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祖鲲

本文原刊于《举目》16期

      其实在基督教圈子里，受后现代思潮影响最深、最早的，乃是神学方面。因为任何的思潮都是先由学术圈子里开始酝酿的，然后才会逐渐影响到社会大众。所以“后现代”现象固然是这二、三十年才受到注意，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后现代思想已经开始影响了基督教的神学发展。

启蒙运动与自由神学

         当启蒙运动及理性主义在欧美独领风骚时，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也自然深受其影响。首先，产生了所谓的“自然宗教”的自然神学（Deism），英国哲学家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4）应该算是始作俑者。他们一方面强调神的存在及道德律是可以用理性来论证的，但是又否定以圣经及教会信条为骨干的“启示宗教”。对他们 而言，神蹟及预言的应验既然不合乎理性，因此，都是迷信或无稽之谈。在美国开国元勋中，如杰佛逊、富兰克林等人，大多是自然神论者。

         但是，也有些人不满于自然神论者，将宗教变成淡而无味的哲学了，于是想另辟蹊径。被称为“现代神学之父”的士来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他虽然强调宗教体验，但却鄙视他认为不合时宜的教条和教义。基本上，他否定一切所谓超自然的事物，如神蹟及 耶稣的道成肉身等，也否定代祷的功效。后来的自由派神学家，都采用他的观点及思路。他们共同的特色是：

         1.对现代思想的观点完全认同，并想照着现代知识来重建基督教信仰。

         2.强调每个人都有批判和重建传统信仰的自由，很多人因此背离了传统信仰的教义。

         3.自由神学的重点在于基督信仰的实际和伦理层面，因此，后来发展出所谓的“社会福音”。

         4.他们借着圣经批判学的研究，否定圣经是超自然的启示。

          换句话说，自由神学将神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完全一笔抹杀了，而只一味强调信仰的“临在性”（Imminence）。李察‧尼布尔 （Richard Niebuhr）也曾一针见血地批评自由神学的基督教，乃是“一位没有义愤的神，在一位没有十字架的基督的协助下，将没有罪的人带入了一个没有审判的国 度。”

后现代思潮与“新正统神学”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敲响了现代思潮的丧钟。因此，启蒙运动所带来的乐观主义、古典自由神学及社会福音，也都一并被扫除殆尽。随之而起的后现代思潮，则孕育了二十世纪风云一时的“新正统神学”（Neo-orthodox）。

         其实新正统神学，是受到一位没没无名的”忧郁的丹麦人”祈克果（Soren Kierkegaard, 1813-55）思想的启发。祈克果反对当时的主流观点，即理性足以回答关乎生命的宗教问题。他认为真理不是非人格的，不是借着不动感情的理性思考可以获 得的。因此，追求真理的起点不在于置身事外地、“客观”地思考宇宙问题，而应主观地从各人生活的情境中开始去探索。所以，作基督徒便意味着，当理性走到尽 头时，我们愿意用“信心的跳跃”（Leap of Faith）来冒险。

         祈克果这种强调要主观地从自己生活情境中去体验宗教，并探索生存 意义的态度，使他与德国哲学家尼采被并列为“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的先驱人物。而存在主义，正是后现代思想的潮流之一。只是世俗的 （或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将无可避免地走向灰色、悲观、极端自我中心的虚无主义之死胡同里去。法国的沙特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他的名言是：“人生就是个死 谷”。然而以基督教为基础的存在主义，却成为新正统神学的起点。

         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不但是“新正统神学之父”，也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基督教思想家。他是瑞士人，受教于德国自由神学的诸位名师之下。但是当他牧会 时，发现自由神学对民生疾苦只是隔靴搔痒的。加上1914年时，几乎所有他的神学教授都签名支持德国政府的战争政策，在心灵的徬徨及震撼之下，他开始再思 自由神学的谬误。1919年，他出版了《罗马书注释》，使他一夜成名，也为十九世纪古典自由神学划下了休止符。

         巴特重新强调神的超越性， 但是他承认是受到祈克果所强调神的“全然不同性”（Wholly Otherness of God）观念的启发。祈克果认为人的理性必然无法完全理解神，所以神自我启示的吊诡性真理，必须由人类有限的心思，借着信心的跳跃来拥抱住它。因此巴特强 调，神、福音、永恒与救恩等伟大的真理，都是与人的经验或理性全然不同的，我们必须以顺服的态度接受这“从上而来”的神的启示。

         与自由神学家的观点背道而驰的是，巴特重新肯定圣经是基督教神学的唯一资源。但是他对圣经的观点，却引起许多的误解、争议与批评。自由神学家认为他退回到传统的 “字句灵感论”去了；基要派则攻击他否定“圣经无误论”。事实上，巴特的确是认同高等批判理论的，他也不认为圣经就等于神的话。但他认为，圣经中“包含” 神的话，而且圣经在某个事件中对我们“成为”（become）神的话。

         巴特与其他的神学家，如卜仁纳（Emil Brunner, 1889-1966）、布特曼（Rudolf Bultmann）等人，既不完全接受传统信仰的教义和圣经无误的观点，但也不认同自由神学的理性至上论。因此，他们折衷的立场被列为“新正统主义”。

         到了六○年代以后，许多比新正统派更激进的神学潮流开始兴起。虽然这些神学流派观点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同样深受后现代思潮及存在主义的影响，强调信仰的 “当下”意义。因此，他们都否定理性在宗教探索上的功用，而强调以主观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体验来代替，所以产生了种种所谓 “情境化神学”，诸如“黑色神学”(Black Theology)、“女性神学”（Feminist Theology）、“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等。但是同时，他们又否定启示性真理的存在，拒绝承认基督教福音的独特性，而肯定多元主义的宗教观。例如“进程神学”（Process Theology）就是其中一个模式。

福音派神学的奋起

         当十九世纪的自由神学风起云涌时，大部分的主流派神学院都落入这些所谓“新派”的掌握之中。因此，许多保守派的神学家纷纷离开这些主流派神学院，另外组成圣经学校及新的神学院，想与新派的神学院分庭抗礼。但是这些 被称为“基要派”的保守派神学院，无论在人数上或学术水准上，都无法和新派的神学院相提并论。而且可惜的是，这些基要派的神学家们，大多数以维护信仰的 “纯正”为理由，却采取自我隔离的态度，拒绝参与各种神学思想的对话或讨论，以致于在社会主流思想中销声匿迹了。
但是到了1950年代开始，情势有很大的转变。在卡尔˙亨利（Carl Henry）的呼吁及领导下，一批持守传统信仰的神学家，除了极力维护正统的神学外，也开始积极参与神学的讨论，他们被称为“福音派”，以与早期的基要派有所区别。

         经过四、五十年来福音派共同的努力，如今福音派神学院已经成长茁壮，不再是吴下阿蒙了。据统计，1960年全美国人数最多的十大神学院，除了四间浸信会神学 院外，全部是新派的神学院。但是到了1990年，十大神学院中只有一、两间是新派的，其他如三一神学院、富乐神学院、达拉斯神学院及四间浸信会神学院都是 福音派的。因此，福音派的神学思想，不但已经在基督教神学界取得一席之地，甚至已经逐渐占有主导的优势。

         卡尔‧亨利的代表作是《神、启 示、权威》，在书中他深入分析现代神学的弊病，并为福音派神学的方法论建立根基。他强调神的启示及圣经的权威性，因为圣经掌握了一切基督教教义。这也正是 福音派最中心的关注。与新正统派不同的是，福音派坚持圣经的“灵感论”与“无误论”，因为圣经的重要性在于“它将神透过话语启示的真理形成经文”。

         另一位福音派神学家兰姆（Bernard Ramm），不但依靠圣经，也仰赖教会伟大的神学传统，如教父时期和改教时期的作品。但是他坚持要以开放的心胸及理性的思考，来进行严谨的神学思考及护教。他指出，根据圣经与圣灵内在的见证，信徒应该可能对个人得救充满属灵的确信（certitude）。然而对客观的历史、事实等圣经启示的依据，却无法确知（certainty），只能相信“可能性极高”。他也认定，合宜的护教学必须依据启示，也就是根据神在创造、人的本性、以色列史、教会历史、圣经内 容、神在基督里的道成肉身，以及福音在信徒心中的自我彰显。

         所以后现代主义固然对基督教信仰造成冲击，但其实它也为神学开启了新机。因为 现代主义的崩溃，使我们确知：人类不可能将地球变成天堂。但是那位外在而超越的神，既向我们说话（there and then），也正与我们同在（here and now）。借着祂，我们这些信徒是有可能将“地上”变成“如同在天”。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所带来了充满希望的信息。

         因此，在从现代过渡到后现代的时期中，神学有机会提出新见解，用新的方式表达基督徒对“既超越又临在之神”的信念。

作者为三一神学院宣教博士，现在波士顿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