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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艺术(中) ──访陈国安牧师(杨凤岗采访)

陈国安/杨凤岗采访

本文原刊于《举目》第6期

        编者按:在《举目》第五期,晓士顿教会主任牧师陈国安牧师,回答了本文作者杨凤岗有关教会的领导制度、领袖的影响力、牧长的任期等等问题。在本期中,陈牧师则就教会内长牧关系、多元问题,表达了意见。

相应反映

      杨:贵教会从成立到现在这二十多年来,会员结构上有些什么重大变化?

        陈:二十年来每个人增加了二十岁(笑)。

        我们现在的会友,每一个年龄层的人都有。从八九十岁到小婴孩都有。所以,就从一个原本年轻的教会,变成一个全面性的教会。

        杨:现在,贵教会一共有多少人是香港来的,多少是台湾来的,多少是大陆来的?

        陈: 本教会的母堂和“福遍”分堂,加起来差不多有1200人,其中180到200左右是讲广东话的人。另有大概150人左右是中国来的,还有200人左右是 ABC(Amercia Born Chinese,出生在美国的华人),再有大约70人到80人是东南亚国家来的,如马来西亚、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韩国、新加坡等。这些都算起来有 600多人。剩下的是台湾来的,约占总会员人数的一半。

         杨:这种的会员结构,在长执会里有相应的反映吗?

        陈:有。我们努力让各种背景的人,都在长执会里有代表。但是从比例上说,讲广东话的人,在长执会中的比例比在会众中的比例高。特别是早期,当香港人只在会众中占20-30%的时候,在长执会里却占了60%以上。

         原因之一可能是文化。香港人比较洋化,比较外向,本身又说英文,来到美国这个英语国家,不会感觉太陌生。他们来的时候年纪也比较小,18岁就来,等到30岁的时候,已经在这个国家待了相当一段时间,跟美国人差不多一样了。

        但是台湾来的多半都是大学毕业当完兵以后,出来时已经24-25岁,还有语言上的困难,所以头一两年书都读得很苦。而且因为在台湾所受的教育跟美国很不同,比较填鸭式,所以就不太开朗,不太主动,不是不聪明,而是什么事情都宁愿保守一点。有点 reserve,保守。

        所以,一旦教会里有什么事情,需要人自愿去做,香港人就快一点。所以我们最初60几个献身作传道的会友中,有50个是香港来的。但后来献身的30几个中,台湾来的就追上了一些。

        杨:随着会众结构的变化,在事工方面是不是就要做相应的调整了?

        陈:对。开始时我们只有两个团契,一个学生团契,一个家庭团契。现在母堂有27个团契,在福遍分堂有12个团契。还有一个西区教会,是1991年分出去的,现在他们也有16个团契了。所以我们总共有55个团契,照顾各方面的需要。

多元合一

         杨:团契一方面可以使教会比较稳定,但另一方面,团契之间有时就会出现一些紧张,甚至于冲突。

         陈:对,我们建立教会的宗旨之一,就是在多元中合一(unity in diversity)。在海外的华人教会中,多元是一定的。就是说,即使全讲国语,也有从台湾来的,从国内来的,从巴西来的,从欧洲来的,从东南亚来的……虽然都讲一种语言,但是差异一定存在。

         所以,教会越能容得下多元,就越有增长的可能性。否则,教会的增长就受限制。

         陈:您是说容纳多元能使教会增长的基础(base)加大?

         杨:对。因为在海外的华人社区里多元是个基本存在,就看你容得下容不下而已。我们教会除了国语以外,还有广东话,还有英语,以三种语言作为我们主要的语言。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亚文化群(subcultures),比如说台语的,或是同讲国语却来自不同地方的。

         面对这样的情况,第一,我们愿意接纳这多元化。多元化是我们的资产,不是我们的负债。这一点很重要。但是当你寻求差异的时候,你必须要使你的教会有归属感, 有那种sense of unity,就是彼此接纳、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体的感觉。这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教会里只多元不合一,人就会往外跑。所以在接纳多元的同时,要建立合一。

        建立合一用什么办法呢?我们教会在崇拜时用翻译,表示说不要有我们、你们、他们,而是我们都在主里面。无论是讲国语的、讲广东话的、或是讲英文的,都在同一个崇拜里面。

        所以十几年来,我们一直用三语崇拜。这样,我们虽然是多元的,但是我们可以在主里面一同敬拜,我们听的是同一篇道。这样,全教会的人领受同样的感召、同样的教导,而愿意彼此接纳,成为一体,崇拜成为了我们合一的过程。

        团契的主要功能则是照顾同类背景的人。所以我们有国语的团契,有广东话的团契,有英文的团契,甚至于在讲国语的团契中,也有专门为中国来的人成立的团契。他们背景越靠近,越能够交谈,越能够做朋友。越有共同点,他们就能够越快地成为一个团契。

         所以即使团契之间完全没有来往、彼此不认识,我们也不太在乎。如果你一定要所有的团契都要彼此认识,那么你就得把很多精力消磨在团契与团契之间。这不是我们在乎的,我们在乎的是在同一个团契里的契友,能够真的在主里面彼此深交。

长牧同

        杨:这样子的话,领导这一层就非常重要了?

        陈:对,所以长执会必须要同心。因为长执会就是代表所有这些团契的。所以我们在提名长执的时候,也非常注意,每个组群都要在长执会里面有代表性,我们也从长执会里派人到每一个团契里作辅导。

        杨:教会这么大,大家背景很不一样,团契这么多,有没有一些紧张或冲突?

        陈:我在这里二十多年了,还没有遇上过不能解决的问题。当然,人与人来往总会有一些问题,但我们只视为人的个性问题,而不是分门别类结党的问题。

        杨:那么您在这方面一定有很好的办法了?

        陈:我想,教会的领导人、领导层的态度与表现非常重要。如果教会的领导层好争,常常争这个争那个,下面的人也会这样做。如果领导层一团和气,那么大事就变成小事,小事就变成没事。

        比如说在我们的长执会中,每个人都是很有头脑很有思想的人,也可以说是很有主意的人。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坐下来听对方讲,客观地分析,然后放下已意达成共同的意见。22年来,我们长执会从来没有一件事情不能解决。议案都是在得到长执的一致支援以后,才拿出来向会众宣布。

        如果有什么意见分歧,通常的方法是不做决定,连表决都不要,直到我们可以谈出一个共同的观念来。多年来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因为领导层有这样的合一,所以,在信徒之间,大家都能以彼此接纳的态度来处理事情。

        作为牧师,在这方面的作用也很重要。有些牧师有些很强的主见,在长执会中被否定以后,不甘心情愿,就拿去跟会友讲,希望藉会友的手来推长执会的手。甚至在讲台上说,你们这些长执不听我的带领,我就到讲台上跟会众讲。如果会众都表示支援的话,你们就不能不支援我。

        一这样做,教会就容易出问题了。我的原则是,我上讲台或在公开的场合讨论,都是表达长执会的共同意见,从来没有一次说过,长执会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不同意。

        杨:这样就有一个和谐的气氛。

        陈: 是不是?所以是共同建造。我们牧师们当然也有很多意见不同的时候,毕竟我们有不同的训练、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年龄、甚至不同的语言。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 等到牧师们意见统一了,才拿到长执会上去,而不是到了长执会时,一个牧师讲一样,另外一个牧师讲另外一样。所以,十九年来,我们教会请来的牧师没有一个离 开的,一直留在一个团队里。

取得共识

        杨:是的,您讲的这些很重要。但是,如果,像这样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时就不做决定,会不会使得一些事工受影响?

        陈:我的看法非常直接:如果你的意见只有少数人认为对时,你就勉强去做,会是什么结果呢?比如你是牧师,经过祷告禁食或者什么什么,然后决定做某件事,认为这 是从神那边领受的。但是讲来讲去只有少数人跟随,你如果等不了,就动手去做的话,那会造成什么局面呢?造成你在演戏,很多人看戏。因为他们不投入嘛。

        一件事情本来可能是你完全对的,但是因为得不到众人的投入支援,你做起来,第一很辛苦,第二失败的可能性很高。到最后做不成的时候,大家会说,我们早就告诉你不能做。所以,你一意孤行的话,到头来就证明你错了。你本来是对的,都变成错。

        所以我的态度是这样;教会是神的,不是我的,要看圣灵做工的时间,如果我提出一个意见,信徒领袖不支援,这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我对,他们懵懂,他们糊涂;另外一种可能是我错。为什么我讲来讲去这帮人都不听呢?很可能是我错啊。

        如果是我对,然后我一意孤行,最后我失败,还是证明我是错了。对不对?如果我的意见本来就错,我更一意孤行,那就更错了。但是如果我对,我真的对,他们跟不 上,那也只能说教会不是我的,教会是主的。既然是祂的,那我就等祂的时间。也许我稍微一等,圣灵做工作,慢慢就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我所看到的,然后赞成, 就可以一起做了。

        所以,我带领教会和事奉有三十二年了,学会了一点,就是要多花时间在筹备的过程上。因为我发现任何事情,最难的是改变观念,要花很多时间。只要大家观念修改了,一致了,自然有办法。

        杨:所以取得共识是很重要的。

        陈:我刚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是提出我的计划,请他们去通过。后来呢,我是提出我的建议,请他们去考虑。现在不是,我写的东西都是草案。这就是说,当我开始有了一个观点,想法还不很成熟时,就请大家一起来把这个观点搞清楚。我这样退了三步来做事呢,做出来的反而更好。

        有一个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人有好几类,一类是非常有创新精神,不过大概只占5%,非常少。还有一些人是可以跟得上那些创新的人,一听到一个新的东西,他会喜 欢,有16%。再有一些人是再慢一点的,但他们也愿意改变,大概20-30%。这三类的人加在一起才50%。第四类人,则是好久好久都听不明白的,要等到 大家都走上这条路了,他才会觉得,好吧,反正我也不能不动,这个也有20-30%。再下面的那个呢,怎么样他都不愿意改变。

        要这些人都接纳一个全新的观念,第一类的人可能要几个礼拜,第二类的可能要三个月,第三类的人最少要用半年,有的时候,如果那个观念实在是很新,要十八个月。再后面的 人呢,要更久。所以,如果你提出一个很新的观念,希望得到半数的人投票支援的话,可能是要等六个月到十八个月。

        但是,很多教会未必能提早这么久安排,常常是十月下旬提出来,一月就要去做,所以做起来很辛苦,因为大家还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只有几个主导人物知道是怎么个事情。到最后是少数人在演戏,多数人坐在那里看你们在搞什么。

        我们教会就努力避免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在福遍植堂,1992、1993年其实就已经开始准备了,1994年时正式提出来,说明要三年的时间。因为那是一个 很新的观念。所以到真正做起来时,大家都已经跟上了。其中有一些人跑得比我们还快,还觉得带领的人太慢,他们等不了了。事情就容易做了。这样大家都同心, 有归属感,有主导感。

         杨:领导人有异象(vision),而异象又能分享出来,让人们能接受。

         陈:所以,我现在花很多时间在分享异象、把观念拉平的那个阶段上。拉平以后我自己可以坐下休息,他们自己会进行下去。

         其实信徒更有办法。他们都是大公司花钱栽培出来的大人才,办法多得是。他们精打细算,比我好得多。这样领导反倒可以睡觉,不背那个重担。(未完待续,下期将讨论妇女事奉和灵恩问题。)

作者来自北京,现住美国印第安那州,在大学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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