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曾参加由柳溪教会（Willow Creek Church）主任牧师海波斯（Bill Hybels）主持的教牧研讨会。在开场白中，海波斯牧师问全场1,500位牧长同工们：“你们伺候的顾客是谁？”一个声音从角落传出来：“执事会﹗”立时全场哄然大笑。海波斯牧师在笑声止息之后说：“是的，因为执事们不但决定你的薪水，还决定你的去留。然而，这也正是你的教会不能增长的原因﹗如果牧师、 同工们只关心、服事已经来教会的信徒或执事，对教会之外徘徊的人不闻不问，请问：他们为何要踏入教会？”

         这的确是当今海内外华人教会的共 通问题：牧者们常常为了维持教会的经常聚会，探访生病或无故“人间蒸发”的会友，而忙得焦头烂额；同工们也为了教会内部的各种活动而无暇他顾。也就是说， 我们似乎只关心教会围墙内的人，而不关心（或无力关心）围墙之外失丧的人。如此，教会岂不就变成“斗底下的光”、“盐罐里的盐”了？

         但是，我们要如何才能走到“墙外”呢？如果贸然走出墙，我们是否会被遍地游行的魔鬼吞吃了？我们是否会浪费教会的人力物力，在一些徒劳无功的活动上？在关心 社会与关怀信徒之间，有没有冲突或资源分配的问题？要如何取得平衡？这一箩筐的问题，都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回答的问题，也都是需要慎思明辨的议题。

福音的处境化

         宣教学上所谓的“福音处境化”，是指不仅福音要在文化上“本土化”，还包括福音要能回应当地经济、社会及政治的情势。然而20世纪初，由于“基要派”与“社会福音派”的路线之争，中国的基要派教会退出了教育界及文化界。迄今，中国大陆教会仍普遍有此“避世”的心理。但现在是我们重新检讨这个策略的时候了。

         因此，在现有的处境上，中国教会需要回应的，包括都市化造成的社会问题，及基督信仰如何促成中国道德重整、文化更新等大问题。在海外的华人教会， 也需要关注重大的社会议题，并与当地众教会联合行动。在这方面，一些香港、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教会，已经有值得效法的见证。

         如何以基督信仰来更新中国文化，一向是我个人较关注的议题之一。中国教会信徒大多数在农村，都市中教育水准越高的人，信主比例越低。因此，中国教会信徒人数 虽然大量增加，却未能在中国社会看见明显的影响。这与港台及北美的华人教会恰恰相反，在海外，一向是知识水准越高的人中，信主的比例也越多。

         现在由于“海归”学人的大量增加，使国内知识分子中，基督徒的比例也显著地提高，但是这并不代表基督信仰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有等比例的增加。如果我们确信 福音能转化文化，中国教会就应该鼓励更多的基督徒，以文字出版和大众传媒，来传递我们的立场和观点，并以生活及职场的见证，来凸显我们与世俗迥别的人生观 与价值观。

         透过这些途径，我们可以影响中国社会，进而改善日趋堕落的社会道德，并重塑中国的社会文化。

适切的着力点

        如果在观念上我们同意：教会应该回应并关心社会的需要。那么紧接的问题就是：何时、何处是教会应该介入的？要如何做？也就是说，我们要选择“切入点”，来推 动教会发挥盐与光的功能，改变社会。而这些切入点，也必须是教会能发挥力量的“着力点”，否则将吃力不讨好、事倍功半。

         在这方面， 18、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卫斯理的“循理会福音运动”，值得借镜。卫斯理一方面在他牧养的基层信徒中，借着“主日学运动”推动信徒识字与读经，又 以小组聚会督促信徒在生活上结出悔改的果子。另一方面，他自己以写书、投稿的方式，唤醒社会里中上阶层基督徒沉睡的良心，造成舆论；又鼓励基督徒官员、国 会议员推动立法，使得社会改革能因着制度化而落实。我们应该鉴古知今，效法先贤。

         不过，当教会想“进入社会”时，要避免“多角化”这似是 而非的“迷思”（Myths）。也就是说，在教会准备参与社会关怀时，要注意“单纯”（Simplicity）的原则，即“专注本业”。许多企业因盲目的 多角化策略，导致力量分散而一败涂地。因此，教会领袖必须自问：什么是教会的“核心本业”？什么是教会的“优势”？

          当今有些教会做的一些 所谓“社区服务事工”，是有待商榷的。例如，台湾教会普遍存在的“插花班”、“安亲班”、“健身操班”等，虽是琳瑯满目，却与光盐的见证无关。海外华人教 会则常设有“中文学校”，但是往往造成尾大不掉、喧宾夺主的现象。其实这些事工对传福音、作见证、改正社会风气等都毫无助益，却徒然耗费教会宝贵的资源。 所以，我们不应该去做一些力不能及，或与教会形象无关无益的“事工”。

          值得教会投入的，是那些需要委身并有长期果效的事工，包括：孤儿 院、贫民义诊、识字班、民工子弟学校、环保资源回收……教会或基督徒们若能长期在某些领域专注地投入，不仅能取得社会的肯定，也将取得发言权并发挥影响 力。香港的突破青少年事工，台湾的伊甸残障事工，都是一些非常成功的榜样。

适当的文化接口

         当教会想“走出墙外”的时候，如何选择适当的“接口”（Interface），使教会能与整个社会“接轨”，是成败的关键。今天的华人教会，自牧师至信徒， 往往缺乏“文化的敏感度”（Cultural Sensitivity），对主流文化未能掌握，使教会外的社会人士，对基督徒产生偏见，令福音的传播障碍重重。但是归根究柢，这些拦阻常常是基督徒自己 造成的。

         举例而言，今天港台教会的大型布道会，喜欢以神医布道、音乐布道的方式来进行。这种灯光闪烁、万人齐舞的聚会，更加深了人们对基督教是“怪力乱神”的宗教印象。

         相反的，慈济或佛教团体的聚会，气氛却极为庄严肃穆，颇合中国传统文化之主流思想。从近年来佛教教势蒸蒸日上，而基督教却欲振乏力来看，显然这场宗教间的 “文化之战”，基督教是落了下风。即便基督教的聚会也的确会吸引一些人，但是所吸引来的人，可能都是一些“求神蹟的犹太人”（《林前》1︰22），而不是 那些愿意走十字架道路的真基督徒。

         在中国的主流文化中，强调“温良恭俭让”的儒家思想，仍是居主导地位的。而这些儒家的德性，也与基督教 的属灵美德相呼应。因此，我们必须更凸显基督徒的生命特质，即强调圣灵的果子，而非超自然恩赐；重视属灵生命的厚度，而非肤浅的狂热。聚会活泼却不激情， 感情自然流露却不煽情。若能如此，基督教不仅能与中国主流文化接轨，同时也使儒家那似乎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境界，在基督徒身上实现出来。

作者现在波士顿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