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獻章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4期
儒家的人本架構
自古以來,儒家的社會文化關係,建立在人與人(君臣、父子、夫妻、朋友、兄弟等五倫)上。這個以人為中心的人本主義架構,不管在農業社會或工業社會,都不能滿足人心靈上的需要(特別在後現代時代,五倫為主的社會架構在劇烈解構)。
而這個人本主義的架構,所延伸出來的的世界觀、宇宙觀,一不能包含大自然,因此道家、禪宗必然有發展的空間。二不能包括靈界,因此拜精靈的道教,必然更能在 平民階級,發芽茁壯。而拜多神與泛神的印度教,當然也能在儒家的人本“二度”空間架構中,發展其有靈界特質的本色化的中國佛教。
因此,儒家二度空間的人本架構,自然能成為任何可以在人本上與之妥協的宗教的溫床!也因此,儒、道、佛會在中國歷史中融合。
從聖經來看,華人社會在儒家“敬鬼神而遠之”的人本架構下,第一個影響的,當然是科學的發展。美國近代權威物理學家Dr. J.R. Oppenheimer說:基督教為現代科學開端所必須,因為基督教的創造論(神造自然,及神造人去治理自然),吸引西方科學家去研究不變的自然定律。
自工業革命到現今的三百名偉大的科學家中,有262位是基督徒。美國神學家與哲學家Panneberg,與牛津大學講座教授、法國科學院院士、普林斯頓研究員、Templeton得獎者Jaki都指出,科學的溫床是基督教,基督教所產生的科學家遠高過回教、佛教。
也正因此,中國雖有實用的發明,但從沒有貢獻過一條物理定律,因為佛、道教認為人生和宇宙無意義、無始無終。而回教不能產生科學之原因,也是因其神學的誤差:真主阿拉作為無理性。
康德的世界觀
這種儒家的世界觀,很像康德的的世界觀。康德將存在的認知(epistemology),建立在理性存在(如上帝的存在,永恆,道德)與現象存在兩個相對卻不相侵的範疇中。康德認為屬於理性範疇的“形而上”或“理知”,其世界不能被“形而下”或“感知”的世界所驗證。
如此分類,必然發展出不可知論。因為康德認為,科學不能處理宗教問題,宗教不能處理科學問題;使宗教與科學、信心與理智成了水火不相容的事。
這種宇宙觀與世界觀,很像儒家的“敬鬼神而遠之”的概念—─也難怪儒家與新儒家往西方找哲學對話的時候,總會找到康德。
康德的世界觀,使人單從人本角度探討自然與神的創造。他的上帝觀,頂多是毫無位格可談的“至上的道德”而已,如同田立克(Paul Tillich)僅能將神定位為無位格的“是的根本Ground of Being”)。科學家和哲學家從實驗室和小腦袋所製造出來的最佳產物,不過是如此而已!
難怪同樣與笛卡兒(Descartes)從火堆 中得靈感,但矢志將人的理性降伏在神的啟示下的巴斯卡(1623-1662),在他的《沈思錄》(Pensees)中強調﹐上帝是“God of Abraham, God of Isaac, God of Jacob, not the philosophers and scholars。”(上帝是亞伯拉罕的上帝,是以撒的上帝,是雅各的上帝,但不是哲學家和學者的上帝。)
Carl Becker在耶魯大學法學院的著名演講裡提到,啟蒙運動的人物如伏爾泰(Voltaire),狄德多( Diderot),盧梭( Rousseau)等,試圖摧毀奧古斯丁所描繪的上帝的城,用現代物質來取代(注一)。
人間哲學家往往把伊甸園的屬天榮美,變成地上社會政治(自由、平等)、文化、經濟、工業等的搜尋。伏爾泰看到證券市場內各宗教平等,認定全球自由經濟是新時代的神。然而人們因著從神本主義轉到人本主義,把定睛的焦點,從永世轉向今世。
脆弱可憐的文化
與聖經的宇宙觀相比,人間哲學家所盼望的,頂多從地球轉到太陽(因為受哥白尼日心論影響),卻沒有轉到日光之上、那位創造天地的神。
當人類將焦點放在日光之下(《傳道書》1:3),而不知放在遠超自然啟示的神,那麼不論他如何忙碌地工作(《傳道書》2-6章,康德所說的倫理學,人的 doing),如何盡心去求知識(《傳道書》7-11章,康德所說的知識論,人的knowing),人生必然會是很可憐無奈、虛空與捕風(注二)。沒有神 的文化(類似康德所說的宗教論,是人的hoping),必會是可憐的文化。
從《傳道書》第一章的感嘆看,短暫的人不會是,也不該是世界的中心。廿世紀最重要的社會學家、俄籍猶太學者、哈佛大學社會系系主任Sorokin說:“Human is not the center of reality. Divine help is necessary(人類不是現實的中心,神聖的幫助是必須的)。”(注三)
只要神不在一個文化的中心,這文明不僅會像湯恩比(Arnold Toynbee),在他的巨著《歷史研究》所說,必然會分裂、瓦解,乃至崩潰。套句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話說:“If there is no God, everything is possible!(如果沒有神,什麼事都可能發生。)”
這個文化体系更會被凌駕、轉化、併吞,乃至利用。德國因為康德般的宇宙觀,將上帝打入冷宮的神學架構,當然很容易被納粹主義提倡的自我神化所左右,因此愛國主義和納粹希特勒崇拜,自然會成為發動二次大戰者的信仰。
同樣的,儒家如此脆弱的宇宙觀,很容易被其它思想所使用、同化、凌駕、轉化。在封建帝王時代和極權時代,儒家提供帝王、英雄偶像等等崇拜的空間。在民主時 代,特別是五四運動時代,國家主義、民族意識、政治意識被當作神。儒家到了日本後,被明治天皇所取代—─日本人用儒家的建築外表,來拜日本天皇!
一顆死人牙齒
再從這個角度來看佛教和道教,儒家的人本主義架構當然不過是墊底耳!例如:本以儒家文化為根基的台灣,近幾十年科技發達,近年來又有許多留學西方的高級知識 份子回台,卻不知去尋找西方文明背後的基督教信仰,反而去拜全世界最落後(除了非洲外)的西藏、泰國、印度所傳出來的迷信。
二年前台灣全國上下還在膜拜一顆佛牙—一個死人的牙齒。基督徒若是找到耶穌的牙齒,絕對不會舉辦像佛教徒般慶功會,而是舉辦追悼會──因為若找到耶穌的牙齒,就證明耶穌不過是死人,而沒有復活!
原來,台灣在拜死人的宗教,而全國上下竟然沒有人理會。
原來,一個人很難是個無神論者。一個人若沒有真神的信仰,往往會被各樣的異教之風搖來搖去,被邪靈篩來篩去,可憐到不知去拜那愛他們的上帝,卻去拜那捉弄捆綁並恨他們的鬼魔!
此外,沒有神的文化,必然也會被拜金、享樂、色情等人間短暫的滿足所包圍。正如《啟示錄》17、18章所闡述的,魔鬼用權位(power),金錢 (money),和色情(sex)來迷惑人,使人不認識真神!如此,這文化必然越來越世俗化,越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林後》4:4)。
正如丹麥哲學家祁克果(Soren Kierkegaard)所說:“Secular mentality consisted in attributing infinite worth to objects unworthy of it, and in attributing finite worth to truly infinite objects(世俗的心態視無限價值的為有限的,有限價值的為無限的)。”; 又說:“世俗化誤導我們單定睛今世,而非來世;在暫時而非永恆,讓我們仰望自己的能力。”
正在侵襲儒家体系的享樂主義,本身最大的危機,就是沒有永恆觀(《林前》15:32),它誘使人心看中價格(price)過於價值(value)。人們的心變短淺,且成為世界的奴僕,對於關乎他永恆的死裡復活一事,卻反而只當新聞說說聽聽(《徒》17:21)。
享樂主義所引發出來的樂觀主義,往往會帶出悲觀主義,而悲觀主義者最大的危機,也是沒有清楚的永恆觀,因此對神所賜的生命不看重—─現代社會不僅離婚率急劇增高,缺乏永恆價值觀的青少年,自殺率也在增高……受種種捆綁的華人啊,著實可憐啊,可憐!
在儒家背景中長大的您我,實在當在這個轉世紀時代,警惕反省啊。
注釋:
1. Carl Becker ,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Century Philosophers (New Haven, Yale, 1932),p 31。
2. Leo G. Perdue, Wisdom & Creation (Nashiville: Abingdon Press, 1994),pp 203-205。
3. 參H. O.J. Brown, Sensate Culture (Dallas: Word, 1996), p230。
作者係芝加哥三一國際大學神學博士,現任教於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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