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俐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5.1.27

記憶之鎖

2024年年底，日本女星中山美穗驟逝的消息一傳開，許多人又開始重溫1995年的經典電影《情書》。在電影中，女主角渡邊博子（中山美穗飾）在未婚夫藤井樹（柏原崇飾，青年時期）因登山事故去世兩年後，仍無法忘懷。在整理遺物的過程中，她偶然發現了藤井樹少年時期的地址。懷著思念與不捨的心情，她寄出了一封信到此地址，開頭寫著：“你過得還好嗎？”

也因這一封信，導演帶著觀眾們進入了另一個同名少女藤井樹的故事。每一個人物，都有著屬於他/她自己支線的故事：對渡邊博子而言，她所渴望的，是從層層的記憶碎片與生活線索之中，拼湊一個所愛之人的真實面貌；對於女藤井樹而言，她所追溯與喚回的，是中學時代的青澀記憶與雪藏在心中的喪父的傷痛，以及在這些失去父親的日子裡，母親與爺爺內心的痛苦與靈魂的拷問。

一封簡短的信件，彷彿一把鑰匙，打開了許多人生命深處的記憶之鎖，使得個體與個體之間的記憶與回憶得以重疊，或悲或喜的生命故事可以從獨白進入對話，每個劇中人物的生命歷史，在這重重回憶的交疊與互換之中，重新定義，也重新改寫。

雪藏在記憶之門背後的深層回憶，不見得會任憑我們自由調度，我們終而會發現，人生中每一次記憶之井的上湧，每一朵內在情感之花的綻放，每一縷遺緒所帶來的張力，所帶來的內心翻騰與生命秩序的重整，都訴說著我們的侷限，以及上帝渴望在我們生命中介入與醫治的恩典。

戰爭孤兒

珍藏在我們心中的回憶，有多少是真實，有多少是想像？我們該如何從個人的生命經歷之中，重新建構自我的認同？哲學家旅格爾（Paul Ricoeur，1913-2005）在他的記憶現象學中不斷探索這個議題。呂格爾的母親在他出生幾個月後便去世。在他兩歲時，他的父親在1915年一戰的香檳會戰失蹤，直到1932年，當地農田被耕作時才發現遺骸，透過身份標籤確認其身份。“戰爭孤兒”成為他初期生命的定位與認同。

由祖父母與姑姑撫養的呂格爾成長在重視聖經研究的新教徒家庭，他從小熱愛閱讀和哲學思考。二戰時他被德軍俘虜，在戰俘營期間，經歷了好友被德軍狙擊手打爆腦袋，这促使與死亡擦肩而過的他開始反思生命的意義。在充滿苦難的集中營中旅格爾組織讀書會和哲學課程，他將書本偷偷藏在床墊下，秘密翻譯了猶太哲學家胡塞爾（Edmund Husserl）被納粹封禁的著作《觀念》（Ideen）。晚年，呂格爾經歷了喪子之痛，使他繼續在寫作與哲學論述中尋求自我療癒。（註1）

呂格爾在他的晚期著作《記憶、歷史、遺忘》（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中提及，在記憶現象學的脈絡下，個人記憶的形成與群體記憶的形成是完全不同的，為避免個人與群體記憶用類比概念，他首先處理的是“是什麼的記憶”（記憶的內容/ what），進而再來處理“是誰的記憶”（記憶的對象/who）：避開記憶主體性，放下記憶的對象先進行反思性的記憶，經過回憶的過程，去探究記憶的內容，再回到記憶的對象。（註2）

重新定位生命

正如電影《情書》裡面所探討的，什麼是劇中人物所記憶的？而存有這些記憶的，又是什麼樣的人？一位逝去兒子的父親，在悲痛與自責中一次次在雪地裡丈量家到醫院的距離，為要確定自己當時背著兒子到醫院速度比救護車更快；一位痛失丈夫的妻子，終身懷著對公公的不諒解，只因為公公在大雪之中堅持背著兒子去就醫；一個失去未婚夫的女子，在過去交往的零碎片段中，終於漸漸了解對方的內心世界；一個突然收到陌生來信的女子，竟然藉著這封信掀開了過往生命裡的另一個真相。

個人與個人記憶構成對話，這樣的對話又喚起了更深處的回憶，攪揉進入群體記憶，直到生命更完整的故事被一切片段的總合慢慢砌合成型，使得個人記憶與群體記憶的相互依存。而我們，再帶著這樣記憶與記憶間的對話，重新找到自己，重新定位生命，重新出發。

《情書》中的每個人物，在這一場記憶（Mnēmē）與回憶（Anamnēsis）的交會之中，重新開啟了自己的生命篇章，劇中的男藤井樹彷彿未曾發聲，卻又訴說了一切。

註：

1. Charles Reagan, Paul Ricoeur : His Life and His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Paul Ricoeur,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trans. K.Blamey and D. Pellauer (Chicago: Universis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216-232.

作者曾留學德國，現為臺北衛理神學院神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