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甸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5.03.10

六代海歸

“海歸”，是指到海外學習和工作經驗的歸國人員，這一群體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海外校園和普世佳音即將出版的雙語《海歸手冊》（註1）將19世紀末至今的中國海歸劃分為六代：第一代是1872年到1900年間清朝首批官派出國留學的留美幼童；第二代是1900年到1927年間大批到北美、歐洲、日本等地學習的留學生，其中很多是由庚子賠款（美國退款）資助；第三代是1927年到1949年時期的海外留學人員；第四代是指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國後向蘇聯派遣的留學人員；第五代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到20世紀結束的歸國留學人員；第六代是進入21世紀後、直到現在的大量留學生中回國的部分人員。

海歸通常擁有兩種甚至多種文化和社會形態的經歷，掌握兩種甚至兩種以上的語言，因這些獨特的經歷，過去這一百多年，許多海歸回國後做出的貢獻給中國社會、國家帶來了深遠的影響。自1854年，第一位留學海外的容閎學成歸國，海歸人員在中國歷史進程中留下了很深的足印。例如第一代海歸中的詹天佑、嚴複、晏陽初等專業人才，在教育、科技、文化、經濟、政治等方面為國家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以及第二代海歸中的胡適、魯迅等思想家對新文化運動的推動。

在第一代和第二代海歸當中，有一些出國前就讀於基督教學校，甚至已經信主，也有一些在海外留學期間接觸到基督教，然後信主。這些“海歸基督徒”回國後，不但持守基督信仰，而且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作出了傑出貢獻，留下了美好的信仰見證，也有一些積極投身宣教，甚至成為全職傳道人。

1872-1927年間的前兩代海歸生活的年代，正值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民國成立、新文化運動和軍閥割據的時期，也是中國教會主張自立、自傳並經歷非基運動和屬靈大復興的時期。本文以這兩代海歸當中的數位基督徒為例，簡要回顧這些歷史上的海歸基督徒在社會、文化等領域以及在宣教方面對中國的貢獻，希望能夠給今天的海歸基督徒和從事海歸事工的同工帶來啟迪和思考。

教育救國

清末民初，許多優秀的中國知識分子為了挽救國家的危亡，宣傳救國思想，推動中國向現代化轉型，他們致力於開啟民智，所以特別重視教育。在前兩代海歸基督徒中，湧現出一些傑出的教育家，晏陽初（1890-1990）就是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教育家之一。

被稱為“世界平民教育家”的晏陽初生於四川巴中。1903年，13歲的晏陽初進入中國內地會（CIM）宣教士在保寧（今閬中）開辦的天道學堂讀書，1905年受洗成為基督徒，1906年到成都就讀於美國美以美會創辦的華美高等學校。1912年，晏陽初到香港，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聖保羅書院，但他因為不願意加入英國國籍而只能成為旁聽生。1916年，晏陽初來到美國，進入耶魯大學攻讀政治學和經濟學。兩年後，他獲得學士學位畢業，旋即奔赴法國擔任北美基督教青年會（YMCA）戰地服務幹事，為歐洲戰場的華工提供志願服務。1920年，晏陽初再次赴美留學，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中國基督徒學生會主席。1921年獲得碩士學位後回到中國，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

1922年，晏陽初發起全國識字運動，並在長沙試驗成功（青年毛澤東曾是那裡的義務教員之一）。1923年，他到北京與梁啟超、胡適、陶行知等一起，組織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任總幹事。“平教會”選擇在華北的鄉村實踐平民教育，制定了“以文藝教育攻愚，以生計教育治窮，以衛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的策略。

1929年跟隨晏陽初投身於平民教育的海歸當中，不乏名校畢業的博士、碩士，例如哈佛大學教育學博士瞿菊農、哈佛大學戲劇博士熊佛西、康奈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馮銳、康奈爾大學鄉村教育博士傅保琛、哈佛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碩士陳志潛。1930年代，國民政府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晏陽初的鄉村平民教育經驗。1947年，在晏陽初的遊說下，美國國會通過了一條名為“晏陽初條款”的法案，規定“對華經援總額中須撥付不少於百分之五、不多於百分之十的額度，用於中國農村的建設與復興”。晏陽初晚年回顧自己的一生時說，他投入一生辦教育的精神資源來自三個C——基督（Christ）、孔子（Confucius）和苦力（coolies）。（註2）

另一位被中國人紀念的教育家是梅貽琦（1889-1962）。2018年，電影《無問東西》（Forever Young）的上映，讓更多中國人認識了梅貽琦這位海峽兩岸清華校友心目中“永遠的校長”。梅貽琦1908年畢業於天津南開中學，1909年考取庚子賠款留學資格，到美國馬薩諸塞州吳斯特工業學院（Worcestor Polytechnic Institute）電機系學習，留學期間成為基督徒，並積極參加當地基督教青年會組織的活動。

1914年，梅貽琦學士畢業後返回中國，被聘為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幹事， 1915年9月到剛建校四年的“清華學校”（用庚子賠款建立）任教。當時的清華基督教氛圍頗為濃厚，梅貽琦經常在基督教青年會舉辦的校園查經班中帶領查經。1921年，梅貽琦再度赴美到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讀研究生，1922年獲機械工程碩士後，回到清華繼續任教，1926年被推選為教務長。

1928年，梅貽琦被派到美國擔任清華大學留美學生監督，1931年被聘為校長回到清華。在擔任清華校長的17年時間裡，梅貽琦堅持教授治校、教育獨立和思想自由的原則，使得清華的學術水準迅速提升，一躍躋身於中國名牌大學之列。1938年，因為日軍大舉入侵，國民黨政府將北大、清華和南開等名校遷至雲南昆明，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梅貽琦出任常委會主席兼校長。

西南聯大群星璀璨的學術大家當中，有很多是清華的教授，例如社會學系的潘光旦，中文系的朱自清、聞一多、吳宓，建築設計系的梁思誠，歷史系的吳晗，數學系的陳省身和華羅庚，物理系的周培源。梅貽琦在教育哲學上提倡“五育”並重，即德、智、體、美、群全面發展，從中可以窺見基督教青年會的理念對他的影響。在政治上，梅貽琦試圖在國共兩黨之間保持中立。1948年，他婉拒了國民黨政府的入閣聘請，選擇移民到美國，1955年被蔣介石政府請到臺灣創建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直到1962年5月因罹患骨癌去世。（註3）

還有一位海歸基督徒教育家張伯苓（1876-1951），是南開大學和南開中學的創始人及校長，抗戰期間跟梅貽琦和蔣夢麟一起擔任西南聯大的常務委員。1908 年，張伯苓在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的朋友的帶領下成為基督徒，次年在西沽公理會教堂受洗。1911年，張伯苓參與建立了中國第一個不隸屬任何教派的獨立教會。1917 年，張伯苓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研修高等教育一年，1918年回國後創建了南開大學。

張伯苓在做南開校長期間，經常以基督教的倫理價值訓導學生，給人“就像講道一樣”的感覺。他堅持每日讀聖經一小時，並支持聖經翻譯和發行事工。張伯苓曾任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理事會董事二十多年，後來擔任會長兼基督教青年會全國理事會理事。他熱心推動青年會工作，尤其是體育運動，因此他也是最早在中國推行奧林匹克運動的“中國奧運第一人”。

張伯苓晚年曾經參政，同時與國共兩方的蔣中正、周恩來等人交好，1947年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1948年在蔣介石的敦請下赴南京任國民黨政府考試院院長，但很快發現國民黨的政治糜爛，於同年年末辭職，回到重慶沙坪壩故居隱居。1949年張伯苓拒絕了蔣介石的赴臺邀請留在大陸，雖然拜託周恩來關照，但還是遭到新政府的冷遇，直到1951年因突然腦梗病逝。後來南開大學和南開中學還搞了很多“去張伯苓化”的事情，張伯苓的名字一度成為政治敏感詞。“文革”期間張伯苓的墳墓被紅衛兵毀壞、汙損。（註4）

工程先驅

海歸基督徒的貢獻不僅是在教育領域。“中國近代工程之父”詹天佑（1861-1919），是在工程方面有突出貢獻和影響的海歸基督徒之一。1872年8月，包括年僅11歲的詹天佑在內的首批清代官派留學幼童30人遠赴美國。詹天佑在康涅狄克特州就讀小學和中學，成績優異，愛好廣泛，寄宿家庭的諾索布夫婦（L. H. and Martha Northrop）是敬虔愛主的基督徒，對詹天佑既有悉心的照顧，也有屬靈的引導，詹天佑信主後就在這對夫婦的教會受洗。1878年，詹天佑進入耶魯大學攻讀土木工程系鐵路專業。1881年，詹天佑獲得學士學位，時值大清帝國撤回所有留美學童之際，他回到中國。

回國後的前七、八年，詹天佑曾在廣州黃埔水師學堂任教，但基本上沒有施展鐵路工程方面的才能的機會。直到1888年，詹天佑經朋友推薦，進入由李鴻章、伍廷芳興辦的中國鐵路公司，在英國工程師金達（Claude William Kinder）手下擔任見習工程師，他的才能才得以發揮。

其後的數年，詹天佑參與了津沽鐵路和灤河鐵路大橋的設計和建造，這兩個專案都非常成功，詹天佑因而升任工程師，並被選為英國土木工程師學會的會員。1902年，袁世凱任命詹天佑擔任新易鐵路的總工程師，這是第一條由中國人自行修建的鐵路。1905-1909年，詹天佑擔任京張鐵路修建的總工程師和總辦。京張鐵路是中國近代工程史上的重要成就，也激勵了中國人自辦鐵路的自信。1910年代，詹天佑擔任粵漢鐵路和川漢鐵路的總理和會辦、“中華工程師學會”首任會長，並於1916年獲得香港大學榮譽法學博士。（註5）

作為理工科背景的工程師，詹天佑在自己的專業上做出世人矚目的成就，但很少有在基督教信仰方面的見證，因此其基督徒的身份並不突出。跟他情況類似的海歸基督徒，還有人口學者馬寅初、醫學家顏福慶、女建築家林瓔，等等。

文科才子

那個年代的一些海歸基督徒，不但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有所成就，也在基督教信仰上有明顯的見證，甚至有一些是在海外讀過神學的“神歸”。曾經在北大教書的劉廷芳（1900-2000）是這兩批海歸基督徒中的文科“才子”。除了教育，他也在神學和文學方面有突出的貢獻。

劉廷芳1914年獲喬治亞大學（University of Georgia）文學學士學位，1915年獲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教育學碩士學位，1918年獲耶魯大學神學院（Yale Divinity School）神學學士學位，並開始在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任教，成為第一位執教於美國神學院的中國人。1920年劉廷芳再從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教育與心理學博士學位。1920年回國後，劉廷芳先後擔任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主任、國立北京大學心理學教授、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神學教授等職。1921-1926年，劉廷芳出任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同時兼任燕大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助理。他也是民國時期最早的新體詩詩人。

在教會方面，劉曾擔任中國留學生基督徒協會（Chinese Students Christian Association）會長及該協會季刊《留美青年》的編輯。1922年在上海召開的基督教全國大會，劉擔任了大會宣言起草小組的主席和講員。1926-1927年，劉再度赴美及到瑞士、德國和英國等地，代表中國教會出席國際會議並演講。

除了在大學任教，劉還在多個基督教文字事工中兼職。他與一批基督徒聯合發起的“生命社”出版了《生命》和《真理週刊》雜誌（後兩刊合併為《真理與生命》月刊），他還獨立編輯出版了基督教文藝季刊《紫晶》。劉廷芳在教會歷史中最為人稱贊和紀念的，是他出任1936年出版的著名基督教詩歌集《普天頌贊》的編輯委員會主任，其中有約四分之一的詩歌是由劉廷芳譯校。（註6）

醫療宣教

海歸基督徒中也有一些是在海外學醫後回國的專業醫師。對於海歸女性醫療宣教士石美玉（英文名Mary Stone, 1873-1954）來說，懸壺濟世、治病救人與傳福音和宣教是密不可分的。石美玉於 1896 年從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醫學院畢業，是第一批獲得醫學學位的中國女性之一。畢業後，她和同為海歸的醫學院同學康成，一起接受美以美會婦女國外部（Wome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Church）的差派，正式成為女醫療宣教士，回到中國。

石美玉與康成在江西九江開設診所，後發展為但福德醫院（Danforth Hospital，即後來的九江婦幼醫院），石美玉擔任院長。在九江行醫20年期間，石美玉培養出500多名護士。1918年，石美玉和蔡蘇娟（Christina Tsai）等幾位基督徒共同成立了“中華國內佈道會”，差派宣教士到中國偏遠地區傳福音，這是第一個由中國人自己建立的佈道組織。

1920年，石美玉與美國女宣教士胡遵理（Jennie V. Hughes）在上海成立了伯特利宣教會（Bethel Mission）和伯特利醫院，石美玉訓練醫院的護士護理技能，同時也帶領她們查經，鼓勵她們追求靈命與知識並進。1930年，美國亞斯伯理大學（Asbury University）環球佈道會參加了伯特利會的聖經夏令營，在聖靈的感動下，由計志文發起，成立了“伯特利環遊佈道團”，計志文和宋尚節等五人分工合作，在中國13省和東南亞各地帶領了極大的屬靈復興。計志文和宋尚節等人後來成為中國教會歷史上結果累累的傑出佈道家。（註7）

奮興佈道

極具傳奇色彩的佈道家宋尚節（1901-1944）也是一名海歸、“神歸”（曾在海外留學學習化學和神學）。宋尚節1924年在俄亥俄衛斯理安大學（Ohio Wesleyan University）獲化學學士學位，1927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獲博士學位。1926年，因為蒙召全職事奉主，宋尚節進入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學習。

在協和，宋尚節受到自由派神學的衝擊，一度陷入信仰危機，但在1927年2月的一次福音聚會中經歷了屬靈生命的更新。聖靈充滿的宋尚節開始向他的神學院教授和同學們作見證。神學院的領導認為他得了精神病，將他送進了精神病院。他在那裡住了193天，期間通讀整本聖經數遍。1927年11月宋尚節出院後，立即返回中國宣教。1920-1930年，宋尚節在家鄉福建沿海的鄉鎮和城市的奮興聚會中佈道。安迪（Andy Pearson）如此總結宋尚節的佈道生涯：

宋尚節孜孜不倦地傳道，並以其富有表現力的風格、對悔改的強調、在佈道中唱詩歌以及使用棺材等道具而廣為人知。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他開始在東南亞各地旅行，向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和泰國的散居華人佈道。他的日記記錄了20世紀30年代末在“南洋”的三次旅行，並詳細描述了人潮湧動的復興盛況。令人驚奇的是，宋尚節每天都向龐大的人群講道多次，儘管他常常因腸結核而忍受劇烈的疼痛。1944年，宋尚節被病魔奪去生命，去世時年僅42歲。（註8）

宋尚節的生命就像一粒麥子落在土裡，就結出許多福音的子粒來（參《約》12：24），激勵了後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和華人基督徒，包括今天的海歸基督徒，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宣教之中。

結語

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過去40多年，累計已有超過一百萬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到海外留學、訪學，其中大部分（80%左右）都已經海歸回國，即使在新冠疫情期間和之後，海歸人數也維持在每年70萬人左右。2021年，海歸回國人員的累計人數首次突破一百萬（註9），今天在中國的海歸基督徒不再是鳳毛麟角，而是數以萬計（註10）。

今天的中國，跟清末民初的中國已經有太大的不同：不再是“東亞病夫”，而已經是世界經濟強國；不再是沒有鐵路，而是擁有遍佈全國的便捷高鐵，令世界稱羨……然而今天的海歸基督徒，仍然面臨著跟一個世紀以前相似的民族主義和反基督教思想的挑戰。中國教會面臨更嚴重的逼迫，使得海歸基督徒融入教會更加困難。對公職人員參與宗教活動的管制加緊，也使得海歸基督徒更難公開見證自己的信仰，更不用說向學生、同事傳福音。今天的海歸基督徒也因為中國的經濟衰退，在就業和職業發展方面，面臨更嚴峻的形勢。

然而，今天仍然有很多海歸基督徒繼續持守信仰、堅持聚會、靈修和見證信仰。很多海歸基督徒雖然不能高調宣教，但仍然腳踏實地、低調地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和職場上，踐行基督教信仰的價值觀，以此“做光做鹽”，影響周遭的人和社會。

近一、二十年還有一些“神歸”在一些城市教會牧養、服事，在中國教會的植堂、教會建造、宣教等方面默默耕耘，為福音在中國的擴展做出了實際的貢獻。今天海歸基督徒的這些正面建設，讓我們回想起清末民初那兩批海歸基督徒對中國社會的傑出貢獻；我們回顧歷史上的海歸基督徒的貢獻，也是希望他們如雲彩般的見證能激勵今天的海歸基督徒，在困難和挑戰中堅韌不拔，繼續為主、為神國做出美好的見證。

註：

1. 雙語《海歸手冊》，海外校園機構與普世佳音機構聯合出版，2024年，預訂網頁：https://reframeministries.org/books/returnee-handbook 。

2. “世界平民教育家——晏陽初”，中國教育文學網，https://www.eduwx.com/2014/mingzai_1226/4039.html；“晏陽初：到民間去”，豆瓣小組，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53247364/?_i=4531703el4M6yU  。

3. 《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 “梅貽琦”詞條：https://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mei-yiqi 。

4. 《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張伯苓”詞條：https://www.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zhang-boling。

5. “原來詹天佑除了會修鐵路，還是暖男、法學博士、留美幼童……”，“隨手傳福音”微信公共號，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5ea6d0481bd5066d225c6fd6 。

6. 《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劉廷芳”詞條：https://www.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liu-tingfang。

7. 蘇文峰、丁怡嘉，“石美玉：海歸女醫療宣教士” ，《今日基督教》中文網站，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23/december-web-only/chinese-female-christians-mary-stone-zh-hans.html 。

8. 安迪，“宋尚節——結果累累的海歸基督徒”，https://www.thrivingturtles.org/2024/09/28/song-shang-jie/  。

9. 《2023年中國海歸就業調查報告》，“人社資訊化”網站，https://www.hrssit.cn/info/3208.html 。

10. 今天在中國具體有多少海歸基督徒，還沒有準確的統計數據。但如果按最保守的估計——所有海歸中有5%是基督徒，則海歸基督徒的人數至少為5萬人。

基甸是散居華人宣教士、基督教媒體編輯、作家，2011-2019年曾任海外校園機構福音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