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4.06.05

王敏俐

 

現場一：背後的動機，不一定是良善

一個在熱戀中的女孩，細心、耐心地照顧男友病榻上的母親，她的動機是什麼？是愛屋及烏，還是處心積慮地展現自己的價值，證明自己值得愛？

一個生活在儒家傳統、孝道文化中的男孩，愛上了寡母所嫌棄的女孩，又在掙紮擺盪中失去了對方，這可否稱為懦弱？

近期在華語世界熱播的台劇《不夠善良的我們》，從婚姻、兩性與職場的角度，提醒著人們：在我們看到的層層表像背後，更需要探討的，是行動的初心。我們該如何須面對內心深處，那不夠善良的我們？

小至善惡兩難抉擇的生活場域，大至更加複雜的職場與社會，我們在道德與內心渴望之間，總存在著層層堆疊的掙扎與拉扯。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在他的小說《行善的誘惑》中，用一所天主教大學的行政與教學兩個體系產生的衝突，探討理想的價值觀與醜惡的人性之間的張力。

美善的初心，進入被罪污染的世界，會遇到什麼樣的試探與誘惑？不夠善良的我們，面對撕裂的世界觀與生存法則，能否找到共存共容的空間呢？

現場二：來自良善的動機，可能最終把自己搞得一塌糊塗

在杜拉克的小說裡，一個天主教大學校長，因知人善任、擅長管理，使一所學術平庸的大學，躋身一流高等學府。然而，在錯綜復雜的人際網絡中，當一個善行與另一個善行衝突，目標與利益無法達成共識時，終究陷入了善惡的糾纏與矛盾。

秉著單純的善意與小小的內疚，校長試圖幫助一位不被續聘的助理教授，尋求其他教職。而這個善意的舉動，被流言渲染為不尊重學術專業評估。更慘的是，被解僱的教授夫人寫黑函，控告校長縱容大學中“反天主教勢力”的發展，並且造謠其私生活不檢點……

當靈魂的關懷與學術的追求相互矛盾，只能擇其一時，該給一個學術成就不高，但是懷有教育熱誠、關懷學生生命的教授續聘，還是應該讓其他在學術上有所建樹的新血加入教職團隊？作為一個大校的管理者，應該把學校引導向一所頂尖的“天主教”大學，還是天主教“大學”？背後的動機與可能的誘惑，又是什麼？

杜拉克以這本小說，對管理學進行哲學上的思辨：管理學無法突破的瓶頸，並非存在於管理學理論本身，而是在實踐過程之中，如何在相悖的價值觀之間，坦然為所信仰的價值觀付上代價。

現場三：選票投給耶穌如何？

隨著投票日期越來越逼近，2024美國的總統選舉進入白熱化的階段。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美國傳統的民主精神與後現代浪潮之間的角力，又將迸出什麼樣的火花？

讓我們撇開兩個政黨以及候選人的優劣，一起來思考，在這一場充滿爭議、衝突卻又不乏喜感的選戰之中，該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

許多公開表態的基督徒，不管支持哪一方，都發現自己被轟得頭破血流。當我們把聖經中理想的價值觀與世界觀，放在一個有罪的世界中時，必然會產生嚴重的碰撞。那麼，基督徒該成為戰場上的砲灰，還是在模糊的界線裡尋求自保、全身而退？

當我們面臨政治方面的抉擇時，不夠善良的我們，又可能面臨哪些行善的誘惑？

面對手中的選票，基督徒也在試探之中往來徘徊。我們應該做一個“基督徒”政治參與者，還是一個基督徒“政治參與者”？

前者執著於以清潔、誠實的品格，以基督為中心，來思考與參與政治事務，但所做的選擇（例如，在投票欄裡，選擇不投任何一個政治人物，或者寫上投給耶穌），並不能發揮實質效用。

後者為了達到良善的結果，願意選擇“必要的”取捨與手段——哪怕這些方法是“屬世的”，但是最終能達到影響政治的目的。

而大多數的人，則在兩端中間遊走，舉棋不定。

選票給基督徒的誘惑，可能還有一種“我可藉著手上的選票掌控世界”的權力感。這種錯覺，容易使我們將自己的是非判準絕對化，將我們的意志、情感與自我認同，與我們所支持的陣營緊密連結，以致在立場的角力之中，教會分化、信仰群體使命失焦。

事實是，雖然我們擁有投一張選票的權力，但是人永遠無法與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智慧相比。上帝對個人與國家的計劃，也超越我們所能衡量的得失，超越我們的權謀。如《撒母耳記》中，上帝使用一個小小牧童，就打敗了巨人哥利亞。

現場四：如何在道德與人性的尊嚴中，找尋一條出路

回到最初始的提問：無論在個人生活、職場，甚或政治公共領域，面對充滿糾結的人生考題，不夠善良的我們，該如何避開行善的誘惑，去做出那看似微小，卻又大又難的決定？

德國哲學家康得在他的著作《純粹理性批判》中，一直渴望在道德與人性的尊嚴中，找尋一條出路。在這裡，讓我們以信仰為脈絡，反思他的3個終極提問，或可給我們一些智性與靈性的曙光（註）：

×問題一：我能知道什麼？

“我能知道什麼？”（Was kann ich wissen?）這是康得提出的第一個提問。

這個問題，其實是為人類生命可感知的事物，設出一條界線。在我們的經驗所知之外，有一片更寬廣的無知。作為基督徒，承認一切都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而在上帝的手中，是我們答對人生考題的起點。

在台劇《不夠善良的我們》中，寡母對獨子的掌控，造成了兒子婚姻的悲劇。小說《行善的誘惑》中，神父校長試圖以善行來緩解人之間的張力，卻使自己限入更大的僵局。面對今日的民主政體，相信選票可以改變國家的屬靈狀態，則是本末倒置的錯誤信念。

×問題二：我應該做什麼？

“我應該做什麼？”（Was soll ich tun?）是康得提出的第二個問題。

他認為，我們應該在理性的範圍之內，符合道德的規律。然而，我們或許以為自己很理性，但我們其實常常離理性很遙遠。特別是在一個充斥大量資訊、生活步調疾速的時代，每個人的內在都有很深的躁動。我們被要求行動快、效率高，但是機械一般的運轉，反而使我們無法領受智慧，因為真正的智慧需要耐心的等待。

生命裡最積極的行動，其實是安靜預備自己，在主裡耐心等待，在等待中產生由內而迸發的生命活力。

《不夠善良的我們》之中，不斷付出的的慶芬，是一個停不下來的人，卻讓自己的人生方向，離自己的初心越走越遠。

《行善的誘惑》中，從尊重生命價值的“天主教”大學，轉型至看重學術評比的天主教“大學”，是教會學校在世俗中的一種妥協。然而事實是，對生命價值與人性尊嚴的牧養，是學校全面健康成長的根基。

面對美國總統大選，以及各種政治議題，如果使用錯誤的方法與手段，或帶來短期的利益，卻往往讓後人付出更慘痛的代價。

×問題三：我可以希望什麼？

“我可以希望什麼？”（Was darf ich hoffen?）面對這第三個終極提問，康得認為，我們可以把目光投向超越時空的永恆真理。

時間與環境現實的張力，常常誘惑我們妥協，做出輕率、看似立即見效，卻終身遺憾的決定。若沒有每日在上帝的話語中得力，我們真的很難抵抗多元媒體中群魔亂舞的各種思維或主義。例如，立即主義。唯有真理，可以使我們不為現代世界求速求效的潮流裹挾，得到真實的平安與自由。

《不夠善良的我們》之中的Rebecca（張怡靜），或許最讓人心疼與不捨。因為她所渴望的無條件全然接納，在這不夠善良的世界裡是找不到的。

《行善的誘惑》中，主教一語驚醒夢中人：“一旦有人攻擊他們的動機，他們可能會深受打擊，並突然意識到自己跟其他人一樣是有缺陷的，就只是平凡人而已，不完全值得敬佩。”

在政治領域中，我們尤其需要認清人性的矛盾與罪惡：不同政黨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為著不同立場的選民的公義而戰——沒有一個政黨，是不帶著選票利益來利用各自的選民族群的（不管那個族群是基督徒，還是彩虹族）。

願不夠善良的我們，面對個人生活中的掙紮、職場上的角力，以及政治領域的激鬥，都能從容而優雅，靠著主的恩典，分辨行善的誘惑，經歷上帝所賞賜的平安！

註：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rsg.: R. Schmidt (Hamburg: Meiner, 1976), B 833-837.

參考書目：彼得‧杜拉克，《行善的誘惑》，吳程遠 譯，（臺北：遠流，2008 ）。

 

作者曾留學德國。現為臺北衛理神學院神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