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4.03.11  

陳世賢 

 

總是找到自己可責之處 

“在我終於進入神學院後，我立志成為一位認真出色的學生。我要為主大大火熱！除了各科成績優秀，我還親自組織讀書會深化所學。還有，我週末也努力投入教會服事：講道、領會、教主日學、陪談、打掃樣樣都來。 

“此外，我還積極投入學校內的服務，成為學生會的靈修同工，推動靈修風氣，之後更是成為主席，幫助學校舉辦大小活動，也連結校方、學生、家眷。 

“然而，就在那個‘我什麼都要做得到’的思維中，我雖然表面光鮮亮麗，內在卻漸漸陷入瓶頸：在當學生會主席的一整年，我只靈修一天。有次，我連續兩週擔任營隊輔導，第一週結束後身體不適，頭暈眼花。 

“在一場講道中講員談到‘安息’，他問台下：你有多久沒有好好休息？我當場流下眼淚。” 

以上是我當神學生時的一段筆記。現在回顧，真想責備當年的自己不懂得操練安息，但轉念一想，當時的我，不也責備自己不好好操練靈修嗎？似乎，當我檢視自己的屬靈生命時，總是找到可責備不足之處。 

我發現自己時常活在 “我不夠敬虔”的自我控告中。為了回應這指控，我安排更多的靈修、讀經、禱告、禁食，但漸漸在當中疲乏，找不到上帝；我進而指控自己“不夠愛主”，忘記這一切操練都是基於跟祂的關係而非行為本身。 

於是，我從原本“做不夠”的指控中，又落入“愛不夠”的指控中。接著，信仰訓練告訴我，人對上帝的愛本來就不夠，我多操練就會更愛上帝了，我就繼續讀經、禱告，然後再度發現自己做不到……又陷入新一輪循環的自我控告。 

 

我不夠好！我要更努力！ 

基督徒都是經歷罪得赦免的人，因此基督信仰的本質之一，是“赦免與饒恕”。然而，人得救後仍會犯錯、對不起上帝；當人意識到後，就需要處理。神學家潘能伯格稱之為“對罪疚的意識”（guilt consciousness）——從舊約的獻祭體系，到2世紀基督教開始發展出的持續懺悔（penitence），以及中世紀的告解制度，都是對此意識的回應。（註1） 

“對罪疚的意識”是健康的。它是聖靈在我們心中的提醒，使我們敏銳於自己的生命光景，不至於走迷了路。宗教改革時的改教家們更是大力強調：這種意識不會在信主後消失，反而會因基督徒的靈性成長而更加強烈。簡單來說，基督徒比非基督徒更能意識到自己身上的汙穢。 

但問題來了。 

中世紀有整全的告解體儀，由受訓的神職人員聆聽會眾的懺悔，並藉赦罪經文宣達上帝的赦免。有時，也會追加“補贖”，藉著要求會眾從事奉獻或禱告等善行，體會耶穌的受苦，進而使屬靈生命成長。在告解傳統中，會眾的罪疚意識有清楚的處理機制。 

然而，宗教改革後期的基督教，漸漸取消個人吿解的機制（註2），結果是持續悔改的精神延伸到了禮儀之外、充滿在基督徒的所有生活層面，潘能伯格稱為“懺悔之心從此無處不在”（註3）。 

這一方面，使基督徒在禮儀外，也要面對並處理自己的罪疚意識，但也帶來一個後果：現在我們無時無刻都得面對自己的罪惡（但也可隨時隨地可支取上帝的赦免）。 

我不認為這一定不好，但認為這“時常弊大於利”。身為華人的我，自覺有個特性，那就是：我傾向看自己沒有的，而非有的。 

當我考試拿到85分時，我看見的是自己離100分還差15分，而非自己已經超越及格標準25分了；當我一年有200天讀經，我看見的是自己沒有成功一年讀完一遍聖經。當我牧養會友時，我也常常聽他們懺悔自己是個不夠好的基督徒。 

在“無所不在的懺悔之心”中，我們每時每刻都看見自己不夠愛上帝，也每時每刻都發覺自己需要來跟上帝好好處理這件事。 

有次我聽見一位主內肢體禱告，內容大致是： 

“主啊，求你原諒我，我時常偷懶：不努力讀經、禱告常不專心、聚會還遲到。我沒有把握機會傳福音，以至於很多靈魂失落了；我在家沒有好的榜樣，以至於兒女沒辦法從我身上看見你的榮光。求你憐憫我、改變我、興起我的生命，好使人因我見你；讓我戰勝試探，並且熱愛主的話語，讓我有火熱的心好為你所愛的世人們而活。” 

我當時聽完的心得是：“他心中認為‘好基督徒應該要是超人’，而他正在為自己沒達到這理想向上帝認罪。”不久後，他又禱告，我再度聽見大致一樣的內容。 

我們大概會覺得天主教的“吿解”太死板，被宣佈罪得赦免後的“補贖”太制式且有行為主義的嫌疑。然而，我們自己卻深陷永無止境的罪疚感中，並且總是覺得自己禱告/奉獻/讀經……都做的不夠。 

我們使用外在條件衡量自己的靈性健康（例如是否每天讀經禱告），好處是容易讓自己（或教會牧者）理解自己的靈性狀態，壞處則是：發現我們永遠都做得不夠好。 

 

如何“解讀”我的不足？ 

我們不是上帝，我們不完美，我們一定不夠愛人與愛上帝，我們會賴床錯過晨禱，也會因忙碌（或就說不夠愛上帝好了）而忽略讀經，這都是事實。但關鍵問題是：要如何認識自己不完美的事實？ 

我們的答案，將決定我們的靈性特質。 

如果我對自己做的不夠好的解釋是：我不完美是因為我不夠努力，這解釋將引導我立志做更多！但，又因為立志的還是那位不完美的我，隔天開始我依然做不好，罪咎感一直都在，然後信仰生活總是被罪惡感驅動，內心深處總是感覺與上帝遙遠。 

難道我們不應該鼓勵自己操練敬虔嗎？ 

我們要避免從一端擺盪到另一個極端，為了豁免於罪惡感而給自己“沒關係啦，上帝不會介意”的解釋，這種解釋將引導人去認為基督徒不需要這些操練，進而在靈性上“擺爛”，把福音廉價化。 

如果說，過於罪疚意識是看不到上帝的工作，那完全不在意屬靈操練就是試圖消抹自己的責任。操練敬虔往往是好的，不應放棄！ 

無論是耶穌的榜樣或使徒的吩咐（參《可》1：35；《提前》4：8）、初代教會對好行為的重視、中世紀豐富的靈修傳統、改教家堅持的家庭信仰時光、敬虔運動的屬靈遺產、20世紀中國教會的榜樣，都讓我們看見：人靠著上帝的恩典能漸漸告別老我、生命更新而變化。 

我想，我們需要省察的，是對我們靈命不夠好這事的理解，是否是基於基督信仰，還是用一種世俗的完美主義或績效觀？我們從福音的角度理解，還是用某種士大夫的憂患意識或恨鐵不成鋼的絕望面對它？ 

 

用“質、量兼顧的福音”理解自己的不足 

一個分析的簡單方法，是整理自己近期的認罪禱告內容，看看自己的注意力是否都放在好靈性的“量”上，而忽略了好靈性的“質”。如果我們的認罪內容都是：我愛耶穌不夠、我讀聖經不夠多、我禱告太少、我傳福音不夠努力……那我們僅僅聚焦在靈性的量上。 

在我的掙扎中，我應漸漸明白，福音不只是對“我努力半天後的成效量仍不夠高”的赦免，更是上帝對“無論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夠”的我——這個人的已經接納。 

這兩者乍看近似，但前者帶出的是永無止盡的努力→失敗→認罪→赦罪從→再次努力的循環，後者則會給予我們一個穩固的屬靈基礎，在其上，我們可以“放心”地犯錯，“放心”地循環。 

看重靈性的質，就是明白我們一切的成敗、操練與跌倒，都是基於“我已經在上帝的恩典中”這個前提，如此前提，我們可以去面對充斥在生活中的罪疚感。 

舉例而言，我要求不到兩歲的兒子吃完飯後，（練習）撿起地上的飯粒。他常常做得不夠好。但父愛不只在他每次做不到後，依然願意接納他（還有跟他一起撿），也是因為父愛，我在要求他之前，已經決定無限次地接受他將有的失敗。 

我們的靈性需要量也需要質。 

前者幫助我們屢敗屢戰，知道基督徒的靈性像是一場旅途，明白在世上我們永遠是半成品，並賦予我們的信仰有這個向度的終末盼望：瞭解這次的失敗可以被下個循環的操練取而代之。 

而後者，給我們一種安全感，知道我們已經在上帝的揀選之中，知道自己有聖靈內住，也知道自己已經獨立於我的所行，被上帝接納了。 

 

安全感≠擺爛 

身為父親，我絕不希望自己的兒子擺爛，也不希望他努力做家事只是為了確保自己配當我的好兒子。在《路加福音》15章中，第一種態度可見於離家前的小兒子，第二種態度則可見於他的哥哥。 

身為父親，我希望我兒子既努力為家付出，又有安全感知道自己已經屬於這個家（不管他做的好不好）。 

事實上，靈性中的質與量都是我們需要的。我們當然需要更愛上帝，讀更多聖經，更努力愛人愛上帝，只是，當我們發現自己時常深陷“我做的不夠好！”的譴責中，而屬靈生命的最大動力竟然是罪惡感時，我們可以思想那位被耶穌用來隱喻天父的父親，對兩位兒子的所行所言： 

“他（小兒子）父親看見，就動了慈心，跑去擁抱著他的頸項，連連與他親嘴。兒子說：‘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父親卻吩咐僕人說：‘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來給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頭上，把鞋穿在他腳上；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我們可以吃喝快樂；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復得的。’…… 

“父親對他（大兒子）說：‘兒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路》15：20-31。） 

我們將發現，那個我們有時成功、更常失敗的靈性深處，是一雙已經深深接納並托住我們的釘痕之手。 

 

註： 

1. Wolfhart Pannenberg, Christian Spirituality and Sacramental Community (London: Darton, Longman and Todd, 1984), 16-17. 

2. 馬丁·路德早期仍認為告解屬於聖禮（其他兩者是聖餐與洗禮），後期則不再如此認為，縱然如此，告解在他的教會思想中仍扮演重要角色。 

3. Pannenberg, 23. 

 

作者畢業於中華福音神學院、普林斯頓神學院，曾任台灣康華禮拜堂傳道，目前於牛津大學進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