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24.09.04

羊羊

难以下咽的野果

我的家乡,是唯一与京杭大运河直接相通的古镇。妈妈归信基督时，我们周围乡村中，一个教堂都没有。每当周日礼拜，我们要走很远很远的路，翻过一座又一座的桥，而聚集敬拜的大会堂，是以前村民开大会用的荒废礼堂。

农村教会由于文化水平有限，没有主日学，甚至没有人会讲普通话。

我童年的教会生活，是长时间坐着打瞌睡，被妈妈揪耳朵的经历；是大人们救火似的祈祷与抹不完的眼泪。那时我经常听不懂讲道；认字后，便靠自己读《撒母耳记》、《列王纪》与《历代志》等故事，熬过一堂堂敬拜时间。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己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帮老奶奶们抄写诗歌。“字要写得大一点！”奶奶们一边说一边拿出皱巴巴的本子给我。等她们拿到抄好的诗歌时，即便不认识字，也会很开心地夸赞我一番。

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即使在地理位置优越的大运河旁，还是有很多贫穷的家庭。教会经常做的事工，便是探访。每当主日中午的休息时间，妈妈会带着我，跟随牧者们走访有病患的信徒家庭。以至于很长时间，我以为只有死后才有盼望——天堂，是支撑我们活着的唯一信念。

“我是个拉撒路，做人应当苦！”小时候唱起这首诗歌，总是被妈妈纠正：“做人真叫苦！不是应当苦”。可我明明记得是“应当苦”：不是受苦才能上天堂吗？

工作后，我来到了大运河的第一湾附近定居。我逐渐开始渴望了解更有系统的信仰知识。但这里教会的传统是，普通信徒只能透过周日聚会，才能获得真理教导；只有参与服事的人，才有学习神学的机会。

如此教会生活的落后、荒凉，让我一度以为从未有人在此细细翻垦播种，导致仅仅结出一堆干瘪、难以下咽的野果——浩浩运河流经我的家乡，带来几代文明的发展，却似乎从未滋润过灵性这一块隐藏的领域。

星火燎原之势

然而，一份由无名陌生人保存的珍贵资料，在我眼前打开。我何其有幸，得以了解一段未曾涉足的历史，一段被掩埋的时光：在一篇名为《福音光杂志》的报导中，清末民初时期的“乌镇牧境”（教区名）展开在我眼前。

1891年（光绪17年。编注），监理公会（American Souther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1939年与美以美会、美普会合并为卫理公会。编注）调派两位牧师在江苏南浔牧会时，到乌镇布道。当慕道者增至六七名，两位牧师设法租用民房设立布道所。

1893年（光绪19年。编注），由一位内地会信徒助力牧会，产生了第一位受洗、正式加入教会的信徒——“沈君香士公”。沈香士于1897年（光绪23年）立志传道，“（光绪）27年领本处传道执照，即在本堂代理一切职务”。“自此之后，信主者日渐加增”，并在十几年间，发展出好几位受训任职的本地牧师。

宣统年间，教会日渐兴旺，设立学校、建造新堂，实践自养模式。教会学校大力培养学生，设立了儿童主日学与唱诗班、妇女圣经学习班。毕业典礼上，不乏有年老白发苍苍的老学员讲述圣经故事，令听者莫不起敬。

期间，教会逐渐向周边乡村发展，宣教事工随着牧者们不辞辛劳的脚步，得以奋力进行。乌镇以南的乡村也迎来福音的曙光：有村民从碓坊桥去乌镇听道后，回乡后自发搭起草棚建立聚会点。公会调派的驻堂传道忠心竭力、尽心服事，乡村教会星火燎原之势，逐渐建立。

石湾教会

运河第一湾的石湾，即丰子恺的故乡石门，也迎来了福音的第一个脚步。

1903年，乌镇的沈香士先生前去布道，设立了石湾教会。1904年（光绪30年。编注），公会调派正式传道入驻工作。石湾人虽没有拒绝布道大会，却因迷信风俗，使得宣教工作的开展，困难重重。然而牧师以坚韧之志继续坚守，两年后渐渐有人受洗入教。又过了3年后，听而信道的人持续增加。

每一任调派牧师都竭尽全力，白天布道夜晚祈祷不息。

1915年（民国4年。编注），时任牧师之子沈嗣庄，在寒假、暑假里返家的时候，开设了义务夜校，教授中西学识。沈牧父子注重栽培事工，石湾教会得以蒸蒸日上，进入一段兴盛时期。

后任牧师继前任之志，白天四乡奔走布道，晚上授课至深夜。“一方面开通民智，一方灌输真理”。石湾教会人数越来越多，于1922年新堂建筑成功。

1925年（民国14年。编注），继任牧师工作日渐艰难，时局进入总理容共时期，人员也开始复杂，“遂有排教风潮”。各地教会先后陷入困境。

当时，乌镇教会面临的第一重大打击，是环境动荡带来的经济困难，导致教会建立的女子学校，不得不暂停。而碓坊桥教会先行衰落，“无奈事过境迁……衰败至无可收拾”。简短字句，道出无限心酸：“沉睡不醒之教会，将来何堪迎接荣耀之耶稣”、“深望阅者诸君恳为代祷”。

对比建立初期的热心与现状，读来不禁深感惋惜。

石湾教会在时代变化中也经历重重困难：

“民国16年（1927）冬……当时的教会受打击之后，传道工作困顿异常……所谓新主义之民众，对于教会深为隔膜……而沈牧在此无法推广福音之际，先从事社会服务方面。”

布道工作不易展开时，教会设立诊所，春季为村民接种牛痘，夏季做防疫工作。1933年（民国22年。编注）后，教会受环境影响经济陷入困顿，艰难维持。那座曾是运河边一道独特风景、代表着石湾教会兴盛期的教堂，在抗日战争时期不幸被日军飞机炸去尖顶。并于1970年运河拓宽时，连同河边的两座桥一并拆除了。

无名的跟随者

然而，“石门的教堂其实到2018年还在的。”老家一位弟兄如此说。原来，建筑虽一次次被毁，但石门的信徒一直把信仰传承了下来，在其他地方举行敬拜。这个现今依然活跃的教会，曾受教于长老会。

20多年前的一个凌晨，我亲眼目睹在荷枪实弹的监督下，硕大的挖掘机轰轰地拆除了有形的建筑。而我愿意称他们是我的弟兄，以生活、以手中的工作来活出祂的教导，正如当年的石湾教会困难时期所做的。

怎样的灵巧曾经保存了石湾教会的信仰传承，不得不令人深思。

当年的监理公会，文章中以“循环司”“长老司”混合运用；结合乌镇建立教会之初与内地会信徒合作，不难看出各宗派抛弃偏见，联合办事的同心。沿着大运河，建立教会、输送人才，为了使真理进入未曾听到祂名的民中。

涛涛大运河带来的，不止是经济的繁荣；透过这份史料，我分明看到那条生命的河流，滋润着两岸，延伸到万民之地。

教会的历史在可见的有形之事中起起落落。教堂的搬迁、建造、拆毁，人员的调派、变动，时局的动荡与安定，都会给教会带来不一样的冲击。而教会以怎样的姿态应对每一个挑战，也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

当我回首，跟随那段遥远的历史望向未来，想我所经过的荒凉与痛苦，会不会正为下一段丰盛的来临，做准备？我又用怎样的姿态去迎接？又或者，我所期待的兴盛时期，可能不是我今生能见到，那么我是否愿意做一位细细翻垦播种的农夫？就像在那遥远的年代里，有名无名的基督跟随者，默默地耕耘那块属于主的田地；而丰收的果实，也许只待后来的人来品尝。

答案在历史的主那里。

作者来自中国，一个在工作与生活的缝隙里挣扎的中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