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拉密

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言与思专栏2025.02.24

一

她回头的时候看见那双眼睛，心脏滋地一声，卷成一把拳头。

护工李姐给母亲换好病号服，她赶紧凑过去系扣子，一粒一粒，手里做着，心里还想着那双眼睛。她确定那不是盲人的眼睛，它们是完好的，甚至是完美的，眼角阔长，瞳孔幽深，它们能清晰地看见世界，却显然对世界失去了顾盼的兴趣。它们越过她忙乱的对视，茫然望向走廊尽头。有许多人，病人、家属、上错楼层的探访者、医生与护士，脚步缓慢，或者行色匆促，在狭窄的走廊交织穿行，连偶尔的绊跌、呻吟与失声惊叫，都无法引起那双眼睛的注意，它们连眼珠的间或一轮都没有，只是任凭人与物淡漠地掠过。

她从没见过那么绝望的眼神。

姐姐来信息叮嘱她别忘了给饭卡存钱，她回了一个“好”，拎起杯子去水房，特意从走廊的另一边溜过去，只为了再看一眼那个年轻人。这一次，最先看见的是一床白被，上面印着一簇工整的红方块，是医院的名字，正中间有一个鲜红的十字。那串方块随被子一半鼓起，一半塌落，她的眼睛停在那个红十字上，兀然掠过一阵凛冽——他的腿，他的腿，在被子下面，他只有一条腿！

她瞬间迈不动脚，只好站在原地，拧开杯子，喝一口实际上不存在的水。

再次去水房，她遇见那个年轻人的护工，是李姐的丈夫王哥。她问起那个年轻人。王哥说工地出事故，正干着活，水泥顶就从上面砸下来，一起干活的十个人都被埋了，只有他被挖出来的时候是活的。送来的时候两条腿，一觉醒来只剩一条腿了。才23岁。

她想起自己23岁那年刚考上研究生，欢欢喜喜去新学校报到，生活似乎才开始。她坐在迎新生的大巴车上，就像等待一场大戏开幕，静坐时刻，总可以肆意幻想，并本能地认为将开始的是一场喜剧，再不济也是场正剧。但眼前的这一个不一样，他的生活刚开局，就弥漫着悲凉的雾气。

她问王哥，那孩子——她顿了几秒，盘算一下与他的年龄差，看看是否合适称他孩子，她继续问：“那孩子家里来人了吗？”

“还没到。说是家里人没钱，坐不了飞机，只能先坐长途汽车，再转火车，一路转，好像后天才能到。”

“谁给他交手术费？”这是个大问题。几乎和生死问题一样大。

“老板叫工友来交的。”王哥打好水，往外走，临了补一句，“女朋友来过一趟，说过两天再来，到现在……也没来。”

她听出那句停顿里藏的叹息。

她确诊患上遗传性眼病，有失明风险时，男友也说过同样的话——“过两天再来看你”。她等到第8天，才知道他不会再来了。估计那孩子当天就知道了。

二

九点多，在走廊电梯门口，她又看见了那孩子，只露出脑袋，全身遮在被子里，上面平摊一张乳白色塑胶袋，装着昧暗可怖的巨大底片。王哥推他去楼下CT室复查。她总算有勇气多看他一眼。那孩子的头发剃光了，清秀静气的一张脸，宽额头，眉毛修长。天光从走廊的窗外落进来，映得他的脸微微透明，显出浮肿的迹象。他圆溜溜的头深陷在软白的枕头里，眼睛紧盯天花板，一动不动，彷彿那里正在上演一场生死大戏，一秒也不能错过。

她想向他打个招呼，又担心太唐突。说什么呢？又让他回应什么呢？只打个招呼，又能怎么样？人们匆忙又漠然地走来走去，消毒水冷冽的气味在楼道里弥散，每呼吸一口，鼻子和胸腔都跟着刺痛。抬眼望去，尽是痛苦的面孔，每双眼睛都躲开另一双眼睛的对视。绝望的呻吟声、费力的喘息声和偶尔的尖叫哭泣，穿透病床间的薄帘与单墙，折磨著所有人的神经。对陌生人问候一句又能带来什么改变呢？

她向王哥点点头，又深深地看了那孩子一眼，仿佛想用眼神鼓励一下他。但他仍然盯着天花板。电梯门开了，人流迅速淹没了那孩子和那张滑轮床。

太年轻了。她把水壶在床头放好，摸摸热水袋，拉过一把小椅子，坐在母亲对面，用毛巾裹了热水袋放在她的手臂下方。药液冰凉，一滴一滴流进母亲苍青的血管。

母亲也盯着下滴的药液，说，听李姐说，那孩子才23岁。

是。她说。

太年轻了。母亲叹息道。

是。她说。

可够他老妈受的。

是。她说。

你要说他倒楣呢，十个人九个都死了，独活他一个；你要说他幸运呢，才23岁就没了一条腿。

是吧，人生都说不准的。她想说。但她最想和母亲说的是——妈，你赶紧信主吧，要不就来不及了。她顿了顿，终究没说出来。她不知道怎么说。太难了。

姐姐打电话告诉她，赶紧回来，老太太出门买菜绊了一跤，人送进ICU了。她连夜请假，收拾行装，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这次得和母亲谈谈信仰问题。上了火车才发现，她提前预备的纸袋落在出租屋的椅子上了，里面装着她为母亲和姐姐挑选的圣经播放器和两只写着“恩典满溢”的漂亮水杯。那本来是过年回家带的礼物。

好在，自有预备。

下了火车，她乘地铁去医院。没到晚高峰，地铁人不算多，她靠紧椅背，闭上眼。车停，又启，再停，再启，她随着运行的节奏轻轻摇晃，似乎快驶入某个梦境，突然被一个尾音嘶哑的女声惊醒：“天国近了，大家要悔改！”她吓了一跳，猛地睁眼，瞄定声音来自地铁门边。一个穿粉色绒外套的中年妇女，手里抓着一款老旧的绿书包，腰板挺直，双脚分开，努力支撑自己能站得不妥协。她继续说：“天国近了，信耶稣就有救了！”她把“耶”字发音成了“也”，透出一股滑稽感。长椅上的男男女女似乎终于听清这句话，从手机上抬起头，齐齐朝她看去，脸上漾荡着惊异，也有人撇嘴。然后，大家继续低头看手机。

窗外的呼啸慢慢变得轻盈，预示著下一站即将到来，粉衣女人突然打开书包，翻出一叠红红蓝蓝的印刷纸，挺括干净，一张一张塞给专心看手机的乘客，口里喃喃道：“信就有救！信就有救！”几乎所有人都冷起脸来摆手拒绝，只有一个头顶一双黑兔子耳朵的女孩好奇地接了下来。到了她这里，她说：“给我两张吧！”粉衣女人显然大受鼓励，塞给她3张。地铁门一开，粉衣和绿包迅速被人流吞没。

三

她伸手摸衣袋，想拿一张纸给母亲看，又知道母亲不会看。

母亲曾说，让你那个主赶紧给你找个好人嫁了，啥都好说。

她庆幸没提早告诉母亲她有男朋友了。不然，再告诉她又没有男朋友了，解释起来很麻烦。更庆幸没告诉母亲，她只能找教会里的男信徒恋爱结婚。不然，那位信徒男友，说再来看她，之后就一去无影，和母亲更无法解释。母亲会认为她信迷了，并确认教会里也一样没多少好人。

要不，这次，先就这样吧。她疲惫地想。再观察两天，老太太就能出院了，回家再和她说这些事，也许更容易。母亲除了出ICU的那天昏昏沉沉，其余的日子精力依然旺盛，一条胳臂打着石膏，眼睛却始终透著神气，看谁进来，都能揪著聊几句；夜里打呼噜，也是整个病房里最响亮的。应该还来得及，她安慰自己。

在CT室外等母亲时，她想掏出一张给李姐，却不知道怎么说，恐怕惹人烦。她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粉衣女人那样。她真勇敢，但我不行。

她叹息著，低头瞥见李姐脚上的软底白鞋，模样小巧，边缘积出一圈暗黄，明显是太旧，刷洗不出来了。她问，你穿多大号鞋？李姐一边看着哇哇欢叫的小视频，一边回应“36”。她说我穿37，来之前买了一双鞋，买小了，回头拿给你。李姐从小视频上回过神来，笑说那哪好意思。她说不然也是放著，谁能穿，就穿好了。

她伸手去衣袋里摸索那叠纸，却看见CT室沉重的铅门缓缓打开，母亲坐在轮椅上，吊著一条胳臂，被护士推了出来。

四

送母亲回病房的途中，路过那孩子住的病房，她跟在李姐后面，下意识地向里张望了一眼，看见他正望向门外，她朝他点点头，没来得及看见他回应，那扇门就从她眼前匆匆过去了。

能为他做点儿什么呢？她摸摸衣袋里的纸。但是太难了。她不知道怎么向他开口。他的开局都这么悲惨了，她无法向他讲述罪、恩典、你是被爱的、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走廊里不时有缺了胳臂、腿和脚的病患恹恹而行，一个稚气未脱的瘦弱少女坐在轮椅上，面无表情，雕像一样，凝望窗外的一树黄叶在风里肆意翻飞，膝盖以下都是空的。

她去后楼办公间给饭卡交费，排队的人已经溢出门外。过会儿再来吧，她把饭卡重新放回衣袋，返回住院部，想也没想，径直走进大厅深处的小超市。男店员正埋头在手机上，木然地望她一眼，神情恍惚。

架子上的商品横七竖八，塑胶盆颜色刺目，一看就是劣质货，手巾的白也让人疑心添了过多的萤光剂，各类面包、饼干、方便面的品牌名古怪偏僻。她转身想走，遥见墙角保鲜柜里站着几束鲜花。她拿出来掂量一下，玫瑰憔悴异常，花边显然被剪刀绞过，残留金属造成的淤伤。百合的金黄色花蕊斑驳散落在白色的叶片上，一副过期不候的倦怠神情。只有几株向日葵昂扬起花头，叶子蓬勃，有可能把柜子顶上的光筒当成了太阳。

她要了七朵，看它是完美数字。大大小小的向日葵在店员手里被潦草地捆扎成一束，她捧在手里，走到电梯口，一手护着花，防备电梯里的人流涌出来碰到它们。

电梯门开了，没有人流，只嘤嘤滑出来一张床，上面躺着那孩子，两手交扣在被子上，手下压着好几个白色CT袋，在没有腿的大片空位上放著旅行袋和两只摞起来的劣质水盆，盆上坐着一个超市用的蓝色大塑胶袋，塞满东西，隐约能见出是一堆日用品。最后出来的是王哥，一手推床，一手费力地扶著肩上的铁灰色帆布包，鼓鼓囊囊一大袋。

去做CT吗？她问。奇怪那孩子上午刚做完，一天不应该安排两场。

不是，转院。王哥说。看出她的疑惑，回头补一句，“还得做一回手术，这边排不下了，得去分院。”

她捧著向日葵，惊在那里。一时反应过来，追着滑轮床又走了几步，帮他们掀开门帘，护住那孩子的头，一直出了楼门。她终于下决心把花放进那孩子的手里，说：“送给你的！”她本想再说一句，比如“祝你早日康复”之类，瞬间又觉得不合宜，就停在前一句了。

那孩子的眼里迸出惊诧，本能地回应：“真的？！”她向他笑，很灿烂的笑，他看她，看她的笑容，确认她说的是真话，就安心地抱住花束，伸出粗硬的食指，小心翼翼地摩挲金灿灿的花瓣，又用指尖触碰细密的褐色花心，眼神像鸽子，灵活地一闪，唇边绽出笑意，轻声说：“谢谢！”

王哥低头踩一脚滑轮刹车，在空地上停稳，说：“这么多天，才见他笑。”

一个白大褂从转院的车上下来，核查了身份证和转院卡，又拿出本子要签字，抬头看王哥和她：“谁是家属？”

没有家属。家属后天才能到。王哥又补充说，“我是护工。”

白大褂满有把握地说：“你一个人肯定不行，快下班了，到那边还有一堆事。我们只管运人。”

她想都没想，说：“我可以跟着。”

五

所有的入院手续都要重新办理。先前这些麻烦的琐事，都是姐姐做的，她完全不懂，东问西问，总算在下班前一一处理完。分院有分院的好，面积小，楼层少，人也少。

那孩子住的病房还是四人间，比总院的那间更小，更破，但靠窗。躺在床上，一侧身，就能看见窗外的白塔，偶尔会有鸟群，绕过塔尖，向云深处飞去。金灿灿的向日葵立在窗角，正对着床头。

她最后一次返回来送单据，没看见王哥和那孩子，邻床的家属说他们去做检查了。

但愿手术顺利。她心里默念著，把车后座的安全带插好。出租车走出不到50米，手机响，划开，传来姐姐尖利的声音：“你在哪儿？！”她结结巴巴地讲述那孩子转院的事。姐姐没听完，横空截断：“自己老妈不侍候，帮不相干的人办什么转院，你有病啊？”她嗫嚅着想解释，那边就挂断了。两秒钟后电话又响，还是姐姐，还是气急败坏：“饭卡呢？！赶紧给我拿回来！啥正事也办不成！”

天哪，饭卡！！她惊慌地在衣袋里摸寻，恨不得给饭卡打个电话。身上所有口袋里的所有东西都堆放在车后座，用过和没用过的纸巾、拆封和未拆封的口罩、外壳破裂的润唇膏、有用和没用的钥匙、塑胶老化不时掉渣的证件袋、字迹模糊的票据残单……细细碎碎一大摊，翻来捡去，她终于在那叠纸的折缝中找到饭卡。那叠纸，经了几天几夜在衣袋里的摩擦，原本挺括的纸边已经打卷，页面上方的红色十字也褪了鲜亮。

她伸出细伶伶的指尖摩挲那三张始终没送出去的纸页。啥正事也办不成。一声黯哑的低泣从胸腔冲上来，她赶紧抓一张纸巾抵住。

窗外，远处的路灯正燃成两道亮线，跌跌撞撞冲进蒙昧的暗夜。

2025年1月

作者现居北京，作家、编剧、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