于利”。身为华人的我，自觉有个特性，那就是：我倾向看自己没有的，而非有的。 

当我考试拿到85分时，我看见的是自己离100分还差15分，而非自己已经超越及格标准25分了；当我一年有200天读经，我看见的是自己没有成功一年读完一遍圣经。当我牧养会友时，我也常常听他们忏悔自己是个不够好的基督徒。 

在“无所不在的忏悔之心”中，我们每时每刻都看见自己不够爱上帝，也每时每刻都发觉自己需要来跟上帝好好处理这件事。 

有次我听见一位主内肢体祷告，内容大致是： 

“主啊，求你原谅我，我时常偷懒：不努力读经、祷告常不专心、聚会还迟到。我没有把握机会传福音，以至于很多灵魂失落了；我在家没有好的榜样，以至于儿女没办法从我身上看见你的荣光。求你怜悯我、改变我、兴起我的生命，好使人因我见你；让我战胜试探，并且热爱主的话语，让我有火热的心好为你所爱的世人们而活。” 

我当时听完的心得是：“他心中认为‘好基督徒应该要是超人’，而他正在为自己没达到这理想向上帝认罪。”不久后，他又祷告，我再度听见大致一样的内容。 

我们大概会觉得天主教的“吿解”太死板，被宣布罪得赦免后的“补赎”太制式且有行为主义的嫌疑。然而，我们自己却深陷永无止境的罪疚感中，并且总是觉得自己祷告/奉献/读经……都做的不够。 

我们使用外在条件衡量自己的灵性健康（例如是否每天读经祷告），好处是容易让自己（或教会牧者）理解自己的灵性状态，坏处则是：发现我们永远都做得不够好。 

如何“解读”我的不足？ 

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完美，我们一定不够爱人与爱上帝，我们会赖床错过晨祷，也会因忙碌（或就说不够爱上帝好了）而忽略读经，这都是事实。但关键问题是：要如何认识自己不完美的事实？ 

我们的答案，将决定我们的灵性特质。 

如果我对自己做的不够好的解释是：我不完美是因为我不够努力，这解释将引导我立志做更多！但，又因为立志的还是那位不完美的我，隔天开始我依然做不好，罪咎感一直都在，然后信仰生活总是被罪恶感驱动，内心深处总是感觉与上帝遥远。 

难道我们不应该鼓励自己操练敬虔吗？ 

我们要避免从一端摆荡到另一个极端，为了豁免于罪恶感而给自己“没关系啦，上帝不会介意”的解释，这种解释将引导人去认为基督徒不需要这些操练，进而在灵性上“摆烂”，把福音廉价化。 

如果说，过于罪疚意识是看不到上帝的工作，那完全不在意属灵操练就是试图消抹自己的责任。操练敬虔往往是好的，不应放弃！ 

无论是耶稣的榜样或使徒的吩咐（参《可》1：35；《提前》4：8）、初代教会对好行为的重视、中世纪丰富的灵修传统、改教家坚持的家庭信仰时光、敬虔运动的属灵遗产、20世纪中国教会的榜样，都让我们看见：人靠着上帝的恩典能渐渐告别老我、生命更新而变化。 

我想，我们需要省察的，是对我们灵命不够好这事的理解，是否是基于基督信仰，还是用一种世俗的完美主义或绩效观？我们从福音的角度理解，还是用某种士大夫的忧患意识或恨铁不成钢的绝望面对它？ 

用“质、量兼顾的福音”理解自己的不足 

一个分析的简单方法，是整理自己近期的认罪祷告内容，看看自己的注意力是否都放在好灵性的“量”上，而忽略了好灵性的“质”。如果我们的认罪内容都是：我爱耶稣不够、我读圣经不够多、我祷告太少、我传福音不够努力……那我们仅仅聚焦在灵性的量上。 

在我的挣扎中，我应渐渐明白，福音不只是对“我努力半天后的成效量仍不够高”的赦免，更是上帝对“无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够”的我——这个人的已经接纳。 

这两者乍看近似，但前者带出的是永无止尽的努力→失败→认罪→赦罪从→再次努力的循环，后者则会给予我们一个稳固的属灵基础，在其上，我们可以“放心”地犯错，“放心”地循环。 

看重灵性的质，就是明白我们一切的成败、操练与跌倒，都是基于“我已经在上帝的恩典中”这个前提，如此前提，我们可以去面对充斥在生活中的罪疚感。 

举例而言，我要求不到两岁的儿子吃完饭后，（练习）捡起地上的饭粒。他常常做得不够好。但父爱不只在他每次做不到后，依然愿意接纳他（还有跟他一起捡），也是因为父爱，我在要求他之前，已经决定无限次地接受他将有的失败。 

我们的灵性需要量也需要质。 

前者帮助我们屡败屡战，知道基督徒的灵性像是一场旅途，明白在世上我们永远是半成品，并赋予我们的信仰有这个向度的终末盼望：了解这次的失败可以被下个循环的操练取而代之。 

而后者，给我们一种安全感，知道我们已经在上帝的拣选之中，知道自己有圣灵内住，也知道自己已经独立于我的所行，被上帝接纳了。 

安全感≠摆烂 

身为父亲，我绝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摆烂，也不希望他努力做家事只是为了确保自己配当我的好儿子。在《路加福音》15章中，第一种态度可见于离家前的小儿子，第二种态度则可见于他的哥哥。 

身为父亲，我希望我儿子既努力为家付出，又有安全感知道自己已经属于这个家（不管他做的好不好）。 

事实上，灵性中的质与量都是我们需要的。我们当然需要更爱上帝，读更多圣经，更努力爱人爱上帝，只是，当我们发现自己时常深陷“我做的不够好！”的谴责中，而属灵生命的最大动力竟然是罪恶感时，我们可以思想那位被耶稣用来隐喻天父的父亲，对两位儿子的所行所言： 

“他（小儿子）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拥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 

“父亲对他（大儿子）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路》15：20-31。） 

我们将发现，那个我们有时成功、更常失败的灵性深处，是一双已经深深接纳并托住我们的钉痕之手。 

注： 

1. Wolfhart Pannenberg, Christian Spirituality and Sacramental Community (London: Darton, Longman and Todd, 1984), 16-17. 

2. 马丁·路德早期仍认为告解属于圣礼（其他两者是圣餐与洗礼），后期则不再如此认为，纵然如此，告解在他的教会思想中仍扮演重要角色。 

3. Pannenberg, 23. 

作者毕业于中华福音神学院、普林斯顿神学院，曾任台湾康华礼拜堂传道，目前于牛津大学进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