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24.06.05

王敏俐

现场一：背后的动机，不一定是良善

一个在热恋中的女孩，细心、耐心地照顾男友病榻上的母亲，她的动机是什么？是爱屋及乌，还是处心积虑地展现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值得爱？

一个生活在儒家传统、孝道文化中的男孩，爱上了寡母所嫌弃的女孩，又在挣扎摆荡中失去了对方，这可否称为懦弱？

近期在华语世界热播的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从婚姻、两性与职场的角度，提醒着人们：在我们看到的层层表像背后，更需要探讨的，是行动的初心。我们该如何须面对内心深处，那不够善良的我们？

小至善恶两难抉择的生活场域，大至更加复杂的职场与社会，我们在道德与内心渴望之间，总存在着层层堆叠的挣扎与拉扯。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在他的小说《行善的诱惑》中，用一所天主教大学的行政与教学两个体系产生的冲突，探讨理想的价值观与丑恶的人性之间的张力。

美善的初心，进入被罪污染的世界，会遇到什么样的试探与诱惑？不够善良的我们，面对撕裂的世界观与生存法则，能否找到共存共容的空间呢？

现场二：来自良善的动机，可能最终把自己搞得一塌糊涂

在杜拉克的小说里，一个天主教大学校长，因知人善任、擅长管理，使一所学术平庸的大学，跻身一流高等学府。然而，在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中，当一个善行与另一个善行冲突，目标与利益无法达成共识时，终究陷入了善恶的纠缠与矛盾。

秉著单纯的善意与小小的内疚，校长试图帮助一位不被续聘的助理教授，寻求其他教职。而这个善意的举动，被流言渲染为不尊重学术专业评估。更惨的是，被解雇的教授夫人写黑函，控告校长纵容大学中“反天主教势力”的发展，并且造谣其私生活不检点……

当灵魂的关怀与学术的追求相互矛盾，只能择其一时，该给一个学术成就不高，但是怀有教育热诚、关怀学生生命的教授续聘，还是应该让其他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新血加入教职团队？作为一个大校的管理者，应该把学校引导向一所顶尖的“天主教”大学，还是天主教“大学”？背后的动机与可能的诱惑，又是什么？

杜拉克以这本小说，对管理学进行哲学上的思辨：管理学无法突破的瓶颈，并非存在于管理学理论本身，而是在实践过程之中，如何在相悖的价值观之间，坦然为所信仰的价值观付上代价。

现场三：选票投给耶稣如何？

随着投票日期越来越逼近，2024美国的总统选举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美国传统的民主精神与后现代浪潮之间的角力，又将迸出什么样的火花？

让我们撇开两个政党以及候选人的优劣，一起来思考，在这一场充满争议、冲突却又不乏喜感的选战之中，该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

许多公开表态的基督徒，不管支持哪一方，都发现自己被轰得头破血流。当我们把圣经中理想的价值观与世界观，放在一个有罪的世界中时，必然会产生严重的碰撞。那么，基督徒该成为战场上的砲灰，还是在模糊的界线里寻求自保、全身而退？

当我们面临政治方面的抉择时，不够善良的我们，又可能面临哪些行善的诱惑？

面对手中的选票，基督徒也在试探之中往来徘徊。我们应该做一个“基督徒”政治参与者，还是一个基督徒“政治参与者”？

前者执著于以清洁、诚实的品格，以基督为中心，来思考与参与政治事务，但所做的选择（例如，在投票栏里，选择不投任何一个政治人物，或者写上投给耶稣），并不能发挥实质效用。

后者为了达到良善的结果，愿意选择“必要的”取舍与手段——哪怕这些方法是“属世的”，但是最终能达到影响政治的目的。

而大多数的人，则在两端中间游走，举棋不定。

选票给基督徒的诱惑，可能还有一种“我可借着手上的选票掌控世界”的权力感。这种错觉，容易使我们将自己的是非判准绝对化，将我们的意志、情感与自我认同，与我们所支持的阵营紧密连结，以致在立场的角力之中，教会分化、信仰群体使命失焦。

事实是，虽然我们拥有投一张选票的权力，但是人永远无法与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智慧相比。上帝对个人与国家的计划，也超越我们所能衡量的得失，超越我们的权谋。如《撒母耳记》中，上帝使用一个小小牧童，就打败了巨人哥利亚。

现场四：如何在道德与人性的尊严中，找寻一条出路

回到最初始的提问：无论在个人生活、职场，甚或政治公共领域，面对充满纠结的人生考题，不够善良的我们，该如何避开行善的诱惑，去做出那看似微小，却又大又难的决定？

德国哲学家康得在他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中，一直渴望在道德与人性的尊严中，找寻一条出路。在这里，让我们以信仰为脉络，反思他的3个终极提问，或可给我们一些智性与灵性的曙光（注）：

×问题一：我能知道什么？

“我能知道什么？”（Was kann ich wissen?）这是康得提出的第一个提问。

这个问题，其实是为人类生命可感知的事物，设出一条界线。在我们的经验所知之外，有一片更宽广的无知。作为基督徒，承认一切都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而在上帝的手中，是我们答对人生考题的起点。

在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中，寡母对独子的掌控，造成了儿子婚姻的悲剧。小说《行善的诱惑》中，神父校长试图以善行来缓解人之间的张力，却使自己限入更大的僵局。面对今日的民主政体，相信选票可以改变国家的属灵状态，则是本末倒置的错误信念。

×问题二：我应该做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Was soll ich tun?）是康得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他认为，我们应该在理性的范围之内，符合道德的规律。然而，我们或许以为自己很理性，但我们其实常常离理性很遥远。特别是在一个充斥大量资讯、生活步调疾速的时代，每个人的内在都有很深的躁动。我们被要求行动快、效率高，但是机械一般的运转，反而使我们无法领受智慧，因为真正的智慧需要耐心的等待。

生命里最积极的行动，其实是安静预备自己，在主里耐心等待，在等待中产生由内而迸发的生命活力。

《不够善良的我们》之中，不断付出的的庆芬，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却让自己的人生方向，离自己的初心越走越远。

《行善的诱惑》中，从尊重生命价值的“天主教”大学，转型至看重学术评比的天主教“大学”，是教会学校在世俗中的一种妥协。然而事实是，对生命价值与人性尊严的牧养，是学校全面健康成长的根基。

面对美国总统大选，以及各种政治议题，如果使用错误的方法与手段，或带来短期的利益，却往往让后人付出更惨痛的代价。

×问题三：我可以希望什么？

“我可以希望什么？”（Was darf ich hoffen?）面对这第三个终极提问，康得认为，我们可以把目光投向超越时空的永恒真理。

时间与环境现实的张力，常常诱惑我们妥协，做出轻率、看似立即见效，却终身遗憾的决定。若没有每日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力，我们真的很难抵抗多元媒体中群魔乱舞的各种思维或主义。例如，立即主义。唯有真理，可以使我们不为现代世界求速求效的潮流裹挟，得到真实的平安与自由。

《不够善良的我们》之中的Rebecca（张怡静），或许最让人心疼与不舍。因为她所渴望的无条件全然接纳，在这不够善良的世界里是找不到的。

《行善的诱惑》中，主教一语惊醒梦中人：“一旦有人攻击他们的动机，他们可能会深受打击，并突然意识到自己跟其他人一样是有缺陷的，就只是平凡人而已，不完全值得敬佩。”

在政治领域中，我们尤其需要认清人性的矛盾与罪恶：不同政党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为著不同立场的选民的公义而战——没有一个政党，是不带着选票利益来利用各自的选民族群的（不管那个族群是基督徒，还是彩虹族）。

愿不够善良的我们，面对个人生活中的挣扎、职场上的角力，以及政治领域的激斗，都能从容而优雅，靠着主的恩典，分辨行善的诱惑，经历上帝所赏赐的平安！

注：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rsg.: R. Schmidt (Hamburg: Meiner, 1976), B 833-837.

参考书目：彼得‧杜拉克，《行善的诱惑》，吴程远 译，（台北：远流，2008 ）。

作者曾留学德国。现为台北卫理神学院神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