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甸

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言与思专栏2025.03.10

六代海归

“海归”，是指到海外学习和工作经验的归国人员，这一群体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海外校园和普世佳音即将出版的双语《海归手册》（注1）将19世纪末至今的中国海归划分为六代：第一代是1872年到1900年间清朝首批官派出国留学的留美幼童；第二代是1900年到1927年间大批到北美、欧洲、日本等地学习的留学生，其中很多是由庚子赔款（美国退款）资助；第三代是1927年到1949年时期的海外留学人员；第四代是指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向苏联派遣的留学人员；第五代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结束的归国留学人员；第六代是进入21世纪后、直到现在的大量留学生中回国的部分人员。

海归通常拥有两种甚至多种文化和社会形态的经历，掌握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语言，因这些独特的经历，过去这一百多年，许多海归回国后做出的贡献给中国社会、国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自1854年，第一位留学海外的容闳学成归国，海归人员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留下了很深的足印。例如第一代海归中的詹天佑、严复、晏阳初等专业人才，在教育、科技、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及第二代海归中的胡适、鲁迅等思想家对新文化运动的推动。

在第一代和第二代海归当中，有一些出国前就读于基督教学校，甚至已经信主，也有一些在海外留学期间接触到基督教，然后信主。这些“海归基督徒”回国后，不但持守基督信仰，而且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留下了美好的信仰见证，也有一些积极投身宣教，甚至成为全职传道人。

1872-1927年间的前两代海归生活的年代，正值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民国成立、新文化运动和军阀割据的时期，也是中国教会主张自立、自传并经历非基运动和属灵大复兴的时期。本文以这两代海归当中的数位基督徒为例，简要回顾这些历史上的海归基督徒在社会、文化等领域以及在宣教方面对中国的贡献，希望能够给今天的海归基督徒和从事海归事工的同工带来启迪和思考。

教育救国

清末民初，许多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宣传救国思想，推动中国向现代化转型，他们致力于开启民智，所以特别重视教育。在前两代海归基督徒中，涌现出一些杰出的教育家，晏阳初（1890-1990）就是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教育家之一。

被称为“世界平民教育家”的晏阳初生于四川巴中。1903年，13岁的晏阳初进入中国内地会（CIM）宣教士在保宁（今阆中）开办的天道学堂读书，1905年受洗成为基督徒，1906年到成都就读于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的华美高等学校。1912年，晏阳初到香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圣保罗书院，但他因为不愿意加入英国国籍而只能成为旁听生。1916年，晏阳初来到美国，进入耶鲁大学攻读政治学和经济学。两年后，他获得学士学位毕业，旋即奔赴法国担任北美基督教青年会（YMCA）战地服务干事，为欧洲战场的华工提供志愿服务。1920年，晏阳初再次赴美留学，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中国基督徒学生会主席。1921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到中国，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

1922年，晏阳初发起全国识字运动，并在长沙试验成功（青年毛泽东曾是那里的义务教员之一）。1923年，他到北京与梁启超、胡适、陶行知等一起，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总干事。“平教会”选择在华北的乡村实践平民教育，制定了“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的策略。

1929年跟随晏阳初投身于平民教育的海归当中，不乏名校毕业的博士、硕士，例如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瞿菊农、哈佛大学戏剧博士熊佛西、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冯锐、康奈尔大学乡村教育博士傅保琛、哈佛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硕士陈志潜。1930年代，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晏阳初的乡村平民教育经验。1947年，在晏阳初的游说下，美国国会通过了一条名为“晏阳初条款”的法案，规定“对华经援总额中须拨付不少于百分之五、不多于百分之十的额度，用于中国农村的建设与复兴”。晏阳初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他投入一生办教育的精神资源来自三个C——基督（Christ）、孔子（Confucius）和苦力（coolies）。（注2）

另一位被中国人纪念的教育家是梅贻琦（1889-1962）。2018年，电影《无问东西》（Forever Young）的上映，让更多中国人认识了梅贻琦这位海峡两岸清华校友心目中“永远的校长”。梅贻琦1908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1909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资格，到美国马萨诸塞州吴斯特工业学院（Worcestor Polytechnic Institute）电机系学习，留学期间成为基督徒，并积极参加当地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活动。

1914年，梅贻琦学士毕业后返回中国，被聘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 1915年9月到刚建校四年的“清华学校”（用庚子赔款建立）任教。当时的清华基督教氛围颇为浓厚，梅贻琦经常在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校园查经班中带领查经。1921年，梅贻琦再度赴美到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读研究生，1922年获机械工程硕士后，回到清华继续任教，1926年被推选为教务长。

1928年，梅贻琦被派到美国担任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1931年被聘为校长回到清华。在担任清华校长的17年时间里，梅贻琦坚持教授治校、教育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原则，使得清华的学术水准迅速提升，一跃跻身于中国名牌大学之列。1938年，因为日军大举入侵，国民党政府将北大、清华和南开等名校迁至云南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出任常委会主席兼校长。

西南联大群星璀璨的学术大家当中，有很多是清华的教授，例如社会学系的潘光旦，中文系的朱自清、闻一多、吴宓，建筑设计系的梁思诚，历史系的吴晗，数学系的陈省身和华罗庚，物理系的周培源。梅贻琦在教育哲学上提倡“五育”并重，即德、智、体、美、群全面发展，从中可以窥见基督教青年会的理念对他的影响。在政治上，梅贻琦试图在国共两党之间保持中立。1948年，他婉拒了国民党政府的入阁聘请，选择移民到美国，1955年被蒋介石政府请到台湾创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直到1962年5月因罹患骨癌去世。（注3）

还有一位海归基督徒教育家张伯苓（1876-1951），是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的创始人及校长，抗战期间跟梅贻琦和蒋梦麟一起担任西南联大的常务委员。1908 年，张伯苓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朋友的带领下成为基督徒，次年在西沽公理会教堂受洗。1911年，张伯苓参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不隶属任何教派的独立教会。1917 年，张伯苓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研修高等教育一年，1918年回国后创建了南开大学。

张伯苓在做南开校长期间，经常以基督教的伦理价值训导学生，给人“就像讲道一样”的感觉。他坚持每日读圣经一小时，并支持圣经翻译和发行事工。张伯苓曾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理事会董事二十多年，后来担任会长兼基督教青年会全国理事会理事。他热心推动青年会工作，尤其是体育运动，因此他也是最早在中国推行奥林匹克运动的“中国奥运第一人”。

张伯苓晚年曾经参政，同时与国共两方的蒋中正、周恩来等人交好，1947年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在蒋介石的敦请下赴南京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但很快发现国民党的政治糜烂，于同年年末辞职，回到重庆沙坪坝故居隐居。1949年张伯苓拒绝了蒋介石的赴台邀请留在大陆，虽然拜托周恩来关照，但还是遭到新政府的冷遇，直到1951年因突然脑梗病逝。后来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还搞了很多“去张伯苓化”的事情，张伯苓的名字一度成为政治敏感词。“文革”期间张伯苓的坟墓被红卫兵毁坏、污损。（注4）

工程先驱

海归基督徒的贡献不仅是在教育领域。“中国近代工程之父”詹天佑（1861-1919），是在工程方面有突出贡献和影响的海归基督徒之一。1872年8月，包括年仅11岁的詹天佑在内的首批清代官派留学幼童30人远赴美国。詹天佑在康涅狄克特州就读小学和中学，成绩优异，爱好广泛，寄宿家庭的诺索布夫妇（L. H. and Martha Northrop）是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对詹天佑既有悉心的照顾，也有属灵的引导，詹天佑信主后就在这对夫妇的教会受洗。1878年，詹天佑进入耶鲁大学攻读土木工程系铁路专业。1881年，詹天佑获得学士学位，时值大清帝国撤回所有留美学童之际，他回到中国。

回国后的前七、八年，詹天佑曾在广州黄埔水师学堂任教，但基本上没有施展铁路工程方面的才能的机会。直到1888年，詹天佑经朋友推荐，进入由李鸿章、伍廷芳兴办的中国铁路公司，在英国工程师金达（Claude William Kinder）手下担任见习工程师，他的才能才得以发挥。

其后的数年，詹天佑参与了津沽铁路和滦河铁路大桥的设计和建造，这两个专案都非常成功，詹天佑因而升任工程师，并被选为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的会员。1902年，袁世凯任命詹天佑担任新易铁路的总工程师，这是第一条由中国人自行修建的铁路。1905-1909年，詹天佑担任京张铁路修建的总工程师和总办。京张铁路是中国近代工程史上的重要成就，也激励了中国人自办铁路的自信。1910年代，詹天佑担任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的总理和会办、“中华工程师学会”首任会长，并于1916年获得香港大学荣誉法学博士。（注5）

作为理工科背景的工程师，詹天佑在自己的专业上做出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很少有在基督教信仰方面的见证，因此其基督徒的身份并不突出。跟他情况类似的海归基督徒，还有人口学者马寅初、医学家颜福庆、女建筑家林璎，等等。

文科才子

那个年代的一些海归基督徒，不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所成就，也在基督教信仰上有明显的见证，甚至有一些是在海外读过神学的“神归”。曾经在北大教书的刘廷芳（1900-2000）是这两批海归基督徒中的文科“才子”。除了教育，他也在神学和文学方面有突出的贡献。

刘廷芳1914年获乔治亚大学（University of Georgia）文学学士学位，191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教育学硕士学位，1918年获耶鲁大学神学院（Yale Divinity School）神学学士学位，并开始在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任教，成为第一位执教于美国神学院的中国人。1920年刘廷芳再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育与心理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后，刘廷芳先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主任、国立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神学教授等职。1921-1926年，刘廷芳出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同时兼任燕大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助理。他也是民国时期最早的新体诗诗人。

在教会方面，刘曾担任中国留学生基督徒协会（Chinese Students Christian Association）会长及该协会季刊《留美青年》的编辑。1922年在上海召开的基督教全国大会，刘担任了大会宣言起草小组的主席和讲员。1926-1927年，刘再度赴美及到瑞士、德国和英国等地，代表中国教会出席国际会议并演讲。

除了在大学任教，刘还在多个基督教文字事工中兼职。他与一批基督徒联合发起的“生命社”出版了《生命》和《真理周刊》杂志（后两刊合并为《真理与生命》月刊），他还独立编辑出版了基督教文艺季刊《紫晶》。刘廷芳在教会历史中最为人称赞和纪念的，是他出任1936年出版的著名基督教诗歌集《普天颂赞》的编辑委员会主任，其中有约四分之一的诗歌是由刘廷芳译校。（注6）

医疗宣教

海归基督徒中也有一些是在海外学医后回国的专业医师。对于海归女性医疗宣教士石美玉（英文名Mary Stone, 1873-1954）来说，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与传福音和宣教是密不可分的。石美玉于 1896 年从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医学院毕业，是第一批获得医学学位的中国女性之一。毕业后，她和同为海归的医学院同学康成，一起接受美以美会妇女国外部（Wome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Church）的差派，正式成为女医疗宣教士，回到中国。

石美玉与康成在江西九江开设诊所，后发展为但福德医院（Danforth Hospital，即后来的九江妇幼医院），石美玉担任院长。在九江行医20年期间，石美玉培养出500多名护士。1918年，石美玉和蔡苏娟（Christina Tsai）等几位基督徒共同成立了“中华国内布道会”，差派宣教士到中国偏远地区传福音，这是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建立的布道组织。

1920年，石美玉与美国女宣教士胡遵理（Jennie V. Hughes）在上海成立了伯特利宣教会（Bethel Mission）和伯特利医院，石美玉训练医院的护士护理技能，同时也带领她们查经，鼓励她们追求灵命与知识并进。1930年，美国亚斯伯理大学（Asbury University）环球布道会参加了伯特利会的圣经夏令营，在圣灵的感动下，由计志文发起，成立了“伯特利环游布道团”，计志文和宋尚节等五人分工合作，在中国13省和东南亚各地带领了极大的属灵复兴。计志文和宋尚节等人后来成为中国教会历史上结果累累的杰出布道家。（注7）

奋兴布道

极具传奇色彩的布道家宋尚节（1901-1944）也是一名海归、“神归”（曾在海外留学学习化学和神学）。宋尚节1924年在俄亥俄卫斯理安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获化学学士学位，1927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获博士学位。1926年，因为蒙召全职事奉主，宋尚节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

在协和，宋尚节受到自由派神学的冲击，一度陷入信仰危机，但在1927年2月的一次福音聚会中经历了属灵生命的更新。圣灵充满的宋尚节开始向他的神学院教授和同学们作见证。神学院的领导认为他得了精神病，将他送进了精神病院。他在那里住了193天，期间通读整本圣经数遍。1927年11月宋尚节出院后，立即返回中国宣教。1920-1930年，宋尚节在家乡福建沿海的乡镇和城市的奋兴聚会中布道。安迪（Andy Pearson）如此总结宋尚节的布道生涯：

宋尚节孜孜不倦地传道，并以其富有表现力的风格、对悔改的强调、在布道中唱诗歌以及使用棺材等道具而广为人知。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开始在东南亚各地旅行，向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的散居华人布道。他的日记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末在“南洋”的三次旅行，并详细描述了人潮涌动的复兴盛况。令人惊奇的是，宋尚节每天都向庞大的人群讲道多次，尽管他常常因肠结核而忍受剧烈的疼痛。1944年，宋尚节被病魔夺去生命，去世时年仅42岁。（注8）

宋尚节的生命就像一粒麦子落在土里，就结出许多福音的子粒来（参《约》12：24），激励了后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和华人基督徒，包括今天的海归基督徒，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宣教之中。

结语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过去40多年，累计已有超过一百万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到海外留学、访学，其中大部分（80%左右）都已经海归回国，即使在新冠疫情期间和之后，海归人数也维持在每年70万人左右。2021年，海归回国人员的累计人数首次突破一百万（注9），今天在中国的海归基督徒不再是凤毛麟角，而是数以万计（注10）。

今天的中国，跟清末民初的中国已经有太大的不同：不再是“东亚病夫”，而已经是世界经济强国；不再是没有铁路，而是拥有遍布全国的便捷高铁，令世界称羡……然而今天的海归基督徒，仍然面临着跟一个世纪以前相似的民族主义和反基督教思想的挑战。中国教会面临更严重的逼迫，使得海归基督徒融入教会更加困难。对公职人员参与宗教活动的管制加紧，也使得海归基督徒更难公开见证自己的信仰，更不用说向学生、同事传福音。今天的海归基督徒也因为中国的经济衰退，在就业和职业发展方面，面临更严峻的形势。

然而，今天仍然有很多海归基督徒继续持守信仰、坚持聚会、灵修和见证信仰。很多海归基督徒虽然不能高调宣教，但仍然脚踏实地、低调地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和职场上，践行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以此“做光做盐”，影响周遭的人和社会。

近一、二十年还有一些“神归”在一些城市教会牧养、服事，在中国教会的植堂、教会建造、宣教等方面默默耕耘，为福音在中国的扩展做出了实际的贡献。今天海归基督徒的这些正面建设，让我们回想起清末民初那两批海归基督徒对中国社会的杰出贡献；我们回顾历史上的海归基督徒的贡献，也是希望他们如云彩般的见证能激励今天的海归基督徒，在困难和挑战中坚韧不拔，继续为主、为神国做出美好的见证。

注：

1. 双语《海归手册》，海外校园机构与普世佳音机构联合出版，2024年，预订网页：https://reframeministries.org/books/returnee-handbook 。

2. “世界平民教育家——晏阳初”，中国教育文学网，https://www.eduwx.com/2014/mingzai_1226/4039.html；“晏阳初：到民间去”，豆瓣小组，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53247364/?_i=4531703el4M6yU  。

3. 《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 “梅贻琦”词条：https://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mei-yiqi 。

4. 《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张伯苓”词条：https://www.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zhang-boling。

5. “原来詹天佑除了会修铁路，还是暖男、法学博士、留美幼童……”，“随手传福音”微信公共号，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5ea6d0481bd5066d225c6fd6 。

6. 《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刘廷芳”词条：https://www.bdcconline.net/zh-hans/stories/liu-tingfang。

7. 苏文峰、丁怡嘉，“石美玉：海归女医疗宣教士” ，《今日基督教》中文网站，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23/december-web-only/chinese-female-christians-mary-stone-zh-hans.html 。

8. 安迪，“宋尚节——结果累累的海归基督徒”，https://www.thrivingturtles.org/2024/09/28/song-shang-jie/  。

9. 《2023年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人社资讯化”网站，https://www.hrssit.cn/info/3208.html 。

10. 今天在中国具体有多少海归基督徒，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如果按最保守的估计——所有海归中有5%是基督徒，则海归基督徒的人数至少为5万人。

基甸是散居华人宣教士、基督教媒体编辑、作家，2011-2019年曾任海外校园机构福音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