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丁韙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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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舉目》14期 魏外揚 19世紀及20世紀初年出版的宣教史冊上，保留了一些極為珍貴的老照片，其中我最喜愛的，就是一張3位老人的合影。拍攝日期是1905年4月底，地點在漢口。相片中的3位老人，中間站立的是楊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左邊坐的是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1827-1916），右邊坐的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這時候他們3位的年齡加起來是225歲，丁韙良最長（78），楊格非其次（74），戴德生殿後（73）。不料1個多月後，戴德生在長沙去世，反倒是在後的在前了。 我喜愛這張照片的原因，除了緬懷宣教先賢之外，也因為這3位資深的來華宣教士，正好代表3種不同的宣教路線與典範，值得我們學習與省思。丁韙良年紀最長、來華最早、在華也最久。 一、寧波10年 丁韙良是美國長老會一位牧師的兒子，大學與神學院畢業後，帶著新婚夫人來到中國。寧波是美國長老會在中國的第一個傳教區，由麥嘉締醫師（Dr. Divie B. McCartee）在1844年所建立。1850年丁韙良夫婦來此時，已粗具規模，不但有教堂，還有學校與印刷設備。 丁韙良學習語言的能力很強，很快就學會寧波話，而且可以用流利的寧波話講道。聽眾對他的講道，反應熱烈，常在離去時發出“聽道比看戲還有趣”的讚嘆。後來他將講稿匯 集而成《天道溯源》一書，廣受歡迎，從1854至1912年，該書以中文、日文和韓文，印行了30餘版。在1907年“廣學會”舉辦的一次投票評選活動中，《天道溯源》被選為最佳中文著作。 寧波時期最令丁韙良難過的事，或許就是與資深同工麥嘉締之間，因年齡、性格及宣教策略上的歧異，無法同心配搭。例如，丁韙良十分看重以拼音方式書寫寧波話，麥嘉締則認為此事無關緊要；對于要求受洗者的考核，丁韙良較寬鬆，麥嘉締極嚴格；丁韙良主張重用本地信徒為助手，麥嘉締對此則頗感疑慮；又如，對于God一字的中文譯法，丁韙良主張用“神”字，麥嘉締則主張用“上帝”。 這場來華宣教史上，爭辯多年而最終無法統一的論戰，也在寧波同一個差會的弟兄中造成隔閡。還有，對于太平天國的興起，丁韙良寄以厚望，並曾私下前往訪問，但中途遇到阻礙而折返。麥嘉締與太平天國雖也有接觸，但持保留態度。 凡事起頭難，宣教事工尤其如此。美國長老會在寧波最初20年的努力，先後參與的男女宣教士共計24人，結果受洗的中國成年信徒，正好也是24位，進展緩慢可以想見。而在教會墓園中，宣教士及其子女的墓碑，卻一塊塊豎立起來。 雖有這些遺憾，寧波10年對丁韙良而言，仍然是充滿祝福與值得回憶的經歷。雖然後來他住在北方的時間比南方長得多，但在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中，他花在回憶南方時期的篇幅，竟與北方時期不相上下，可見他多麼珍惜這最初的10年。不過在此同時，他也看見中國的需要，不僅在於領受基督信仰，也在於培養一種新的世界觀，而介紹國際公法、科學新知，以及投身教育工作，就成為他此後努力的方向。 二、譯介國際公法及西學 丁韙良首次參與的外交工作，就是擔任美國使團的翻譯人員，參與簽訂英法聯軍之役後的天津條約。中美天津條約第29條，所謂的宗教容忍條款，就是丁韙良與衛三畏（S. Wells Williams）兩位宣教士，悉心斟酌字句下的結果。 英法聯軍之役後，丁韙良開始翻譯國際公法為中文，他選用惠頓（Henry Wheaton）的原著，是當時最新和最通用的國際法名著。惠頓是美國著名律師，後來被派往歐洲擔任外交官達20年，回國後任哈佛大學國際法教授。 《萬國公法》譯出後，丁韙良透過美國駐華外交官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引介，將其上呈清廷。恰巧1864年，普魯士在中國領海內，截獲丹麥商船，發生爭執，總理衙門援引《萬國公法》中有關則例，據理力爭，終使普魯士將所截獲船隻移交中國。於是總理衙門資助大量刊印，頒發各省督撫官員備用。 除翻譯最新的西文著作外，丁韙良也到中國古籍中，挖掘類似國際法運作的事例，編成英文的《中國古世公法論略》（International Law in Ancient China），由汪鳳藻譯為中文。 丁韙良在華66年，好學不倦，著述不輟，除國際法外，也廣泛地介紹各類西學。例如《格物入門》，由丁韙良自著，而非翻譯，共分為7卷。卷一為水學，卷二為氣學，卷三為火學，卷四為電學，卷五、卷六為力學，卷七為格物測算。該書出版後，受到士大夫的欣賞，並很快傳入日本。 又如《西學考略》，是丁韙良應總理衙門之請，趁回美國述職之便，遊歷英、法、德、義等七國，觀摩教育制度，考察科技新知，以供中國參考。該書分為2卷，上卷為丁韙良遊歷各國的散記，向中國人介紹西方社會的全貌，包括自然風光、名勝古蹟、文化生活、科技進步、經濟發展、教育狀況和國際關係等，堪稱一部袖珍百科全書，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他在介紹愛迪生發明多項電器後，特別提到西方國家的專利制度，是對發明者的保障和獎勵。“國家設有專利，每創一器准照獨售，不惟在本國得享其利，在他國亦得請照，故格致家既著令名，往往可以致富，蓋國家護庇而鼓舞之也。”這段話也許是專利制度首度在中國提及，格外值得注意。 下卷分兩部分，第一部分介紹西學的歷史，從古希臘學術講起，一直到達爾文的進化論，包括哲學、數學、物理學、天文學、化學、動植物學。第二部分關於西方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 三、掌教同文館與京師大學堂 1863年丁韙良正式進駐北京，希望從中國的首都，從中國社會的頂層，展開由上而下的宣教事業。之後不久，就在英籍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的大力贊助下，設立了一所名為“崇實館”的學校，該校綿延至今，就是北京市第21中學。 但這所學校當時未能獲得差會的重視，無論是要求增派師資，或在校內附設小型博物館的計劃，雖經丁韙良再三提出，均如石沉大海，毫無回音。然而，這所當時看似經營失敗的學校，卻在將近100年後，對差會提供莫大的回饋。在1997年出版的《美國長老教會在華宣教史》上，記下這樣一段動人的故事： 在1950年代之初，差會收到1張100萬美元的支票，寄發者是一位匿名的中國人。他自稱是北京崇實館的畢業生，該校由丁韙良在1864年設立。他為所接受的教育感恩，因為使他得以從事進出口貿易，並因而致富。他發覺宣教士們將黃金歲月付諸異鄉，往往落得退休後無處棲息。于是差會用這筆奉獻為退休的宣教士建屋，就是座落在加州Duarte的Westminster Gardens（308-309頁）。 丁韙良對中國近代教育事業的最大貢獻，應是先後出任同文館與京師大學堂，這兩所國立教育機構的總教習。 同文館成立於1862年，最初只是清廷為因應外交需要，訓練翻譯人員的機構，後來逐漸提升目標，成為培育國家人才的基地。僅就清末民初的外交舞台觀之，同文館的畢業生中，擔任出使大臣或駐外公使的就有7位。丁韙良先是應邀在同文館教英文、國際公法，後來出任總教習達25年（1869-1894）之久。總教習的職務大抵相當於後來大學的教務長，舉凡課表的制定與實施，對教習的監督與稽查，各項定期考試的執行，統籌編譯教材等等，都在他的權責之下。 1898年，清廷在維新運動的高潮時期，設立京師大學堂，不僅是全國最高學府，也是全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統轄各省學堂。丁韙良又被聘為總教習，等於扮演首席外籍教育顧問的角色。不過，丁韙良擔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時間只有3年多，期間又經歷戊戌政變與庚子事變等動亂，因而他對京師大學堂的影響遠不如同文館大。庚子事變後，他又應湖廣總督張之洞之請，前往武漢任兩湖大學堂總教習，也因此才有機會與楊格非、戴德生兩位老朋友，在漢口拍攝本文起首所提及的那張相片。 丁韪良与同文馆其他教员合影（约1900年） 四、北京使館歷險 1900年夏天爆發義和團事變，丁韙良也身陷北京使館區內，度過了50多天被圍困的驚險日子。一生在中國推動國際法的老者，卻親嚐中國罔顧國際法而帶來的苦果，他心中的失望與憤怒可以想見，也因此他在事後的言行確有一些不當之處。 例如，事變後他回美國一趟，上岸時刻意穿著被圍時期所穿的一套衣服，肩上還掛著防禦時所使用的槍枝，果然引起旁人的好奇詢問。又如，他在書中公然建議，向清廷索取海南島作為立足點，以增強美國在中國的影響力，這樣的言論，難免會受到後人嚴厲的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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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華宣教策略，向來有兩條路線的說法，就是以“內地會”戴德生為代表的大眾路線，也就是以最快的方法，在最短時間內，讓最多中國人信主，一切只為搶救靈魂，其餘皆無關緊要。 另一條是以“廣學會”李提摩太為代表的精英路線，也就是透過教育、出版等長期性的經營，贏得中國的知識份子，改變他們的世界觀，為接受福音鋪路。丁韙良所選擇的，當然也是這種由上而下的宣教路線，而且表現得可圈可點，成就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