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4.09.04

羊羊

難以下嚥的野果

我的家鄉,是唯一與京杭大運河直接相通的古鎮。媽媽歸信基督時，我們周圍鄉村中，一個教堂都沒有。每當週日禮拜，我們要走很遠很遠的路，翻過一座又一座的橋，而聚集敬拜的大會堂，是以前村民開大會用的荒廢禮堂。

農村教會由於文化水平有限，沒有主日學，甚至沒有人會講普通話。

我童年的教會生活，是長時間坐著打瞌睡，被媽媽揪耳朵的經歷；是大人們救火似的祈禱與抹不完的眼淚。那時我經常聽不懂講道；認字後，便靠自己讀《撒母耳記》、《列王紀》與《歷代志》等故事，熬過一堂堂敬拜時間。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自己做的最大“貢獻”，就是幫老奶奶們抄寫詩歌。“字要寫得大一點！”奶奶們一邊說一邊拿出皺巴巴的本子給我。等她們拿到抄好的詩歌時，即便不認識字，也會很開心地誇讚我一番。

改革開放初期的農村，即使在地理位置優越的大運河旁，還是有很多貧窮的家庭。教會經常做的事工，便是探訪。每當主日中午的休息時間，媽媽會帶著我，跟隨牧者們走訪有病患的信徒家庭。以至於很長時間，我以為只有死後才有盼望——天堂，是支撐我們活著的唯一信念。

“我是個拉撒路，做人應當苦！”小時候唱起這首詩歌，總是被媽媽糾正：“做人真叫苦！不是應當苦”。可我明明記得是“應當苦”：不是受苦才能上天堂嗎？

工作後，我來到了大運河的第一灣附近定居。我逐漸開始渴望瞭解更有系統的信仰知識。但這裡教會的傳統是，普通信徒只能透過週日聚會，才能獲得真理教導；只有參與服事的人，才有學習神學的機會。

如此教會生活的落後、荒涼，讓我一度以為從未有人在此細細翻墾播種，導致僅僅結出一堆乾癟、難以下嚥的野果——浩浩運河流經我的家鄉，帶來幾代文明的發展，卻似乎從未滋潤過靈性這一塊隱藏的領域。

星火燎原之勢

然而，一份由無名陌生人保存的珍貴資料，在我眼前打開。我何其有幸，得以瞭解一段未曾涉足的歷史，一段被掩埋的時光：在一篇名為《福音光雜誌》的報導中，清末民初時期的“烏鎮牧境”（教區名）展開在我眼前。

1891年（光緒17年。編註），監理公會（American Souther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1939年與美以美會、美普會合併為衛理公會。編註）調派兩位牧師在江蘇南潯牧會時，到烏鎮佈道。當慕道者增至六七名，兩位牧師設法租用民房設立佈道所。

1893年（光緒19年。編註），由一位內地會信徒助力牧會，產生了第一位受洗、正式加入教會的信徒——“沈君香士公”。沈香士於1897年（光緒23年）立志傳道，“（光緒）27年領本處傳道執照，即在本堂代理一切職務”。“自此之後，信主者日漸加增”，並在十幾年間，發展出好幾位受訓任職的本地牧師。

宣統年間，教會日漸興旺，設立學校、建造新堂，實踐自養模式。教會學校大力培養學生，設立了兒童主日學與唱詩班、婦女聖經學習班。畢業典禮上，不乏有年老白髮蒼蒼的老學員講述聖經故事，令聽者莫不起敬。

期間，教會逐漸向周邊鄉村發展，宣教事工隨著牧者們不辭辛勞的腳步，得以奮力進行。烏鎮以南的鄉村也迎來福音的曙光：有村民從碓坊橋去烏鎮聽道後，回鄉後自發搭起草棚建立聚會點。公會調派的駐堂傳道忠心竭力、盡心服事，鄉村教會星火燎原之勢，逐漸建立。

石灣教會

運河第一灣的石灣，即豐子愷的故鄉石門，也迎來了福音的第一個腳步。

1903年，烏鎮的沈香士先生前去佈道，設立了石灣教會。1904年（光緒30年。編註），公會調派正式傳道入駐工作。石灣人雖沒有拒絕佈道大會，卻因迷信風俗，使得宣教工作的開展，困難重重。然而牧師以堅韌之志繼續堅守，兩年後漸漸有人受洗入教。又過了3年後，聽而信道的人持續增加。

每一任調派牧師都竭盡全力，白天佈道夜晚祈禱不息。

1915年（民國4年。編註），時任牧師之子沈嗣莊，在寒假、暑假裡返家的時候，開設了義務夜校，教授中西學識。沈牧父子注重栽培事工，石灣教會得以蒸蒸日上，進入一段興盛時期。

後任牧師繼前任之志，白天四鄉奔走佈道，晚上授課至深夜。“一方面開通民智，一方灌輸真理”。石灣教會人數越來越多，於1922年新堂建築成功。

1925年（民國14年。編註），繼任牧師工作日漸艱難，時局進入總理容共時期，人員也開始複雜，“遂有排教風潮”。各地教會先後陷入困境。

當時，烏鎮教會面臨的第一重大打擊，是環境動盪帶來的經濟困難，導致教會建立的女子學校，不得不暫停。而碓坊橋教會先行衰落，“無奈事過境遷……衰敗至無可收拾”。簡短字句，道出無限心酸：“沉睡不醒之教會，將來何堪迎接榮耀之耶穌”、“深望閱者諸君懇為代禱”。

對比建立初期的熱心與現狀，讀來不禁深感惋惜。

石灣教會在時代變化中也經歷重重困難：

“民國16年（1927）冬……當時的教會受打擊之後，傳道工作困頓異常……所謂新主義之民眾，對於教會深為隔膜……而沈牧在此無法推廣福音之際，先從事社會服務方面。”

佈道工作不易展開時，教會設立診所，春季為村民接種牛痘，夏季做防疫工作。1933年（民國22年。編註）後，教會受環境影響經濟陷入困頓，艱難維持。那座曾是運河邊一道獨特風景、代表著石灣教會興盛期的教堂，在抗日戰爭時期不幸被日軍飛機炸去尖頂。並於1970年運河拓寬時，連同河邊的兩座橋一併拆除了。

無名的跟隨者

然而，“石門的教堂其實到2018年還在的。”老家一位弟兄如此說。原來，建築雖一次次被毀，但石門的信徒一直把信仰傳承了下來，在其他地方舉行敬拜。這個現今依然活躍的教會，曾受教於長老會。

20多年前的一個淩晨，我親眼目睹在荷槍實彈的監督下，碩大的挖掘機轟轟地拆除了有形的建築。而我願意稱他們是我的弟兄，以生活、以手中的工作來活出祂的教導，正如當年的石灣教會困難時期所做的。

怎樣的靈巧曾經保存了石灣教會的信仰傳承，不得不令人深思。

當年的監理公會，文章中以“迴圈司”“長老司”混合運用；結合烏鎮建立教會之初與內地會信徒合作，不難看出各宗派拋棄偏見，聯合辦事的同心。沿著大運河，建立教會、輸送人才，為了使真理進入未曾聽到祂名的民中。

濤濤大運河帶來的，不止是經濟的繁榮；透過這份史料，我分明看到那條生命的河流，滋潤著兩岸，延伸到萬民之地。

教會的歷史在可見的有形之事中起起落落。教堂的搬遷、建造、拆毀，人員的調派、變動，時局的動盪與安定，都會給教會帶來不一樣的衝擊。而教會以怎樣的姿態應對每一個挑戰，也帶來截然不同的結果。

當我回首，跟隨那段遙遠的歷史望向未來，想我所經過的荒涼與痛苦，會不會正為下一段豐盛的來臨，做準備？我又用怎樣的姿態去迎接？又或者，我所期待的興盛時期，可能不是我今生能見到，那麼我是否願意做一位細細翻墾播種的農夫？就像在那遙遠的年代裡，有名無名的基督跟隨者，默默地耕耘那塊屬於主的田地；而豐收的果實，也許只待後來的人來品嘗。

答案在歷史的主那裡。

作者來自中國，一個在工作與生活的縫隙裡掙扎的中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