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加/文、圖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4.12.07
在一個事事要依法而行的國家中,在關鍵的國家權力轉移時刻,竟然不是憑藉著法律的依據,而是全靠一個人出於美德的影響力,來達成交接……那麼,這個人是誰呢?
法蘭西斯酒館
從曼哈頓下城的911紀念館,繼續向南走不到10分鐘,在珍珠街(Pearl St.)和寬街(Broad St.)的交口處,有一棟鮮為人注意的3層小樓, 這就是紐約的歷史建築——法蘭西斯酒館(Frances Tavern)。
據說,這是紐約市現存最古老的建築,也是最具有歷史意義的一間酒館。小樓的一層仍在營業,裡面的酒吧叫“美國獨立吧”(Independent Bar)。不難猜到,這裡與美國的獨立息息相關。
小樓的第2層,有一個長形房間。這個房間不大,比今天很多富裕家庭的餐廳大不了多少。在當時,這是個比較正式的聚餐場所,現今完全保持了200多年前,美國獨立戰爭結束時的原貌,並開放給遊人免費參觀。(註1)
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紐約作為美國最重要的城市,被英軍佔領了整整7年。
直到1783年11月25日,最後一名戰敗的英軍撤離紐約,英軍將城市移交給美方的亨利•霍克斯將軍。同一天,總司令喬治•華盛頓將軍帶領800名騎兵,由北向南,凱旋進入紐約,紐約市民夾道歡迎。
當晚,紐約州長喬治•克林頓,就在這間長屋宴請華盛頓和他的將領們。
紐約市把11月25日稱為 “撤軍日” (Evacuation Day) ,至今仍作為節日紀念。這頓凱旋大餐之後的第9天,更重要的事件發生在這間“長屋”裡。
最後的午餐
1783年12月4日中午,華盛頓再次把他的將領們聚集在長屋,其中有霍克斯將軍和本傑明•塔爾梅齊大校。這一次聚餐可算是華盛頓的“最後的午餐”——他在這裡,正式向軍官們告別。華盛頓已經決定從最高軍事指揮官辭職,將權力和平交接給文官政府。
“12點鐘,軍官們聚在法蘭西斯酒館,華盛頓將軍約好在這裡與他們會面並告別。我們剛聚在一起沒一會兒,將軍就走進房間,大家的情緒都很激動,在屏住呼吸中,華盛頓拿了一些茶點,對軍官們說:‘我現在滿懷著愛和感激之情向你們告別。我最虔誠地祝福你們將來的日子像過去輝煌光榮的日子一樣繁榮幸福。’”
塔爾梅齊大校在他的回憶錄中繼續寫道:
“一杯酒後,華盛頓與他的將士們一一擁抱,握手告別。諾克斯將軍離華盛頓最近,他們默默地擁抱在一起,淚流滿面,說不出話來。房間裡每一位軍官都以同樣深情的方式走上前去,與總司令告別。我從未見過如此令人激動和哭泣的場景……”(法蘭西斯酒館2樓的長屋介紹。)
在指揮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華盛頓以其卓越的品格和優秀的領導力,贏得將士們廣泛的尊重和愛戴:他勤奮、自律、堅毅。
當面對戰爭中寒冬氣候嚴酷,補給、衣物不足,士兵們因疾病、饑餓和缺乏薪水而士氣低落時,他知道如何激勵部隊;他紀律嚴明,以公平和公正對待部隊而聞名;他甚至對一些軍官和士兵有個別的關懷,關心他們的福祉,感謝他們的付出。華盛頓與他的官兵的關係是相互尊重和令人欽佩的。
不誇張地說:華盛頓的品格和其領導力。確保了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
對新鮮出爐的美利堅合眾國,“打下了江山”的華盛頓在美國人心中的地位,如日中天。如果他想做國王,既合乎情理,也有人們的擁戴。雖然當時的國父們都有崇高的願景,希望以嶄新的國家體制,擺脫歐洲多年專制傳統的對人民的束縛。但是平心而論,人們在奪取權力的努力中所宣揚的高尚理念,在權力到手後,又有多少時候還能持守?
“他深受軍隊愛戴,深受人民尊敬,如果這位勝利的領袖選擇保留他長期以來一直受到普遍認可的權力,誰能反對他呢?” 在華盛頓手下服役的約翰•特朗布爾(John Trumbull),在他的傳記中,認為華盛頓辭去總司令職務,是“給予世界有史以來最高的道德教訓之一”。(註2)
華盛頓以其超越性的美德,以一個世界從未見過的、“打江山卻不坐江山”的全新樣式,實踐了在權力上的謙卑和自限,為美國的真正強大,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再次主動成為普通人
結束了法蘭西斯酒館的告別午餐,華盛頓隨即在附近的白廳碼頭,登上駁船離開曼哈頓,渡哈遜河,來到新澤西的保盧斯胡克(現澤西市Jersey City)。從那裡,華盛頓繼續前往馬裡蘭州的安納波利斯市(Annapolis)。19天後,在安納波利斯市的馬裡蘭州議會大廈,華盛頓向臨時國會正式辭職,把權力移交給了文官政府。
約翰•特朗布爾把此事件畫成油畫,成為現今陳列在美國國會圓形大廈裡,8幅巨型油畫之一。
1783年聖誕,華盛頓回到自己的維農山莊(Mt. Vernon),成為一個普通人。
1787年,因著華盛頓崇高的威望,他被請來主持美國制憲代表大會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在重重困難中,華盛頓在聽取各方意見,顧及各方利益中,起到關鍵作用,最終促成美國憲法的制訂,成為美國歷史上又一個最重大事件之一。
隨著憲法的制訂,美國在1788-1789年選出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同意,從退居生活回到政壇。又一次,因著他崇高的威望,華盛頓以全票(選舉人票)當選總統。
1789年4月30日,華盛頓在紐約華爾街上的聯邦大廳(Federal Hall),發表了第一次總統就職講演。今天,有一個華盛頓的雕塑矗立在這裡,它離法蘭西斯酒館步行只需5分鐘。
在就職8年期間,華盛頓為建立一個強有力和受人尊敬的政府,立下許多成功的先例。
1797年,華盛頓結束第2任總統任職之後,雖各方請求和期盼中,仍堅持拒絕擔任第3任總統。他再次主動移交手中的最高權力,再次回到了維農山莊成為普通人。
“華盛頓的第2次放權影響之大,以至於後面一百多年期間的歷屆美國總統。出於對華盛頓的尊重,沒有一位不遵守任期不能超過兩屆的慣例。”這是我在參觀美國國會山(Capitol Hill)的時候,導遊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
在一個事事依法而行的國家,一個如此關鍵的國家權力交接的過程,竟然沒有法律依據,而是全靠一個人美德的影響力來維繫的。只要我們想想美國今天的情形,就知道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
總統任期不超過兩任的慣例,到1940年代被二戰時的羅斯福總統打破。他連續做了四屆總統,並在他的任期上過世。1951年,美國終於將這個慣例正式列為美國憲法第二十二修正案。
1827年,美國的國會大廈的圓形大廳建成。大廳下是個地下室,裡面有13尊雕像,代表建國時的13個州。為了記念國父華盛頓總統,國會特別在地下室的正中央下,建了一個墓地(Capitol Crypt)。這是模仿歐洲大教堂將聖徒埋葬在地下室的習慣,國會希望這裡永久埋葬華盛頓和他的妻子,以供人們永遠瞻仰和記念。(註3)
只不過,這個“墳墓”至今仍然是空的。因為按照華盛頓的遺囑,他一直被埋葬在自己的維農山莊。就如他當年在法蘭西斯酒館告別將士們一樣,他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告別這個世界。
對公共政治的影響和參與
毋庸置疑, 從建國到今天,基督信仰對美國政體裡權力的建立、互動和制約有深刻的影響。隨著近些年北美華人基督徒對參政、助選的熱心參與,基督信仰如何正面地影響到公共政治、政策、法律以及人們的生活方式又變成教會裡的熱門話題。
華盛頓總統的故事,無疑是一個極好的典範:
“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尊為君王的,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只是在你們中間,不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誰願為首,就必作衆人的僕人。 因爲人子(耶穌)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可》10:42-45)
耶穌在2000多年前對門徒的這席話,對追逐權力的世界來說,是顛覆性的。即使到了200多年前華盛頓所處的時代,人們見到的,仍然是特朗布爾所描述的: “統治者為了更多的獲取權力不惜讓國家陷入暴力和動亂之中。”(willing to convulse the empire to acquire more)(註4)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華盛頓活出了一個新樣式——在權力的觀念和運作上,其樣式與世界截然相反。他不僅因此塑造了美國政治運作方式,也影響了整個世界!
這麼大的改變,不是通過華盛頓的口舌,也不是靠立法,而是通過美德與榜樣。
究竟華盛頓如此做,是從哪裡來的啟示和能力?直到今天,我們無法得到確定的答案。
根據歷史記錄,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是基督信仰深深地影響了他。華盛頓在聖公會的薰陶下長大,聖經中關於“謙卑”、“服事”、基督的品格和眾聖徒的美德,對他都不陌生。
然而,華盛頓把自己的信仰完全放在隱私裡,極少提及。他在公開場合,從沒有用過基督教的語言講話,也從未公開用言語傳播基督信仰。按今天的標準,我們甚至不清楚他是不是有“正統”的基督信仰?許多學者根據他的公開文字、話語,認為他更像是自然神論者。
基督教與世俗權力
華盛頓從未推動以基督教立國,也從未推動將基督教與世俗權力結合,更沒有嘗試借助宗教的力量來改變世界。我們唯一看到的,就是一個行出來的“美德”,用今天的基督教術語,就是他有生命的影響力。
這幾年,越來越多的聲音,號召教會和基督徒採取行動,用選票,用多數,用奪取權力和立法,來使教會能夠影響社會,以阻止道德下滑。
然而,如果今天世界看到的教會,僅僅是用一種世人習慣的權力之爭為其參政的方式——以一種縱容謊言和虛偽的方式,來達到奪權的目的;卻看不到基督的形象,有基督的美德被彰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世界不會因此被改變,而是教會正在被世界改變。
註:
1. https://www.frauncestavernmuseum.org/.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Washington%27s_resignation_as_commander-in-chief.
3. https://www.aoc.gov/explore-capitol-campus/buildings-grounds/capitol-building/crypt.
4. 同2。
作者出生於北京,北京醫科大學畢業。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博士,細胞分子醫學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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