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恩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6期

從“可能嗎”到“怎麼辦”

         有兩個契機引發我思考中國基督徒的社會參與問題。一個是在四年前，那時我在大陸服事一個家庭教會。有一次我們的城市電視台播放了一家人的不幸遭遇，我們教會有些弟兄姊妹 想去看望和幫助他們。這時一個弟兄提到我們為什麼不可以以某某教會的名義去幫助他們呢？這是一個信主不久的弟兄，他並不很瞭解家庭教會的不公開的處境以及安全問題，而且我們教會也沒有名字。後來大家還是以個人名義去了。但這件事給我一個衝擊：在沒有名義，不公開的處境下，大陸基督徒可能參與、影響社會嗎？

        另一件事是在去年7月，那時我在美國科州Focus On The Family（“愛家”機構）的總部作客。那天Dr. James Dobson （杜布森博士）就同性戀問題接受電視採訪。我有幸進入演播室。開始之前，我和Focus 的幾名工作人員一起為Dr. James Dobson禱告。剎那間我淚流滿面。我向神禱告說，求你幫助我們的國家，讓有一天基督徒的聲音能在政治、學術、教育等領域中聽到，神的心意能運行在我們的社會當中。這時，當初心中所存的“可能嗎”的問題退到了一邊，“怎麼辦”的問題浮現了出來。

我們是否仍將缺席？

        在20世紀初，中國基督徒受到了強烈的衝擊，以義和團運動為代表的反教浪潮此起彼伏，教堂遭到洗劫，傳教士被殺害。20年代初的非基運動，再次掀起了一場知識界對“基督教在中國”的批判、攻擊。

        在這一波波的浪潮中，中國教會開始了本色化運動。自此以後，教會一直作為弱勢群体，除了由於西方傳教士的推動，在慈善、教育等領域還在不斷參與以外（本土教會人士參與較少），在學術、政治、文化等層面的聲音愈來愈少。在民族救亡的主旋律下，救人靈魂的呼喊退到了一邊。

        作為對社會大潮的逆流，本色化教會的神學越發強調靈命進深和聖潔，基督徒則成為分別為聖的一群人，教會在中國當代社會參與的許多方面缺席了。這是中國教會社會參與狀況的歷史因素。

        1949年後，隨著一系列政治運動，新政權對教會的控制越來越緊，及至關閉了教會。1978年後，雖然陸續開放了一些官方的三自教會，但總体來講，屬於“一坐二 拍”（註2）的角色。而被打壓的家庭教會，更是無力也無門參與。政策的限制，成為中國教會社會參與狀況的現實因素。

         當然我們都公認，不論是1949年前的奮興浪潮，還是1949年後家庭教會的驚人增長，都像一股潛流在無聲地塑造著我們民族的未來。但不可否認，因著歷史和現實的制約，我們在社會參與的許多層面中缺席了。

“未得之地”的遺憾

        缺席，一方面固然有歷史和現實的制約帶來的無可奈何，但另一方面，福音更新文化的大能（the transformer of culture）（註3），卻被掩藏了起來。就如卡爾亨利（Carl Henry）指出的，福音不再向世界政治和經濟情況發言，基督教信仰和社會改革運動隔離了，神國度的宣揚與現實光景不生關聯，其後果是教會把自己和福音一 同藏在盾牌後，形成了所謂的“聖民區”（註4）。福音和教會在當代中國就處於此等光景。這是令人遺憾的。

        與“聖民區”相對的，是中國廣大的“未得之地”。這“未得之地”既包括大陸還有許多未聽過福音的人，更包括了與社會參與相連的政治、學術、文藝、教育、倫理等領域。這些“未得之地”是神的應許之地，也是我們要努力進入的。而今天，其進程已顯得極為緊迫和必要了，原因有四：

        第一，福音的社會參與的廣度和深度，直接影響著傳福音的效果。舉一個小例子，在目前大陸的許多教會都已開始兒童主日學。許多孩子因而認識神，學會禱告，學習 成長。但一進學校，自然課或社會發展史的課程和考試，就成為孩子和家長極大的挑戰，孩子生活在物質主義和無神主義的世界觀彌漫的氛圍當中。孩子心中的福音 種子能否扎根，需要健康文化的塑造和支援。縱使無法要求完全的福音文化，至少能有這樣一個亞文化的存在，為他們提供資源。

        這只是一個小例子。可以說，其他很多福音成果都要求透過社會參與獲得鞏固，並通過改變文化的氛圍使之活化。

        第二，目前福音的社會參與的廣度和深度已成為了福音更進一步傳播的制約瓶頸。有的人開始提出“福音的第三工場”（註5），即指對知識份子和高校學生的福音工作。這個工場的拓展實在需要文化福音化的配合。

        第三，此亦是時代的需求。全球化的浪潮讓我們無法關起門來獨善己身，要麼改變世界，要麼我們被世界改變。 目前中國已進入傳媒的時代，各種傳播媒体無孔不入地影響人們的思想和生活。各樣的異端邪說層出不窮，搶佔思想的陣地。基督徒有責任做出回應，發出自己的聲 音，預備一個可接納福音的土壤。我們今天的退縮，會帶來我們明天的退場。

        第四，這是基督徒社會使命的要求。基督徒除了有傳福音的大使命 （《太》28:19-20）外，還有社會的和文化的使命。耶穌在登山寶訓（《太》5:13-16）中，用鹽和光的比喻，描述了基督徒在社會中的責任。他強 調：“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基督徒不只是天國的國民，也是地上國度的公民，在地上的權利和責任不會因其信仰而有任何的 折扣，反而更應本著信仰的良知善盡職責。1974年在洛桑舉行的世界福音大會就指出：“傳福音和社會政治的參與，同為基督徒的責任。”

        看，社會參與的“未得之地”在召喚著我們，要我們在新的領域為基督打美好的仗。

調整出積極的心態

        那麼，我們應從何處著手呢？我們首先要調整我們的心態。許久以來，人們已經習慣以對抗性和負面性的心態來看待中國的社會環境，以及基督徒和政府的關係，且這 個負面性的判斷確實是基於事實基礎上的。但1992年以來，中國社會的內在結構已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教會的內部也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這一方面在為我們 提供傳福音的新機遇，另一方面也為基督徒的社會參與提供著新的可能性。

        我們需要反思，這種對抗性的心態是否遮蔽我們的視線，讓我們無法看見和配合聖靈那漸進而沈穩的帶領，無法看見神已在新的領域為我們敞開服事之門？這種心態是否帶給我們過多的批判，而妨礙了全力的建造？是否讓我們沈浸在一種崇高的悲壯感中，而成為離群索居的族類呢？

        一種積極的心態，意味著我們從變化中展望未來，以建造者的熱誠參與中國的各項建設，並從中發現神的帶領，見證神。我們既不要犯一廂情願地以為“什麼都可做，逼迫不存在……”的幼稚病裡，也不要陷在“黑暗一片，無路可走”的悲觀裡。求神幫助我們可以看見。

兩種結構的變化

        我們來看看中國社會結構的一些變化。

        首先，官方意識形態已失去其原有的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的鋒芒，在一些舊有話語系統下裝的卻是實用主義的本質。這種外強中乾的意識形態正成為中國進一步發展 的阻礙，而官方也為此頭痛不已。伴隨經濟發展而至的道德墮落、犯罪率提高等一系列社會問題，越發顯出了意識形態的無能。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近兩年屢次大講 “以德治國”的問題，但“以德治國”的內核是什麼則很空洞。政府中的一些有識之士在考慮從哪裡尋找深層的理論支援的問題。基督徒能否切入這樣的時代呢？現 實為我們提供了多大的發言空間呢？這是我們極需思考的問題。

        第二，中央大一統被削弱，跨地區跨行業的條塊分割局面，開始在某些領域如經 濟、教育等之中出現。這種地區條塊分割為我們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政策的空間很難單從只觀察法規條文得知。一方面執行法規者的個体差異很大，另一方面各地區 的工作中心不一樣，因而對同一法規的重視程度和鬆緊度也不一樣。因此在一個地區不能做的，在另外的地區或許視若平常，而在一個地區能行的，在別的地區也不 一定就能行。

        第三，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為民間力量提供了越來越多的空間。一方面越來越多官辦的協會在走向民間化，另一方面民間也開始獲許可建立一些服務和研究性的協會或研究所。

        另外，教會本身也出現了一些變化。

        第一，青年人的比例大幅度提高。這尤其在家庭教會中。我所在的城市，在十來個很活躍的教會中，青年人都超過70%。青年人或許不成熟，但他們有衝勁，他們有 熱誠，積極地把所信的告訴人，在工作單位見證神，甚至包括在黨政機關工作的。他們沒有太多歷史的包袱，也少有被迫害的陰影，只單純地認為，表達個人心中的 想法是天經地義的。有個弟兄就對我說：既然佛教徒可以到處講修身養性，我為什麼不可以講我生命的改變？

        第二，信主的專業人士越來越多。許多經理、編輯、記者、電腦工程師等專業人士信主，雖然比例不高，但其中很多是真正的委身。在一些城市也開始出現商人團契等專業團契。

        第三，城市家庭教會和學生團契興起。這些新型教會充滿活力，帶領人大多是在1989年後信主的，受過好的教育，會不斷探索新的服事渠道。目前許多這類教會在經費上已能自給。

        這些變化，都是為我們的社會參與帶來了新的空間。

一些觀察和聯想

        我先分享我見到的一些事例：

        之一，某基督徒攝影家舉辦一個別開生面的攝影展，與會人士紛紛發言，從攝影作品談上帝的創造、信仰和美的關係等主題，當地媒体也做了頗多報導。

        之二，某專業機構和國內某部門合辦中美家庭講座，講員從基督教角度談家庭建造和社會對婚姻家庭的導向，反響強烈。

        之三，某機構和國內多所大學連續多年合辦高等教育研討會，主要講員都是海外基督徒學者，潛移默化了許多人。

        之四，出版領域：有兩種類型的書開始有空間許可出版。一類是神學性的，如潘霍華的《作門徒的代價》，伯克夫的《基督教教義史》等。另一類的是實用性的，作者 兼具信仰背景和專業背景，已出版的如Dr. Robert Hemfelt 的 “Love is a Choice”, Dr. James Dobson 的”the New Hide Or Seek”等。這些書的出版，並不是因為政策的調整，而是表明有些政策執行者在觀念上有某些改變。

        之五，某天偶然翻一本國內著名的教育雜誌，很驚奇地發現有兩個作者是我熟知的基督徒，他們的文章深入淺出，你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對聖經精義的發揮。後來我和 其中一個作者談，他說，教育這個陣地，若我們不去佔，其他的思想就會湧進去，所以我們要盡力發揮正面的影響。當然，怎樣活化聖經的道理，是需要考慮的。

        在我看來，這些事件參與改變中國文化的特質和氛圍，破除中國人對基督教的偏見，同時向世人表明了，基督教能為今天中國的許多現實問題（如婚姻家庭、道德建設等），提供有力的幫助。雖然這股潛流極其微弱，但假以時日，必產生廣泛的影響力。

        從文化傳播來說，最淺最表面的東西通常最先被接受，而最本質的內核，要經過無數次的較量衝撞後，才可能被廣泛接受。在基督信仰的傳播中，救恩無疑是我們的內 核。從本質來說，這個內核對中國固有文化是異質性的；從現實來說，這個內核的傳播沒有獲得合法的許可。因而與救恩相連的國度拓展和教會建造，自然免不了被 打壓的命運。但在學術、出版、傳媒、社會倫理等方面，則有很大的潛力可挖。

對現狀的幾點分析

        從筆者的視野，目前大陸基督徒的社會參與有以下特點：

        第一，參與的主体：目前主要是以個人或專業機構的名義在進行，有少數地方的三自教會也在參與一些政策的討論。

        第二，參與的領域：目前海外團体主要可參與扶貧、慈善、專業交流等。國內基督徒可參與社區服務、經濟、教育、傳媒、學術等領域。

        第三，參與的重點：我認為目前的重點應放在文化傳播領域，改變文化的氛圍。一方面這個領域有許多事切實可做，同時也有更持久的影響力。比如學術領域，如何透過研討會或叢書介紹基督教，破除中國人認為基督教是西方的、是霸權帝國主義的工具等偏見，就是很現實也很有意義之事。

        當涓涓溪流匯入大海時，它才真正知道自己的價值。我們今天零零散散的工作的價值究竟幾何，我們也惟有在神的永恒中，才得以看見。

（後記：介於筆者所接觸的為大陸知識圈，所以本文所用例子多為知識圈中的。我盼望接下來讀者朋友們能針對普通基督徒怎樣切實地參與社區、文化傳播等，發表意見，深入討論。）

註：
1.斯托得（John Stott）著《當代基督教與社會》第一章，P.21，臺灣校園書房出版社，1996。
2.指大陸政治中，宗教界和民主黨派人氏在各種會議中“陪坐陪拍手”的陪客地位。
3.D.A.Carson and John D. Woodbridge, God and Culture ,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dermans Publishing, preface。
4.葛倫斯（Stanley A.Grenz）與奧爾森（Roger E. Olson）合著的《二十世紀神學評論》P.343，臺北：校園書房出版社，1998年版。
5.有觀察家認為：家庭教會和三自教會，是第一、第二工場，知識份子群体是第三工場。

參考書目：
1.《基督徒的公民責任》，約翰‧百尼德（John C. Bennett）著，臺灣基督教長老會出版，1984。
2. 註釋中所引書目。
作者來自中國，長期從事文化傳播，現在美國進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