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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不夠善良的我們遇見行善的誘惑(王敏俐)2025.06.05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4.06.05

王敏俐

現場一:背後的動機,不一定是良善

一個在熱戀中的女孩,細心、耐心地照顧男友病榻上的母親,她的動機是什麼?是愛屋及烏,還是處心積慮地展現自己的價值,證明自己值得愛?

一個生活在儒家傳統、孝道文化中的男孩,愛上了寡母所嫌棄的女孩,又在掙紮擺盪中失去了對方,這可否稱為懦弱?

近期在華語世界熱播的台劇《不夠善良的我們》,從婚姻、兩性與職場的角度,提醒著人們:在我們看到的層層表像背後,更需要探討的,是行動的初心。我們該如何須面對內心深處,那不夠善良的我們?

小至善惡兩難抉擇的生活場域,大至更加複雜的職場與社會,我們在道德與內心渴望之間,總存在著層層堆疊的掙扎與拉扯。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在他的小說《行善的誘惑》中,用一所天主教大學的行政與教學兩個體系產生的衝突,探討理想的價值觀與醜惡的人性之間的張力。

美善的初心,進入被罪污染的世界,會遇到什麼樣的試探與誘惑?不夠善良的我們,面對撕裂的世界觀與生存法則,能否找到共存共容的空間呢?

現場二:自良善的動機,可能最終把自己搞得一塌糊塗

在杜拉克的小說裡,一個天主教大學校長,因知人善任、擅長管理,使一所學術平庸的大學,躋身一流高等學府。然而,在錯綜復雜的人際網絡中,當一個善行與另一個善行衝突,目標與利益無法達成共識時,終究陷入了善惡的糾纏與矛盾。

秉著單純的善意與小小的內疚,校長試圖幫助一位不被續聘的助理教授,尋求其他教職。而這個善意的舉動,被流言渲染為不尊重學術專業評估。更慘的是,被解僱的教授夫人寫黑函,控告校長縱容大學中“反天主教勢力”的發展,並且造謠其私生活不檢點……

當靈魂的關懷與學術的追求相互矛盾,只能擇其一時,該給一個學術成就不高,但是懷有教育熱誠、關懷學生生命的教授續聘,還是應該讓其他在學術上有所建樹的新血加入教職團隊?作為一個大校的管理者,應該把學校引導向一所頂尖的“天主教”大學,還是天主教“大學”?背後的動機與可能的誘惑,又是什麼?

杜拉克以這本小說,對管理學進行哲學上的思辨:管理學無法突破的瓶頸,並非存在於管理學理論本身,而是在實踐過程之中,如何在相悖的價值觀之間,坦然為所信仰的價值觀付上代價。

現場三:選票投給耶穌如何?

隨著投票日期越來越逼近,2024美國的總統選舉進入白熱化的階段。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美國傳統的民主精神與後現代浪潮之間的角力,又將迸出什麼樣的火花?

讓我們撇開兩個政黨以及候選人的優劣,一起來思考,在這一場充滿爭議、衝突卻又不乏喜感的選戰之中,該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

許多公開表態的基督徒,不管支持哪一方,都發現自己被轟得頭破血流。當我們把聖經中理想的價值觀與世界觀,放在一個有罪的世界中時,必然會產生嚴重的碰撞。那麼,基督徒該成為戰場上的砲灰,還是在模糊的界線裡尋求自保、全身而退?

當我們面臨政治方面的抉擇時,不夠善良的我們,又可能面臨哪些行善的誘惑?

面對手中的選票,基督徒也在試探之中往來徘徊。我們應該做一個“基督徒”政治參與者,還是一個基督徒“政治參與者”?

前者執著於以清潔、誠實的品格,以基督為中心,來思考與參與政治事務,但所做的選擇(例如,在投票欄裡,選擇不投任何一個政治人物,或者寫上投給耶穌),並不能發揮實質效用。

後者為了達到良善的結果,願意選擇“必要的”取捨與手段——哪怕這些方法是“屬世的”,但是最終能達到影響政治的目的。

而大多數的人,則在兩端中間遊走,舉棋不定。

選票給基督徒的誘惑,可能還有一種“我可藉著手上的選票掌控世界”的權力感。這種錯覺,容易使我們將自己的是非判準絕對化,將我們的意志、情感與自我認同,與我們所支持的陣營緊密連結,以致在立場的角力之中,教會分化、信仰群體使命失焦。

事實是,雖然我們擁有投一張選票的權力,但是人永遠無法與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智慧相比。上帝對個人與國家的計劃,也超越我們所能衡量的得失,超越我們的權謀。如《撒母耳記》中,上帝使用一個小小牧童,就打敗了巨人哥利亞。

現場四:如何在道德與人性的尊嚴中,找尋一條出路

回到最初始的提問:無論在個人生活、職場,甚或政治公共領域,面對充滿糾結的人生考題,不夠善良的我們,該如何避開行善的誘惑,去做出那看似微小,卻又大又難的決定?

德國哲學家康得在他的著作《純粹理性批判》中,一直渴望在道德與人性的尊嚴中,找尋一條出路。在這裡,讓我們以信仰為脈絡,反思他的3個終極提問,或可給我們一些智性與靈性的曙光(註):

×問題一:我能知道什麼?

“我能知道什麼?”(Was kann ich wissen?)這是康得提出的第一個提問。

這個問題,其實是為人類生命可感知的事物,設出一條界線。在我們的經驗所知之外,有一片更寬廣的無知。作為基督徒,承認一切都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而在上帝的手中,是我們答對人生考題的起點。

在台劇《不夠善良的我們》中,寡母對獨子的掌控,造成了兒子婚姻的悲劇。小說《行善的誘惑》中,神父校長試圖以善行來緩解人之間的張力,卻使自己限入更大的僵局。面對今日的民主政體,相信選票可以改變國家的屬靈狀態,則是本末倒置的錯誤信念。

×問題二:我應該做什麼?

“我應該做什麼?”(Was soll ich tun?)是康得提出的第二個問題。

他認為,我們應該在理性的範圍之內,符合道德的規律。然而,我們或許以為自己很理性,但我們其實常常離理性很遙遠。特別是在一個充斥大量資訊、生活步調疾速的時代,每個人的內在都有很深的躁動。我們被要求行動快、效率高,但是機械一般的運轉,反而使我們無法領受智慧,因為真正的智慧需要耐心的等待。

生命裡最積極的行動,其實是安靜預備自己,在主裡耐心等待,在等待中產生由內而迸發的生命活力。

《不夠善良的我們》之中,不斷付出的的慶芬,是一個停不下來的人,卻讓自己的人生方向,離自己的初心越走越遠。

《行善的誘惑》中,從尊重生命價值的“天主教”大學,轉型至看重學術評比的天主教“大學”,是教會學校在世俗中的一種妥協。然而事實是,對生命價值與人性尊嚴的牧養,是學校全面健康成長的根基。

面對美國總統大選,以及各種政治議題,如果使用錯誤的方法與手段,或帶來短期的利益,卻往往讓後人付出更慘痛的代價。

×問題三:我可以希望什麼?

“我可以希望什麼?”(Was darf ich hoffen?)面對這第三個終極提問,康得認為,我們可以把目光投向超越時空的永恆真理。

時間與環境現實的張力,常常誘惑我們妥協,做出輕率、看似立即見效,卻終身遺憾的決定。若沒有每日在上帝的話語中得力,我們真的很難抵抗多元媒體中群魔亂舞的各種思維或主義。例如,立即主義。唯有真理,可以使我們不為現代世界求速求效的潮流裹挾,得到真實的平安與自由。

《不夠善良的我們》之中的Rebecca(張怡靜),或許最讓人心疼與不捨。因為她所渴望的無條件全然接納,在這不夠善良的世界裡是找不到的。

《行善的誘惑》中,主教一語驚醒夢中人:“一旦有人攻擊他們的動機,他們可能會深受打擊,並突然意識到自己跟其他人一樣是有缺陷的,就只是平凡人而已,不完全值得敬佩。”

在政治領域中,我們尤其需要認清人性的矛盾與罪惡:不同政黨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為著不同立場的選民的公義而戰——沒有一個政黨,是不帶著選票利益來利用各自的選民族群的(不管那個族群是基督徒,還是彩虹族)。

願不夠善良的我們,面對個人生活中的掙紮、職場上的角力,以及政治領域的激鬥,都能從容而優雅,靠著主的恩典,分辨行善的誘惑,經歷上帝所賞賜的平安!

註: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rsg.: R. Schmidt (Hamburg: Meiner, 1976), B 833-837.

參考書目:彼得‧杜拉克,《行善的誘惑》,吳程遠 譯,(臺北:遠流,2008 )。

作者曾留學德國。現為臺北衛理神學院神學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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