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俐

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言与思专栏2025.1.27

记忆之锁

2024年年底，日本女星中山美穗骤逝的消息一传开，许多人又开始重温1995年的经典电影《情书》。在电影中，女主角渡边博子（中山美穗饰）在未婚夫藤井树（柏原崇饰，青年时期）因登山事故去世两年后，仍无法忘怀。在整理遗物的过程中，她偶然发现了藤井树少年时期的地址。怀着思念与不舍的心情，她寄出了一封信到此地址，开头写着：“你过得还好吗？”

也因这一封信，导演带着观众们进入了另一个同名少女藤井树的故事。每一个人物，都有着属于他/她自己支线的故事：对渡边博子而言，她所渴望的，是从层层的记忆碎片与生活线索之中，拼凑一个所爱之人的真实面貌；对于女藤井树而言，她所追溯与唤回的，是中学时代的青涩记忆与雪藏在心中的丧父的伤痛，以及在这些失去父亲的日子里，母亲与爷爷内心的痛苦与灵魂的拷问。

一封简短的信件，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许多人生命深处的记忆之锁，使得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记忆与回忆得以重叠，或悲或喜的生命故事可以从独白进入对话，每个剧中人物的生命历史，在这重重回忆的交叠与互换之中，重新定义，也重新改写。

雪藏在记忆之门背后的深层回忆，不见得会任凭我们自由调度，我们终而会发现，人生中每一次记忆之井的上涌，每一朵内在情感之花的绽放，每一缕遗绪所带来的张力，所带来的内心翻腾与生命秩序的重整，都诉说着我们的侷限，以及上帝渴望在我们生命中介入与医治的恩典。

战争孤儿

珍藏在我们心中的回忆，有多少是真实，有多少是想像？我们该如何从个人的生命经历之中，重新建构自我的认同？哲学家旅格尔（Paul Ricoeur，1913-2005）在他的记忆现象学中不断探索这个议题。吕格尔的母亲在他出生几个月后便去世。在他两岁时，他的父亲在1915年一战的香槟会战失踪，直到1932年，当地农田被耕作时才发现遗骸，透过身份标签确认其身份。“战争孤儿”成为他初期生命的定位与认同。

由祖父母与姑姑抚养的吕格尔成长在重视圣经研究的新教徒家庭，他从小热爱阅读和哲学思考。二战时他被德军俘虏，在战俘营期间，经历了好友被德军狙击手打爆脑袋，这促使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他开始反思生命的意义。在充满苦难的集中营中旅格尔组织读书会和哲学课程，他将书本偷偷藏在床垫下，秘密翻译了犹太哲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被纳粹封禁的著作《观念》（Ideen）。晚年，吕格尔经历了丧子之痛，使他继续在写作与哲学论述中寻求自我疗愈。（注1）

吕格尔在他的晚期著作《记忆、历史、遗忘》（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中提及，在记忆现象学的脉络下，个人记忆的形成与群体记忆的形成是完全不同的，为避免个人与群体记忆用类比概念，他首先处理的是“是什么的记忆”（记忆的内容/ what），进而再来处理“是谁的记忆”（记忆的对象/who）：避开记忆主体性，放下记忆的对象先进行反思性的记忆，经过回忆的过程，去探究记忆的内容，再回到记忆的对象。（注2）

重新定位生命

正如电影《情书》里面所探讨的，什么是剧中人物所记忆的？而存有这些记忆的，又是什么样的人？一位逝去儿子的父亲，在悲痛与自责中一次次在雪地里丈量家到医院的距离，为要确定自己当时背着儿子到医院速度比救护车更快；一位痛失丈夫的妻子，终身怀着对公公的不谅解，只因为公公在大雪之中坚持背着儿子去就医；一个失去未婚夫的女子，在过去交往的零碎片段中，终于渐渐了解对方的内心世界；一个突然收到陌生来信的女子，竟然借着这封信掀开了过往生命里的另一个真相。

个人与个人记忆构成对话，这样的对话又唤起了更深处的回忆，搅揉进入群体记忆，直到生命更完整的故事被一切片段的总合慢慢砌合成型，使得个人记忆与群体记忆的相互依存。而我们，再带着这样记忆与记忆间的对话，重新找到自己，重新定位生命，重新出发。

《情书》中的每个人物，在这一场记忆（Mnēmē）与回忆（Anamnēsis）的交会之中，重新开启了自己的生命篇章，剧中的男藤井树仿佛未曾发声，却又诉说了一切。

注：

1. Charles Reagan, Paul Ricoeur : His Life and His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Paul Ricoeur,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trans. K.Blamey and D. Pellauer (Chicago: Universis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216-232.

作者曾留学德国，现为台北卫理神学院神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