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美國加州的聯邦法庭在爭論：向國旗致敬的誓詞中，是否要刪除“在上帝之下”（Under God）的字眼。這是美國自由主義針對學校發起的挑戰，是學校加深世俗化的又一實例。

        今天你如果訪問美國的大學，你可能還會看到一些與基督教有關的歷史遺跡。但是在校園的生活與課室中間，你或許再也看不到任何基督教世界觀的影響。相反地，你 會看到美國思想最開通、道德也最混亂的一面──這裡有絕對的學術自由，有絕對的言論自由、但也有絕對的“道德自由”。60年代時是如此，今天更是如此。校 園文化可以說是代表著美國最可愛、最有朝氣，同時也是極為醜陋的一面！

        歷史上，西方學術界一向與基督教關係密切。自理性主義的興起始，神 學就被稱作是“科學之母”（the Queen of Science），是知識的基礎。基督教一向注重教育，西方許多一流大學都是基督教開辦的。例如帶來美國第一次大復興的愛德華茲，17歲時以第一名的成績 畢業于耶魯大學，後來擔任普林斯頓大學的第三任校長。他的孫女婿杜外特（Timothy Dwight）亦曾任耶魯大學的校長兼校牧（1886-1899），耶魯大學能有今天的聲譽，他的功不可沒。他還帶領了耶魯大學至少四次的靈性復興（註 一）。

        本著追尋真理的熱情，基督教一向尊重學術自由。那麼，什麼時候起，這種緊密的關係開始解体的呢？原因又是什麼呢？讓我們來看一個有代表性的歷史事件。

一．耶魯大學的教科書風波（註二、三）

        波特校長（Noah Porter, 1871-1886），是杜外特校長的前任。1880年，政治學系系主任孫木勒（William Graham Sumner）教授，選取了斯賓賽（Herbert Spencer）的《社會學研讀》一書，作為社會學的課本。波特校長因該書貶抑基督教而反對使用。這場風波，因《紐約時報》在4月4、5日兩天，用新聞頭 條和社評來報導，而更為轟動。校內教授亦分裂成兩個陣營。

        斯賓賽當年是不可知論者的掌門人。他將基督教與穆罕默德的跟隨者，和南太平洋群島的迷信等量齊觀，認為科學家應當將宗教棄若敝屣，現代的求知者應當接受理性（而非信心）的指導。

        斯賓賽師承孔德（Auguste Comte），是實徵主義（或作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傳人。孔德的學說認為，一切的知識都要經過成長的三步曲。第一步是神學的（上帝的旨意 是對自然現象的解釋 ──虛構的階段），第二步是形而上學的（哲學對自然現象的解釋 ──抽象的階段），第三步是實徵的（自然法則的解釋 ──科學的階段）。社會學（他把它稱作社會物理）的目的，就在于發現這些自然法則。

        在方法論上，實徵論者先將上帝排除在人類社會之外，然後得出結論：你看，上帝與我們的社會無關，屬于循環論證。因此，儘管當時達爾文的物種進化論，已在北方的大學裡普遍講授，但是實徵論對學術界觀念的影響則更為深刻，是後來科學自然主義的理論基礎。

       “教科書事件”上報後，5月27日，70歲的波特以董事會主席身分，到初創不久的衛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女子名校）致詞，慶祝第二座大樓的開工，他的講題是“基督教學院”。衛斯理學院是由一對虔誠的杜蘭夫婦（Henry & Pauline Durant）開創，其辦校的宗旨是：“這個學院將致力于德育、体育和智育的基督化”。所有的學生都要參加查經班的課外活動。所有的教授（一律女性）除了 專業教學以外，還要帶領查經班。名佈道家慕迪當時也是董事會的成員。這是基督教熱心辦學的又一個例子。

        因聽眾都熟悉耶魯大學的風波，波特致詞時說，基督徒除了對敬虔的操練以外，知性的培養也極為重要。我們在學術界正與“世俗化”的勢力作殊死的爭奪戰。不管是無神論，還是最近流行的不可知論，其實它們與有神論和基督教一樣，都是一種宗教信仰。

        他說，在這個戰場上沒有中立路線。無論是倫理、政治，或是其它的社會學科，我們若不是站在有神的一邊，就是站在與上帝相對的那邊。

        原來，波特在治校的早期就認定，不僅要用奮興會的方式來傳播基督教，更要用學校教育來塑造基督徒的品格。

        他雇用教授的原則是：他不要求教授服從一致的信仰教條，他認為學校應當是超宗派的。他甚至認為，一個有誠懇懷疑心的人，強過傲慢的正統主義者。他主張用個人 信仰的影響力來開導教授，而不贊成用規條來約束，或用權威來壓制。直到“教科書事件”時，他還是不願使用校長的否決權，去禁止使用他所反對的教科書。他代 表著當年基督教人文主義的良心。

        孫木勒教授則是耶魯大學年輕一代的英才，是1863年畢業的校友。他于1872年被任用為政治系主任。他 原是聖公會的牧師，然而到耶魯教學不久後，信仰開始產生變化。他雖然沒有放棄信仰，但是除去了牧師的頭銜。他自己說：“我從來沒有自覺地放下信仰。我好像 把自己的信仰藏在一個抽屜裡，但是當我再把抽屜打開時，裡面卻是空無一物。”

        孫木勒之所以成為科學的自然主義的信奉者，是受到斯賓賽、達爾文和郝胥黎等人的影響。他在1881年致信校方：“大約在四、五年前，我從工作中逐漸認識到，就像自然科學的革新，科學的方法也將要把社會學從獨斷的教條和困惑中解救出來。”

        其實波特校長自己也在研究生課程中，使用過斯賓賽的一本書，所以他的反對並非只是針對斯賓賽。他在1879年12月寫信給孫木勒，表示這本《社會學研讀》的 書，格調不夠高，是“宣傳單”的水平。因為斯賓賽在書中只接受物質的元素和法則，作科學理論的根據。波特說，這使得全書缺乏說服力。波特的論點是：無論是 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是建立在一組前提假設上面的。而孫木勒沒有經過嚴謹的批判性的思考，就接受了斯賓賽那本書的前提（就是孔德的實徵論），將社會科 學的基礎建立在有神的架構之外，這種自我設限的學術態度是不公正的。

        耶魯人雖然對事情的見報相當懊惱，但是在彬彬君子的校風傳統下，這個爭端還是在私下處理。幾經波折，終于在曖昧的情況下得到解決（詳情見註）。波特能夠洞識學術界的偏頗，雖然不能力挽將要來到的狂瀾，但也不愧是個有眼光的領袖。

二，歷史的教訓

        這雖然只是一個很小的風波，但是卻觸及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轉折處。一百廿多年以後再來回顧這個風波，我們想提出幾個觀察和分析：

        第一，此事件突顯了19世紀中、後期宗教信仰對一般人的重要性、人與上帝的關係是人們生活的中心。當時因為社會主流的和諧性強（基督信仰的普及），基督教的影響還能夠維繫大局。

        而兩代以後，“學術自由”的神聖性已變得不容置疑，這種教科書的爭論也就不再發生了。今天的人們甚至無法想像，這種爭論會發生在校園（同樣地，在1880年代的人們也無法想像，一個缺乏基督教影響的世俗化社會）。幾十年之間，社會風氣所產生的巨變幾乎是不可思議。

        第二，它突顯了當年基督教的信仰，與前衛的思想界的裂痕。譬如當年在英國的最高學府，作教授的條件之一，就是宣誓接受英國國教的教條。制度式的基督教的信仰 往往缺乏活力，有形式而缺乏實際。在輿論界與學術界，基督教的信仰逐漸被認為是壓抑性的勢力，是愚民的工具。尼采在當年之所以提出上帝已死，就是因為他看 到這種學術界與教條的脫節，生活現實與口號不符的荒謬現象。從人們生活的實際來看，上帝的存在與否與我們毫無差別。正因如此，他所提出的學說才會在廿世 紀，產生如此巨大的震撼。

         第三，自從19世紀以來，還有其它類似孔德實徵論的，或是反基督教的學說出現（達爾文、馬克思、佛洛伊德、尼采 等等）。這些理論好像都能自圓其說，也都是建立在19世紀人類對自己的自信心和樂觀心態之上。但是，這些人本的理論，經過了廿世紀的實驗和戰爭的洗禮，都 證明了不能給人類帶來答案。

        第四，學術的絕對自由所代表的開放精神，的確給人類社會帶來了進步。它也促進了人本的自由主義的抬頭，人的選 擇性（而非選擇的對象）成為神聖無上的權利。在一個沒有真理的社會，人的意志好像是脫韁之馬，個人的喜好（preference）可以是人類選擇的最高原 則。這是1880年當時，尊重真理的人所無法想像的。

        其實，當人們脫離了宗教的枷鎖以後，並沒有爭取到自由，只是進入了一個自設的牢籠，成為自己慾望和野心的奴僕。當人們喪失了為之而死的對象時，他們也失去了為之而生的目的。人生不再尊貴，變得只要“有利可圖”。

        第五，科學自然主義的信仰，以及學校的世俗化，是理性主義絕對化以後必然的後果。基督教不能單從防衛性的角度來維護信仰，不能僅僅從教條主義的立場來批判潮流，也不能僅僅用制裁的方式來禁止異己。

        基督徒應當主動地與主流對話，坦率地指出人文信仰的獨斷性、狹窄性和不容忍性，指出當人們不再承認有權威的同時，往往自己成為新的權威。我們需要更多思想客觀、對文化感覺敏銳的基督徒知識份子。

        第六，基督徒因為要在世，又要不屬世，就永遠面臨這兩者間的張力。他所面對的，一方面是如何使基督的信仰成為文化的動力，包括道德與價值的重整、對自由的尊 重、對真理虛心的接納、對異己的容忍，和對社會的改造。另一方面是對上帝的絕對敬畏、對耶穌基督的唯一性的深刻認知。基督徒的使命是在整合這兩者間的張 力，取得在基督裡的和諧。

        我們應當在生命中顯出信仰的活力，在行為上活出基督信仰的實際。我們若是不能活出一個有生命力的信仰，我們就無法把一個可以叫人信服的信仰傳遞給別人。

        廿一世紀開始至今，人類社會一直動盪不安，我們被經濟危機、信任危機、環保危機、恐怖暴力危機所困擾。但願人類可以學得更謙卑，更認識自己的限度，也能夠正視實徵思想的限度，開始尋求那位全智、全愛的上帝。

註：
一、Marena Fisher,“Timothy Dwight: The Freeing of a Reputation”, The Yale Standard, pp 10-19, April 2002.
二、Burtin J. Bledstein,“Noah Porter versus William Graham Sumner”, Church History (September 1974).
三、 George M. Marsden,“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From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 to Established Nonbelief”,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pril, 1994.或參考：“God and Man at Yale (1880)”,First Things 42, pp. 39-42, April,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