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献章

本文原刊于《举目》第4期

儒家的人本架构

       自古以来，儒家的社会文化关系，建立在人与人（君臣、父子、夫妻、朋友、兄弟等五伦）上。这个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架构，不管在农业社会或工业社会，都不能满足人心灵上的需要（特别在后现代时代，五伦为主的社会架构在剧烈解构）。

        而这个人本主义的架构，所延伸出来的的世界观、宇宙观，一不能包含大自然，因此道家、禅宗必然有发展的空间。二不能包括灵界，因此拜精灵的道教，必然更能在 平民阶级，发芽茁壮。而拜多神与泛神的印度教，当然也能在儒家的人本“二度”空间架构中，发展其有灵界特质的本色化的中国佛教。

        因此，儒家二度空间的人本架构，自然能成为任何可以在人本上与之妥协的宗教的温床！也因此，儒、道、佛会在中国历史中融合。

        从圣经来看，华人社会在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人本架构下，第一个影响的，当然是科学的发展。美国近代权威物理学家Dr. J.R. Oppenheimer说：基督教为现代科学开端所必须，因为基督教的创造论（神造自然，及神造人去治理自然），吸引西方科学家去研究不变的自然定律。

        自工业革命到现今的三百名伟大的科学家中，有262位是基督徒。美国神学家与哲学家Panneberg，与牛津大学讲座教授、法国科学院院士、普林斯顿研究员、Templeton得奖者Jaki都指出，科学的温床是基督教，基督教所产生的科学家远高过回教、佛教。

        也正因此，中国虽有实用的发明，但从没有贡献过一条物理定律，因为佛、道教认为人生和宇宙无意义、无始无终。而回教不能产生科学之原因，也是因其神学的误差：真主阿拉作为无理性。

康德的世界观

        这种儒家的世界观，很像康德的的世界观。康德将存在的认知（epistemology），建立在理性存在（如上帝的存在，永恒，道德）与现象存在两个相对却不相侵的范畴中。康德认为属于理性范畴的“形而上”或“理知”，其世界不能被“形而下”或“感知”的世界所验证。

        如此分类，必然发展出不可知论。因为康德认为，科学不能处理宗教问题，宗教不能处理科学问题；使宗教与科学、信心与理智成了水火不相容的事。

        这种宇宙观与世界观，很像儒家的“敬鬼神而远之”的概念—─也难怪儒家与新儒家往西方找哲学对话的时候，总会找到康德。

        康德的世界观，使人单从人本角度探讨自然与神的创造。他的上帝观，顶多是毫无位格可谈的“至上的道德”而已，如同田立克（Paul Tillich）仅能将神定位为无位格的“是的根本Ground of Being”)。科学家和哲学家从实验室和小脑袋所制造出来的最佳产物，不过是如此而已！

        难怪同样与笛卡儿（Descartes）从火堆 中得灵感，但矢志将人的理性降伏在神的启示下的巴斯卡（1623-1662），在他的《沈思录》（Pensees）中强调﹐上帝是“God of Abraham, God of Isaac, God of Jacob, not the philosophers and scholars。”（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以撒的上帝，是雅各的上帝，但不是哲学家和学者的上帝。）

        Carl Becker在耶鲁大学法学院的著名演讲里提到，启蒙运动的人物如伏尔泰（Voltaire），狄德多（ Diderot），卢梭（ Rousseau）等，试图摧毁奥古斯丁所描绘的上帝的城，用现代物质来取代（注一）。

        人间哲学家往往把伊甸园的属天荣美，变成地上社会政治（自由、平等）、文化、经济、工业等的搜寻。伏尔泰看到证券市场内各宗教平等，认定全球自由经济是新时代的神。然而人们因着从神本主义转到人本主义，把定睛的焦点，从永世转向今世。

脆弱可怜的文化

        与圣经的宇宙观相比，人间哲学家所盼望的，顶多从地球转到太阳（因为受哥白尼日心论影响），却没有转到日光之上、那位创造天地的神。

        当人类将焦点放在日光之下(《传道书》1:3)，而不知放在远超自然启示的神，那么不论他如何忙碌地工作（《传道书》2-6章，康德所说的伦理学，人的 doing），如何尽心去求知识（《传道书》7-11章，康德所说的知识论，人的knowing），人生必然会是很可怜无奈、虚空与捕风（注二）。没有神 的文化(类似康德所说的宗教论，是人的hoping)，必会是可怜的文化。

        从《传道书》第一章的感叹看，短暂的人不会是，也不该是世界的中心。廿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俄籍犹太学者、哈佛大学社会系系主任Sorokin说：“Human is not the center of reality. Divine help is necessary（人类不是现实的中心，神圣的帮助是必须的）。”（注三）

        只要神不在一个文化的中心，这文明不仅会像汤恩比（Arnold Toynbee），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所说，必然会分裂、瓦解，乃至崩溃。套句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话说：“If there is no God, everything is possible!（如果没有神，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这个文化体系更会被凌驾、转化、并吞，乃至利用。德国因为康德般的宇宙观，将上帝打入冷宫的神学架构，当然很容易被纳粹主义提倡的自我神化所左右，因此爱国主义和纳粹希特勒崇拜，自然会成为发动二次大战者的信仰。

        同样的，儒家如此脆弱的宇宙观，很容易被其它思想所使用、同化、凌驾、转化。在封建帝王时代和极权时代，儒家提供帝王、英雄偶像等等崇拜的空间。在民主时 代，特别是五四运动时代，国家主义、民族意识、政治意识被当作神。儒家到了日本后，被明治天皇所取代—─日本人用儒家的建筑外表，来拜日本天皇！

一颗死人牙齿

        再从这个角度来看佛教和道教，儒家的人本主义架构当然不过是垫底耳！例如：本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台湾，近几十年科技发达，近年来又有许多留学西方的高级知识 份子回台，却不知去寻找西方文明背后的基督教信仰，反而去拜全世界最落后（除了非洲外）的西藏、泰国、印度所传出来的迷信。

        二年前台湾全国上下还在膜拜一颗佛牙—一个死人的牙齿。基督徒若是找到耶稣的牙齿，绝对不会举办像佛教徒般庆功会，而是举办追悼会──因为若找到耶稣的牙齿，就证明耶稣不过是死人，而没有复活！

        原来，台湾在拜死人的宗教，而全国上下竟然没有人理会。

        原来，一个人很难是个无神论者。一个人若没有真神的信仰，往往会被各样的异教之风摇来摇去，被邪灵筛来筛去，可怜到不知去拜那爱他们的上帝，却去拜那捉弄捆绑并恨他们的鬼魔！

        此外，没有神的文化，必然也会被拜金、享乐、色情等人间短暂的满足所包围。正如《启示录》17、18章所阐述的，魔鬼用权位（power），金钱 （money），和色情（sex）来迷惑人，使人不认识真神！如此，这文化必然越来越世俗化，越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林后》4:4）。

        正如丹麦哲学家祁克果(Soren Kierkegaard)所说：“Secular mentality consisted in attributing infinite worth to objects unworthy of it, and in attributing finite worth to truly infinite objects（世俗的心态视无限价值的为有限的，有限价值的为无限的）。”; 又说：“世俗化误导我们单定睛今世，而非来世；在暂时而非永恒，让我们仰望自己的能力。”

        正在侵袭儒家体系的享乐主义，本身最大的危机，就是没有永恒观（《林前》15:32），它诱使人心看中价格（price）过于价值（value）。人们的心变短浅，且成为世界的奴仆，对于关乎他永恒的死里复活一事，却反而只当新闻说说听听（《徒》17:21）。

        享乐主义所引发出来的乐观主义，往往会带出悲观主义，而悲观主义者最大的危机，也是没有清楚的永恒观，因此对神所赐的生命不看重—─现代社会不仅离婚率急剧增高，缺乏永恒价值观的青少年，自杀率也在增高……受种种捆绑的华人啊，着实可怜啊，可怜！

        在儒家背景中长大的您我，实在当在这个转世纪时代，警惕反省啊。

注释：
1. Carl Becker ,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Century Philosophers （New Haven, Yale, 1932）,p 31。
2. Leo G. Perdue, Wisdom & Creation （Nashiville: Abingdon Press, 1994）,pp 203-205。
3. 参H. O.J. Brown, Sensate Culture （Dallas: Word, 1996）, p230。

作者系芝加哥三一国际大学神学博士，现任教于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