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虹

本文原刊于《举目》第8期

       还是在来美国的第二年，有一天我们去英文老师苏芮家做巧克力蛋糕和苹果馅饼。 我无事可做，便坐在沙发上翻她的影集。有一张照片是在她婚礼后拍的，新郎新娘旁边是四个喜笑颜开的中年人。苏芮当时正在调苹果馅饼的面皮，遂拍著沾面的双手笑嘻嘻地走过来指给我看：“我爸爸，我妈妈，我继父，我继母。”

        “继父继母？”我不无惊讶地重复道。苏芮以为我没有听懂，于是放慢了语速给我解释：“我爸爸妈妈离了婚，然后他们分别跟我的继父继母结了婚。”我抬头对她笑笑，又低下头仔细看看照片上的四个人：他们笑得真是那么幸福快乐。苏芮若不说，真想不到竟是离异后的两家人。

        我不免有几分感慨。在中国，离异后的夫妻大都视若仇敌，很难想像两个家庭如何相逢在儿女的婚礼上。旁边的一个中国同学看出了我的心思，用中文笑着说：“他们，咳，他们根本无所谓的。”

        然而，与别的国家的人接触得越多，我越觉得，以国籍、肤色、职业、地位，来界定人，常常是有失公允的。不管人与人的差别表面上看起来有多大，人性的弱点，以 及人在遭遇痛苦和面对孤独时的本能反应，其实大同小异。人与人的区别，更多地在于本能之外的理性选择。这种理性选择，则受到诸多因素，譬如文化传统，宗教 信仰，种族背景，教育程度，职业地位以及社会潮流的影响。不管人们属于什么样的群体，有着多么相似的外在表象，每个人在自己的世界里所必须单独面对的孤 寂、痛苦和选择，都是独一无二的。

         婚姻解体，对绝大多数人，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哪怕主动要求离异的一方也不例外。从恋爱走入婚姻，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及至离异，故事扩展得可以写成长篇小说。其中的恩怨爱恨，早已成为人生的一部分。把自己的一部分割裂分离，岂是“潇洒走一回”那么轻 松？至于被动的一方，要接受自己不再被爱、不再被接纳的事实，更是非常容易陷入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以及怨恨之中。

        我出国之前，办公室里 的一位同事婚姻触礁。原因和结局就像套上了流行小说的公式，一点也不稀奇。然而在整个程序当中，两位当事人还有孩子所受的痛苦，却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当 事态朝着不可挽回的方向迅速发展时，我面对着一年前还在唱“夫妻双双把家还”的朋友，真的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在她心中依然充满著不平与愤懑的时候，我怎么 也说不出很想说出的那三个字：“宽恕他。”

        因为，虽然宽恕是唯一能够把人从仇恨的桎梏中释放出来的力量，但人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宽恕，实 在是难之又难。每个人都可能有过这样的经验：在某些时刻，你痛苦地感到，由于某个人某件事的存在，你平静的生活起了波澜，不但不可能恢复从前的宁静，而 且，有一个伤口，好像再也无法愈合。于是你愤愤地说：为什么，为什么？人们常常在虚拟的时空中逮住那个“罪魁”，以仇恨的力量将它包围，好像非如此便不足 以惩罚对方。我们往往忽视了，在我们以仇恨监禁别人的同时，我们自己，也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囚犯，因为我们失去了快乐生活的自由。

         我父亲的第一次婚姻在五十年代中期破裂。在此后四十年的时间里，父亲和他的前妻之间满是苦毒和敌意。他们的故事充满曲折波澜，有人性的自私，有时代的错谬，有数 不清的纠葛和恩怨。我无意去评判父辈的是非对错，实际上那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同一个故事往往不只一个版本，同一件东西从不同的侧面去看也不只一个真实。 问题在于，他们打了一个很大的结，以至于无法静心享受自己的生活。我的随父生活的长兄和他的同父同母但随母亲生活的妹妹，夹在对立的双方中间，不得不面对 各执一词的父母，且成为双方争夺感情的目标，有时甚至是父辈敌意的出气筒。他们心理上的焦虑和压力，是不必求证的了。后来，当我的长兄有了自己的女儿之 后，坚称自己是“不离婚派”，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

        我相信，“白头偕老”，是大部分情侣走入婚姻时的愿望。若果能如此，那是最 好。尽管需要调整、磨合、包容、忍耐，但为了成就一个美好的婚姻，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值得的。与此同时，双方的品格也得到进一步的塑造。毕竟，仇恨所能惩 罚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宽恕他人，实际上正是还给自己心灵上的自由。

作者来自山东，现居美国印第安娜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