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加/文、图
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言与思专栏2024.12.07
在一个事事要依法而行的国家中,在关键的国家权力转移时刻,竟然不是凭借着法律的依据,而是全靠一个人出于美德的影响力,来达成交接……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法兰西斯酒馆
从曼哈顿下城的911纪念馆,继续向南走不到10分钟,在珍珠街(Pearl St.)和宽街(Broad St.)的交口处,有一栋鲜为人注意的3层小楼, 这就是纽约的历史建筑——法兰西斯酒馆(Frances Tavern)。
据说,这是纽约市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间酒馆。小楼的一层仍在营业,里面的酒吧叫“美国独立吧”(Independent Bar)。不难猜到,这里与美国的独立息息相关。
小楼的第2层,有一个长形房间。这个房间不大,比今天很多富裕家庭的餐厅大不了多少。在当时,这是个比较正式的聚餐场所,现今完全保持了200多年前,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时的原貌,并开放给游人免费参观。(注1)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纽约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城市,被英军占领了整整7年。
直到1783年11月25日,最后一名战败的英军撤离纽约,英军将城市移交给美方的亨利•霍克斯将军。同一天,总司令乔治•华盛顿将军带领800名骑兵,由北向南,凯旋进入纽约,纽约市民夹道欢迎。
当晚,纽约州长乔治•克林顿,就在这间长屋宴请华盛顿和他的将领们。
纽约市把11月25日称为 “撤军日” (Evacuation Day) ,至今仍作为节日纪念。这顿凯旋大餐之后的第9天,更重要的事件发生在这间“长屋”里。
最后的午餐
1783年12月4日中午,华盛顿再次把他的将领们聚集在长屋,其中有霍克斯将军和本杰明•塔尔梅齐大校。这一次聚餐可算是华盛顿的“最后的午餐”——他在这里,正式向军官们告别。华盛顿已经决定从最高军事指挥官辞职,将权力和平交接给文官政府。
“12点钟,军官们聚在法兰西斯酒馆,华盛顿将军约好在这里与他们会面并告别。我们刚聚在一起没一会儿,将军就走进房间,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在屏住呼吸中,华盛顿拿了一些茶点,对军官们说:‘我现在满怀着爱和感激之情向你们告别。我最虔诚地祝福你们将来的日子像过去辉煌光荣的日子一样繁荣幸福。’”
塔尔梅齐大校在他的回忆录中继续写道:
“一杯酒后,华盛顿与他的将士们一一拥抱,握手告别。诺克斯将军离华盛顿最近,他们默默地拥抱在一起,泪流满面,说不出话来。房间里每一位军官都以同样深情的方式走上前去,与总司令告别。我从未见过如此令人激动和哭泣的场景……”(法兰西斯酒馆2楼的长屋介绍。)
在指挥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以其卓越的品格和优秀的领导力,赢得将士们广泛的尊重和爱戴:他勤奋、自律、坚毅。
当面对战争中寒冬气候严酷,补给、衣物不足,士兵们因疾病、饥饿和缺乏薪水而士气低落时,他知道如何激励部队;他纪律严明,以公平和公正对待部队而闻名;他甚至对一些军官和士兵有个别的关怀,关心他们的福祉,感谢他们的付出。华盛顿与他的官兵的关系是相互尊重和令人钦佩的。
不夸张地说:华盛顿的品格和其领导力。确保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
对新鲜出炉的美利坚合众国,“打下了江山”的华盛顿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如日中天。如果他想做国王,既合乎情理,也有人们的拥戴。虽然当时的国父们都有崇高的愿景,希望以崭新的国家体制,摆脱欧洲多年专制传统的对人民的束缚。但是平心而论,人们在夺取权力的努力中所宣扬的高尚理念,在权力到手后,又有多少时候还能持守?
“他深受军队爱戴,深受人民尊敬,如果这位胜利的领袖选择保留他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普遍认可的权力,谁能反对他呢?” 在华盛顿手下服役的约翰•特朗布尔(John Trumbull),在他的传记中,认为华盛顿辞去总司令职务,是“给予世界有史以来最高的道德教训之一”。(注2)
华盛顿以其超越性的美德,以一个世界从未见过的、“打江山却不坐江山”的全新样式,实践了在权力上的谦卑和自限,为美国的真正强大,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再次主动成为普通人
结束了法兰西斯酒馆的告别午餐,华盛顿随即在附近的白厅码头,登上驳船离开曼哈顿,渡哈逊河,来到新泽西的保卢斯胡克(现泽西市Jersey City)。从那里,华盛顿继续前往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市(Annapolis)。19天后,在安纳波利斯市的马里兰州议会大厦,华盛顿向临时国会正式辞职,把权力移交给了文官政府。
约翰•特朗布尔把此事件画成油画,成为现今陈列在美国国会圆形大厦里,8幅巨型油画之一。
1783年圣诞,华盛顿回到自己的维农山庄(Mt. Vernon),成为一个普通人。
1787年,因着华盛顿崇高的威望,他被请来主持美国制宪代表大会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在重重困难中,华盛顿在听取各方意见,顾及各方利益中,起到关键作用,最终促成美国宪法的制订,成为美国历史上又一个最重大事件之一。
随着宪法的制订,美国在1788-1789年选出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同意,从退居生活回到政坛。又一次,因着他崇高的威望,华盛顿以全票(选举人票)当选总统。
1789年4月30日,华盛顿在纽约华尔街上的联邦大厅(Federal Hall),发表了第一次总统就职讲演。今天,有一个华盛顿的雕塑矗立在这里,它离法兰西斯酒馆步行只需5分钟。
在就职8年期间,华盛顿为建立一个强有力和受人尊敬的政府,立下许多成功的先例。
1797年,华盛顿结束第2任总统任职之后,虽各方请求和期盼中,仍坚持拒绝担任第3任总统。他再次主动移交手中的最高权力,再次回到了维农山庄成为普通人。
“华盛顿的第2次放权影响之大,以至于后面一百多年期间的历届美国总统。出于对华盛顿的尊重,没有一位不遵守任期不能超过两届的惯例。”这是我在参观美国国会山(Capitol Hill)的时候,导游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在一个事事依法而行的国家,一个如此关键的国家权力交接的过程,竟然没有法律依据,而是全靠一个人美德的影响力来维系的。只要我们想想美国今天的情形,就知道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
总统任期不超过两任的惯例,到1940年代被二战时的罗斯福总统打破。他连续做了四届总统,并在他的任期上过世。1951年,美国终于将这个惯例正式列为美国宪法第二十二修正案。
1827年,美国的国会大厦的圆形大厅建成。大厅下是个地下室,里面有13尊雕像,代表建国时的13个州。为了记念国父华盛顿总统,国会特别在地下室的正中央下,建了一个墓地(Capitol Crypt)。这是模仿欧洲大教堂将圣徒埋葬在地下室的习惯,国会希望这里永久埋葬华盛顿和他的妻子,以供人们永远瞻仰和记念。(注3)
只不过,这个“坟墓”至今仍然是空的。因为按照华盛顿的遗嘱,他一直被埋葬在自己的维农山庄。就如他当年在法兰西斯酒馆告别将士们一样,他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告别这个世界。
对公共政治的影响和参与
毋庸置疑, 从建国到今天,基督信仰对美国政体里权力的建立、互动和制约有深刻的影响。随着近些年北美华人基督徒对参政、助选的热心参与,基督信仰如何正面地影响到公共政治、政策、法律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又变成教会里的热门话题。
华盛顿总统的故事,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典范:
“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 因为人子(耶稣)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可》10:42-45)
耶稣在2000多年前对门徒的这席话,对追逐权力的世界来说,是颠覆性的。即使到了200多年前华盛顿所处的时代,人们见到的,仍然是特朗布尔所描述的: “统治者为了更多的获取权力不惜让国家陷入暴力和动乱之中。”(willing to convulse the empire to acquire more)(注4)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华盛顿活出了一个新样式——在权力的观念和运作上,其样式与世界截然相反。他不仅因此塑造了美国政治运作方式,也影响了整个世界!
这么大的改变,不是通过华盛顿的口舌,也不是靠立法,而是通过美德与榜样。
究竟华盛顿如此做,是从哪里来的启示和能力?直到今天,我们无法得到确定的答案。
根据历史记录,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是基督信仰深深地影响了他。华盛顿在圣公会的薰陶下长大,圣经中关于“谦卑”、“服事”、基督的品格和众圣徒的美德,对他都不陌生。
然而,华盛顿把自己的信仰完全放在隐私里,极少提及。他在公开场合,从没有用过基督教的语言讲话,也从未公开用言语传播基督信仰。按今天的标准,我们甚至不清楚他是不是有“正统”的基督信仰?许多学者根据他的公开文字、话语,认为他更像是自然神论者。
基督教与世俗权力
华盛顿从未推动以基督教立国,也从未推动将基督教与世俗权力结合,更没有尝试借助宗教的力量来改变世界。我们唯一看到的,就是一个行出来的“美德”,用今天的基督教术语,就是他有生命的影响力。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声音,号召教会和基督徒采取行动,用选票,用多数,用夺取权力和立法,来使教会能够影响社会,以阻止道德下滑。
然而,如果今天世界看到的教会,仅仅是用一种世人习惯的权力之争为其参政的方式——以一种纵容谎言和虚伪的方式,来达到夺权的目的;却看不到基督的形象,有基督的美德被彰显,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世界不会因此被改变,而是教会正在被世界改变。
注:
1. https://www.frauncestavernmuseum.org/.
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Washington%27s_resignation_as_commander-in-chief.
3. https://www.aoc.gov/explore-capitol-campus/buildings-grounds/capitol-building/crypt.
4. 同2。
作者出生于北京,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博士,细胞分子医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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