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美国加州的联邦法庭在争论：向国旗致敬的誓词中，是否要删除“在上帝之下”（Under God）的字眼。这是美国自由主义针对学校发起的挑战，是学校加深世俗化的又一实例。

        今天你如果访问美国的大学，你可能还会看到一些与基督教有关的历史遗迹。但是在校园的生活与课室中间，你或许再也看不到任何基督教世界观的影响。相反地，你 会看到美国思想最开通、道德也最混乱的一面──这里有绝对的学术自由，有绝对的言论自由、但也有绝对的“道德自由”。60年代时是如此，今天更是如此。校 园文化可以说是代表着美国最可爱、最有朝气，同时也是极为丑陋的一面！

        历史上，西方学术界一向与基督教关系密切。自理性主义的兴起始，神 学就被称作是“科学之母”（the Queen of Science），是知识的基础。基督教一向注重教育，西方许多一流大学都是基督教开办的。例如带来美国第一次大复兴的爱德华兹，17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 毕业于耶鲁大学，后来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三任校长。他的孙女婿杜外特（Timothy Dwight）亦曾任耶鲁大学的校长兼校牧（1886-1899），耶鲁大学能有今天的声誉，他的功不可没。他还带领了耶鲁大学至少四次的灵性复兴（注 一）。

        本着追寻真理的热情，基督教一向尊重学术自由。那么，什么时候起，这种紧密的关系开始解体的呢？原因又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一个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

一．耶鲁大学的教科书风波（注二、三）

        波特校长（Noah Porter, 1871-1886），是杜外特校长的前任。1880年，政治学系系主任孙木勒（William Graham Sumner）教授，选取了斯宾赛（Herbert Spencer）的《社会学研读》一书，作为社会学的课本。波特校长因该书贬抑基督教而反对使用。这场风波，因《纽约时报》在4月4、5日两天，用新闻头 条和社评来报导，而更为轰动。校内教授亦分裂成两个阵营。

        斯宾赛当年是不可知论者的掌门人。他将基督教与穆罕默德的跟随者，和南太平洋群岛的迷信等量齐观，认为科学家应当将宗教弃若敝屣，现代的求知者应当接受理性（而非信心）的指导。

        斯宾赛师承孔德（Auguste Comte），是实征主义（或作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传人。孔德的学说认为，一切的知识都要经过成长的三步曲。第一步是神学的（上帝的旨意 是对自然现象的解释 ──虚构的阶段），第二步是形而上学的（哲学对自然现象的解释 ──抽象的阶段），第三步是实征的（自然法则的解释 ──科学的阶段）。社会学（他把它称作社会物理）的目的，就在于发现这些自然法则。

        在方法论上，实征论者先将上帝排除在人类社会之外，然后得出结论：你看，上帝与我们的社会无关，属于循环论证。因此，尽管当时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已在北方的大学里普遍讲授，但是实征论对学术界观念的影响则更为深刻，是后来科学自然主义的理论基础。

       “教科书事件”上报后，5月27日，70岁的波特以董事会主席身分，到初创不久的卫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女子名校）致词，庆祝第二座大楼的开工，他的讲题是“基督教学院”。卫斯理学院是由一对虔诚的杜兰夫妇（Henry & Pauline Durant）开创，其办校的宗旨是：“这个学院将致力于德育、体育和智育的基督化”。所有的学生都要参加查经班的课外活动。所有的教授（一律女性）除了 专业教学以外，还要带领查经班。名布道家慕迪当时也是董事会的成员。这是基督教热心办学的又一个例子。

        因听众都熟悉耶鲁大学的风波，波特致词时说，基督徒除了对敬虔的操练以外，知性的培养也极为重要。我们在学术界正与“世俗化”的势力作殊死的争夺战。不管是无神论，还是最近流行的不可知论，其实它们与有神论和基督教一样，都是一种宗教信仰。

        他说，在这个战场上没有中立路线。无论是伦理、政治，或是其它的社会学科，我们若不是站在有神的一边，就是站在与上帝相对的那边。

        原来，波特在治校的早期就认定，不仅要用奋兴会的方式来传播基督教，更要用学校教育来塑造基督徒的品格。

        他雇用教授的原则是：他不要求教授服从一致的信仰教条，他认为学校应当是超宗派的。他甚至认为，一个有诚恳怀疑心的人，强过傲慢的正统主义者。他主张用个人 信仰的影响力来开导教授，而不赞成用规条来约束，或用权威来压制。直到“教科书事件”时，他还是不愿使用校长的否决权，去禁止使用他所反对的教科书。他代 表著当年基督教人文主义的良心。

        孙木勒教授则是耶鲁大学年轻一代的英才，是1863年毕业的校友。他于1872年被任用为政治系主任。他 原是圣公会的牧师，然而到耶鲁教学不久后，信仰开始产生变化。他虽然没有放弃信仰，但是除去了牧师的头衔。他自己说：“我从来没有自觉地放下信仰。我好像 把自己的信仰藏在一个抽屉里，但是当我再把抽屉打开时，里面却是空无一物。”

        孙木勒之所以成为科学的自然主义的信奉者，是受到斯宾赛、达尔文和郝胥黎等人的影响。他在1881年致信校方：“大约在四、五年前，我从工作中逐渐认识到，就像自然科学的革新，科学的方法也将要把社会学从独断的教条和困惑中解救出来。”

        其实波特校长自己也在研究生课程中，使用过斯宾赛的一本书，所以他的反对并非只是针对斯宾赛。他在1879年12月写信给孙木勒，表示这本《社会学研读》的 书，格调不够高，是“宣传单”的水平。因为斯宾赛在书中只接受物质的元素和法则，作科学理论的根据。波特说，这使得全书缺乏说服力。波特的论点是：无论是 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建立在一组前提假设上面的。而孙木勒没有经过严谨的批判性的思考，就接受了斯宾赛那本书的前提（就是孔德的实征论），将社会科 学的基础建立在有神的架构之外，这种自我设限的学术态度是不公正的。

        耶鲁人虽然对事情的见报相当懊恼，但是在彬彬君子的校风传统下，这个争端还是在私下处理。几经波折，终于在暧昧的情况下得到解决（详情见注）。波特能够洞识学术界的偏颇，虽然不能力挽将要来到的狂澜，但也不愧是个有眼光的领袖。

二，历史的教训

        这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风波，但是却触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处。一百廿多年以后再来回顾这个风波，我们想提出几个观察和分析：

        第一，此事件突显了19世纪中、后期宗教信仰对一般人的重要性、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人们生活的中心。当时因为社会主流的和谐性强（基督信仰的普及），基督教的影响还能够维系大局。

        而两代以后，“学术自由”的神圣性已变得不容置疑，这种教科书的争论也就不再发生了。今天的人们甚至无法想像，这种争论会发生在校园（同样地，在1880年代的人们也无法想像，一个缺乏基督教影响的世俗化社会）。几十年之间，社会风气所产生的巨变几乎是不可思议。

        第二，它突显了当年基督教的信仰，与前卫的思想界的裂痕。譬如当年在英国的最高学府，作教授的条件之一，就是宣誓接受英国国教的教条。制度式的基督教的信仰 往往缺乏活力，有形式而缺乏实际。在舆论界与学术界，基督教的信仰逐渐被认为是压抑性的势力，是愚民的工具。尼采在当年之所以提出上帝已死，就是因为他看 到这种学术界与教条的脱节，生活现实与口号不符的荒谬现象。从人们生活的实际来看，上帝的存在与否与我们毫无差别。正因如此，他所提出的学说才会在廿世 纪，产生如此巨大的震撼。

         第三，自从19世纪以来，还有其它类似孔德实征论的，或是反基督教的学说出现（达尔文、马克思、佛洛伊德、尼采 等等）。这些理论好像都能自圆其说，也都是建立在19世纪人类对自己的自信心和乐观心态之上。但是，这些人本的理论，经过了廿世纪的实验和战争的洗礼，都 证明了不能给人类带来答案。

        第四，学术的绝对自由所代表的开放精神，的确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进步。它也促进了人本的自由主义的抬头，人的选 择性（而非选择的对象）成为神圣无上的权利。在一个没有真理的社会，人的意志好像是脱缰之马，个人的喜好（preference）可以是人类选择的最高原 则。这是1880年当时，尊重真理的人所无法想像的。

        其实，当人们脱离了宗教的枷锁以后，并没有争取到自由，只是进入了一个自设的牢笼，成为自己欲望和野心的奴仆。当人们丧失了为之而死的对象时，他们也失去了为之而生的目的。人生不再尊贵，变得只要“有利可图”。

        第五，科学自然主义的信仰，以及学校的世俗化，是理性主义绝对化以后必然的后果。基督教不能单从防卫性的角度来维护信仰，不能仅仅从教条主义的立场来批判潮流，也不能仅仅用制裁的方式来禁止异己。

        基督徒应当主动地与主流对话，坦率地指出人文信仰的独断性、狭窄性和不容忍性，指出当人们不再承认有权威的同时，往往自己成为新的权威。我们需要更多思想客观、对文化感觉敏锐的基督徒知识份子。

        第六，基督徒因为要在世，又要不属世，就永远面临这两者间的张力。他所面对的，一方面是如何使基督的信仰成为文化的动力，包括道德与价值的重整、对自由的尊 重、对真理虚心的接纳、对异己的容忍，和对社会的改造。另一方面是对上帝的绝对敬畏、对耶稣基督的唯一性的深刻认知。基督徒的使命是在整合这两者间的张 力，取得在基督里的和谐。

        我们应当在生命中显出信仰的活力，在行为上活出基督信仰的实际。我们若是不能活出一个有生命力的信仰，我们就无法把一个可以叫人信服的信仰传递给别人。

        廿一世纪开始至今，人类社会一直动荡不安，我们被经济危机、信任危机、环保危机、恐怖暴力危机所困扰。但愿人类可以学得更谦卑，更认识自己的限度，也能够正视实征思想的限度，开始寻求那位全智、全爱的上帝。

注：
一、Marena Fisher,“Timothy Dwight: The Freeing of a Reputation”, The Yale Standard, pp 10-19, April 2002.
二、Burtin J. Bledstein,“Noah Porter versus William Graham Sumner”, Church History (September 1974).
三、 George M. Marsden,“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From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 to Established Nonbelief”,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pril, 1994.或参考：“God and Man at Yale (1880)”,First Things 42, pp. 39-42, April,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