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恩

本文原刊于《举目》第6期

从“可能吗”到“怎么办”

         有两个契机引发我思考中国基督徒的社会参与问题。一个是在四年前，那时我在大陆服事一个家庭教会。有一次我们的城市电视台播放了一家人的不幸遭遇，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姊妹 想去看望和帮助他们。这时一个弟兄提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以某某教会的名义去帮助他们呢？这是一个信主不久的弟兄，他并不很了解家庭教会的不公开的处境以及安全问题，而且我们教会也没有名字。后来大家还是以个人名义去了。但这件事给我一个冲击：在没有名义，不公开的处境下，大陆基督徒可能参与、影响社会吗？

        另一件事是在去年7月，那时我在美国科州Focus On The Family（“爱家”机构）的总部作客。那天Dr. James Dobson （杜布森博士）就同性恋问题接受电视采访。我有幸进入演播室。开始之前，我和Focus 的几名工作人员一起为Dr. James Dobson祷告。刹那间我泪流满面。我向神祷告说，求你帮助我们的国家，让有一天基督徒的声音能在政治、学术、教育等领域中听到，神的心意能运行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这时，当初心中所存的“可能吗”的问题退到了一边，“怎么办”的问题浮现了出来。

我们是否仍将缺席？

        在20世纪初，中国基督徒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以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反教浪潮此起彼伏，教堂遭到洗劫，传教士被杀害。20年代初的非基运动，再次掀起了一场知识界对“基督教在中国”的批判、攻击。

        在这一波波的浪潮中，中国教会开始了本色化运动。自此以后，教会一直作为弱势群体，除了由于西方传教士的推动，在慈善、教育等领域还在不断参与以外（本土教会人士参与较少），在学术、政治、文化等层面的声音愈来愈少。在民族救亡的主旋律下，救人灵魂的呼喊退到了一边。

        作为对社会大潮的逆流，本色化教会的神学越发强调灵命进深和圣洁，基督徒则成为分别为圣的一群人，教会在中国当代社会参与的许多方面缺席了。这是中国教会社会参与状况的历史因素。

        1949年后，随着一系列政治运动，新政权对教会的控制越来越紧，及至关闭了教会。1978年后，虽然陆续开放了一些官方的三自教会，但总体来讲，属于“一坐二 拍”（注2）的角色。而被打压的家庭教会，更是无力也无门参与。政策的限制，成为中国教会社会参与状况的现实因素。

         当然我们都公认，不论是1949年前的奋兴浪潮，还是1949年后家庭教会的惊人增长，都像一股潜流在无声地塑造着我们民族的未来。但不可否认，因着历史和现实的制约，我们在社会参与的许多层面中缺席了。

“未得之地”的遗憾

        缺席，一方面固然有历史和现实的制约带来的无可奈何，但另一方面，福音更新文化的大能（the transformer of culture）（注3），却被掩藏了起来。就如卡尔亨利（Carl Henry）指出的，福音不再向世界政治和经济情况发言，基督教信仰和社会改革运动隔离了，神国度的宣扬与现实光景不生关联，其后果是教会把自己和福音一 同藏在盾牌后，形成了所谓的“圣民区”（注4）。福音和教会在当代中国就处于此等光景。这是令人遗憾的。

        与“圣民区”相对的，是中国广大的“未得之地”。这“未得之地”既包括大陆还有许多未听过福音的人，更包括了与社会参与相连的政治、学术、文艺、教育、伦理等领域。这些“未得之地”是神的应许之地，也是我们要努力进入的。而今天，其进程已显得极为紧迫和必要了，原因有四：

        第一，福音的社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影响着传福音的效果。举一个小例子，在目前大陆的许多教会都已开始儿童主日学。许多孩子因而认识神，学会祷告，学习 成长。但一进学校，自然课或社会发展史的课程和考试，就成为孩子和家长极大的挑战，孩子生活在物质主义和无神主义的世界观弥漫的氛围当中。孩子心中的福音 种子能否扎根，需要健康文化的塑造和支援。纵使无法要求完全的福音文化，至少能有这样一个亚文化的存在，为他们提供资源。

        这只是一个小例子。可以说，其他很多福音成果都要求透过社会参与获得巩固，并通过改变文化的氛围使之活化。

        第二，目前福音的社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已成为了福音更进一步传播的制约瓶颈。有的人开始提出“福音的第三工场”（注5），即指对知识份子和高校学生的福音工作。这个工场的拓展实在需要文化福音化的配合。

        第三，此亦是时代的需求。全球化的浪潮让我们无法关起门来独善己身，要么改变世界，要么我们被世界改变。 目前中国已进入传媒的时代，各种传播媒体无孔不入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各样的异端邪说层出不穷，抢占思想的阵地。基督徒有责任做出回应，发出自己的声 音，预备一个可接纳福音的土壤。我们今天的退缩，会带来我们明天的退场。

        第四，这是基督徒社会使命的要求。基督徒除了有传福音的大使命 （《太》28:19-20）外，还有社会的和文化的使命。耶稣在登山宝训（《太》5:13-16）中，用盐和光的比喻，描述了基督徒在社会中的责任。他强 调：“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基督徒不只是天国的国民，也是地上国度的公民，在地上的权利和责任不会因其信仰而有任何的 折扣，反而更应本着信仰的良知善尽职责。1974年在洛桑举行的世界福音大会就指出：“传福音和社会政治的参与，同为基督徒的责任。”

        看，社会参与的“未得之地”在召唤着我们，要我们在新的领域为基督打美好的仗。

调整出积极的心态

        那么，我们应从何处着手呢？我们首先要调整我们的心态。许久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以对抗性和负面性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的社会环境，以及基督徒和政府的关系，且这 个负面性的判断确实是基于事实基础上的。但1992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内在结构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教会的内部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这一方面在为我们 提供传福音的新机遇，另一方面也为基督徒的社会参与提供著新的可能性。

        我们需要反思，这种对抗性的心态是否遮蔽我们的视线，让我们无法看见和配合圣灵那渐进而沈稳的带领，无法看见神已在新的领域为我们敞开服事之门？这种心态是否带给我们过多的批判，而妨碍了全力的建造？是否让我们沈浸在一种崇高的悲壮感中，而成为离群索居的族类呢？

        一种积极的心态，意味着我们从变化中展望未来，以建造者的热诚参与中国的各项建设，并从中发现神的带领，见证神。我们既不要犯一厢情愿地以为“什么都可做，逼迫不存在……”的幼稚病里，也不要陷在“黑暗一片，无路可走”的悲观里。求神帮助我们可以看见。

两种结构的变化

        我们来看看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些变化。

        首先，官方意识形态已失去其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的锋芒，在一些旧有话语系统下装的却是实用主义的本质。这种外强中干的意识形态正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 的阻碍，而官方也为此头痛不已。伴随经济发展而至的道德堕落、犯罪率提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越发显出了意识形态的无能。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近两年屡次大讲 “以德治国”的问题，但“以德治国”的内核是什么则很空洞。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在考虑从哪里寻找深层的理论支援的问题。基督徒能否切入这样的时代呢？现 实为我们提供了多大的发言空间呢？这是我们极需思考的问题。

        第二，中央大一统被削弱，跨地区跨行业的条块分割局面，开始在某些领域如经 济、教育等之中出现。这种地区条块分割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政策的空间很难单从只观察法规条文得知。一方面执行法规者的个体差异很大，另一方面各地区 的工作中心不一样，因而对同一法规的重视程度和松紧度也不一样。因此在一个地区不能做的，在另外的地区或许视若平常，而在一个地区能行的，在别的地区也不 一定就能行。

        第三，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民间力量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空间。一方面越来越多官办的协会在走向民间化，另一方面民间也开始获许可建立一些服务和研究性的协会或研究所。

        另外，教会本身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第一，青年人的比例大幅度提高。这尤其在家庭教会中。我所在的城市，在十来个很活跃的教会中，青年人都超过70%。青年人或许不成熟，但他们有冲劲，他们有 热诚，积极地把所信的告诉人，在工作单位见证神，甚至包括在党政机关工作的。他们没有太多历史的包袱，也少有被迫害的阴影，只单纯地认为，表达个人心中的 想法是天经地义的。有个弟兄就对我说：既然佛教徒可以到处讲修身养性，我为什么不可以讲我生命的改变？

        第二，信主的专业人士越来越多。许多经理、编辑、记者、电脑工程师等专业人士信主，虽然比例不高，但其中很多是真正的委身。在一些城市也开始出现商人团契等专业团契。

        第三，城市家庭教会和学生团契兴起。这些新型教会充满活力，带领人大多是在1989年后信主的，受过好的教育，会不断探索新的服事渠道。目前许多这类教会在经费上已能自给。

        这些变化，都是为我们的社会参与带来了新的空间。

一些观察和联想

        我先分享我见到的一些事例：

        之一，某基督徒摄影家举办一个别开生面的摄影展，与会人士纷纷发言，从摄影作品谈上帝的创造、信仰和美的关系等主题，当地媒体也做了颇多报导。

        之二，某专业机构和国内某部门合办中美家庭讲座，讲员从基督教角度谈家庭建造和社会对婚姻家庭的导向，反响强烈。

        之三，某机构和国内多所大学连续多年合办高等教育研讨会，主要讲员都是海外基督徒学者，潜移默化了许多人。

        之四，出版领域：有两种类型的书开始有空间许可出版。一类是神学性的，如潘霍华的《作门徒的代价》，伯克夫的《基督教教义史》等。另一类的是实用性的，作者 兼具信仰背景和专业背景，已出版的如Dr. Robert Hemfelt 的 “Love is a Choice”, Dr. James Dobson 的”the New Hide Or Seek”等。这些书的出版，并不是因为政策的调整，而是表明有些政策执行者在观念上有某些改变。

        之五，某天偶然翻一本国内著名的教育杂志，很惊奇地发现有两个作者是我熟知的基督徒，他们的文章深入浅出，你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圣经精义的发挥。后来我和 其中一个作者谈，他说，教育这个阵地，若我们不去占，其他的思想就会涌进去，所以我们要尽力发挥正面的影响。当然，怎样活化圣经的道理，是需要考虑的。

        在我看来，这些事件参与改变中国文化的特质和氛围，破除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偏见，同时向世人表明了，基督教能为今天中国的许多现实问题（如婚姻家庭、道德建设等），提供有力的帮助。虽然这股潜流极其微弱，但假以时日，必产生广泛的影响力。

        从文化传播来说，最浅最表面的东西通常最先被接受，而最本质的内核，要经过无数次的较量冲撞后，才可能被广泛接受。在基督信仰的传播中，救恩无疑是我们的内 核。从本质来说，这个内核对中国固有文化是异质性的；从现实来说，这个内核的传播没有获得合法的许可。因而与救恩相连的国度拓展和教会建造，自然免不了被 打压的命运。但在学术、出版、传媒、社会伦理等方面，则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对现状的几点分析

        从笔者的视野，目前大陆基督徒的社会参与有以下特点：

        第一，参与的主体：目前主要是以个人或专业机构的名义在进行，有少数地方的三自教会也在参与一些政策的讨论。

        第二，参与的领域：目前海外团体主要可参与扶贫、慈善、专业交流等。国内基督徒可参与社区服务、经济、教育、传媒、学术等领域。

        第三，参与的重点：我认为目前的重点应放在文化传播领域，改变文化的氛围。一方面这个领域有许多事切实可做，同时也有更持久的影响力。比如学术领域，如何透过研讨会或丛书介绍基督教，破除中国人认为基督教是西方的、是霸权帝国主义的工具等偏见，就是很现实也很有意义之事。

        当涓涓溪流汇入大海时，它才真正知道自己的价值。我们今天零零散散的工作的价值究竟几何，我们也惟有在神的永恒中，才得以看见。

（后记：介于笔者所接触的为大陆知识圈，所以本文所用例子多为知识圈中的。我盼望接下来读者朋友们能针对普通基督徒怎样切实地参与社区、文化传播等，发表意见，深入讨论。）

注：
1.斯托得（John Stott）著《当代基督教与社会》第一章，P.21，台湾校园书房出版社，1996。
2.指大陆政治中，宗教界和民主党派人氏在各种会议中“陪坐陪拍手”的陪客地位。
3.D.A.Carson and John D. Woodbridge, God and Culture ,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dermans Publishing, preface。
4.葛伦斯（Stanley A.Grenz）与奥尔森（Roger E. Olson）合著的《二十世纪神学评论》P.343，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年版。
5.有观察家认为：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是第一、第二工场，知识份子群体是第三工场。

参考书目：
1.《基督徒的公民责任》，约翰‧百尼德（John C. Bennett）著，台湾基督教长老会出版，1984。
2. 注释中所引书目。
作者来自中国，长期从事文化传播，现在美国进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