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奉篇

1901-1949年之間，中國教會處於風雲巨變的時局中，最嚴重的挑戰來自學界。許多人質問：新中國還需要宗教嗎？科學與宗教可以並存嗎？基督教與帝國主義是否掛鉤？ […]

本文原刊於《舉目》15期 魏外揚   中國是多元民族的國家，除了占絕大部分的漢族外，還有數十種少數民族存在，他們大多數分佈在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常常也是具有藝術稟賦的族群，當他們歸信基督以後，就將藝術表現在讚美稱頌真神上，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2001年秋天，一位研究藝術史的專家來到雲南西部的大峽谷，登上一個叫做里吾底的高海拔栗僳村落，聆聽一場高山教堂裡的音樂會。當數百位表情真摯而莊嚴的栗僳農民，唱出著名的哈利路亞大合唱，雄偉的聲浪迴盪在峽谷的夜空中，這位藝術史專家的淚水早已流滿面頰。 此曲只應天上有，邊疆峽谷卻得聞。這信仰、這歌聲，不是屬於少數人的，而是屬於大部分村民的，不是僅屬於里吾底的，而是屬於大部分栗僳村落的。究竟他們是從哪裡學來的呢？答案就在近百年來，上帝將邊疆之愛放在許多宣教士心中，他們把這片大峽谷開闢成福音谷，改變了一個族群的命運。 本文介紹的楊宓貴靈（Isobel Kuhn，1901-1957）有“栗僳女使徒”之稱，她從聽見栗僳人開始，就夢想有一天要住進大峽谷，好將上帝的愛告訴他們。不過在前往大峽谷之前，我們會先在懷疑谷中看見她。   一、滑入懷疑谷 楊宓貴靈是愛爾蘭裔的加拿大人，出生於多倫多，她後來取的中文名字，宓是娘家的姓（Miller），嫁給美國人楊志英（John Kuhn），所以冠夫姓成為楊宓貴靈。至於Kuhn為什麼不採音譯而姓孔或姓康，卻成為姓楊，我想這就是使徒保羅所說的，“向什麼樣的人，就作什麼樣的人”的原則，因為栗僳人中姓楊的很普遍，所以“向姓楊的人，就作姓楊的人”。另一個來到大峽谷的宣教士楊思慧（Allyn Cooke）也一樣，明明可以取姓古或姓柯等近音的字，他也寧可姓楊，因為他們都以姓楊為榮。 宓貴靈的父母都是相當熱心的基督徒，因此，她從小就熟讀聖經，篤信上帝。不料在進大學以後，接觸到五光十色的流行文化，她的信心開始動搖。尤其是有一位博學的文學教授，公然在課堂上嘲笑她的信仰，更使主修文學的她開始懷疑聖經與上帝。從此她課餘沉迷在演戲、打牌、跳舞、看電影等娛樂上，不再關心靈魂的需要。然而表面上風光耀眼、自由自在，她的內心卻失去平安，一場失戀更使她差一點走上自殺的絕路。 幸而在大學畢業前，她掙脫了“黑暗中的滑地”（參《耶》23：12），一步步重返信心的 道路。這背後當然有親友們為她代禱，但有趣的是，當時最觸動她心弦的，不是聖經的話，而是中古時代歐洲詩人但丁的一句話：“遵行祂的旨意，我們才有平安。”當初一位不信上帝的文學教授引她走進懷疑谷，如今一位篤信上帝的中古詩人引她脫離，難怪宓貴靈後來要透過文學與寫作來幫助許多人。   二、夢想大峽谷 大學畢業後，宓貴靈擔任小學老師，過著安舒平靜的生活，直到1924年在夏令會裡見到從雲南怒江峽谷回來的富能仁（James O. Fraser，1886-1938）牧師，一切都改變了。貴靈坐在森林營地的教堂裡，聆聽富牧師詳細介紹栗僳族的村寨景色、奇風異俗和信仰需要，一陣劇烈的感動充滿她，當富牧師詢問有沒有肯吃苦的弟兄願意去向栗僳人傳福音時，唯一舉手回應的卻是宓貴靈姊妹。從此，到大峽谷去成為她清楚的呼召與夢想。 然而要經過整整10年的磨練與等待，貴靈才能進入大峽谷。第一個反對者居然是母親，教會婦女宣教部的部長，經常鼓勵別人的兒女出去宣教的人。而且反對的理由，“在國內找不到工作的人才去國外宣教”，“靠別人的救濟過日子是一件丟臉的事”，完全不是一個基督徒領袖應有的想法。她總是威脅女兒說：“你休想到中國去，我死也不會同意！”結果貴靈還沒去中國，她的母親就因癌症喪命在手術台上。不過在手術前夕，她母親寫信給一位朋友時，坦承自己做的都是草木的工作，女兒選擇的才是上好的。 慕迪聖經學院畢業後，貴靈加入內地會，於1928年10月從溫哥華啟程來華。1929年底與楊志英在昆明結婚，後來育有一女一子。兩人是慕迪聖經學院的同學，但由於個性差異頗大，因此婚後常發生衝突，甚至發生過兩次貴靈離家出走的事件，經過雙方努力學習反省與包容的功課，他們的婚姻才漸入佳境。 婚後貴靈一心只想趕快進入大峽谷，沒想到差會當局另有安排，多年來一直將他們派在澄江、大理、永平等漢人為主的地方，直到1934年底，才讓他們正式進駐大峽谷中叫做麻栗坪的栗僳村落。從開始夢想到美夢成真，中間經過10年的耽延，但是在貴靈心中，對栗僳人的愛卻仍像10年前一樣鮮活熱烈。   三、開闢福音谷 最早來到大峽谷的宣教士就是富能仁牧師，他單槍匹馬在栗僳族中事奉多年，還設計了一套拼音文字，為栗僳人翻譯聖經。身為倫敦大學畢業的工程師，出生於富裕的家庭，又是業餘的鋼琴演奏家，這樣的一個文明人，卻甘願為基督來到遠離文明的角落。1938年9月，這位可敬的“栗僳使徒”，因惡性腦瘧疾病逝於雲南保山，年僅52歲。 楊思慧夫婦是另一對獻身大峽谷的宣教士，他們發現栗僳人熱愛唱歌，於是教他們許多世界名曲。本文開頭提到的里吾底教會，就是他們長期所牧養的教會之一，難怪可以將哈利路亞大合唱唱得那麼動人。楊思慧相當長壽，1990年以94高齡於美國去世。90歲的時候，他每天還坐在特製的栗僳文打字機前，為栗僳教會編製聖經講義呢！ 楊宓貴靈居住的麻栗坪，距里吾底約有6天的路程。其實兩地相距並不很遠，但在大峽谷中旅行，經常要爬上爬下，行程就變得非常遙遠。有一次貴靈為了醫治牙痛，從大峽谷出發，費了9天的時間才到達昆明，醫生說病毒已開始向腦部蔓延，如果再晚來一天，恐怕性命就難保。而這次就醫還是在滇緬公路開通以後發生的，若在此之前，去昆明大約要花1個月的時間，醫療的協助就更難獲得了。 楊宓貴靈最富創意也最有效果的宣教策略，就是舉辦一年一度的“雨季聖經學校”，利用6、7、8月的雨季農閒時期，分批召聚栗僳信徒，進行密集的聖經研習和各種造就課程，藉此裝備本地同工，可以承擔向本族及外族傳福音的使命。 第一次雨季聖經學校在1938年5月底舉行，來了20多位學員，成果豐碩。結業禮拜是在哈利路亞大合唱中結束的，可見麻栗坪教會與里吾底教會一樣，也是一個充滿讚美歌聲的教會。 由於楊志英經常出差，所以雨季聖經學校主要是由貴靈負責，也成為她最重視的一項事工。無論氣候如何惡劣、教師如何不足、文具如何欠缺、局勢如何不安、外人如何干擾，貴靈都藉著禱告一一克服，雨季聖經學校培訓出一批批的基督精兵，為栗僳教會儲備許多領袖人才。今天怒江大峽谷被人稱為福音谷，栗僳村落村村都有教會，雨季聖經學校的畢業生一定在其間扮演重要的角色。   四、行過死蔭谷 1950年3月，貴靈帶著7歲的兒子冒著風雪翻過高山進入緬甸，然後輾轉回到美國，與正在惠頓學院就讀的女兒團聚。這個女兒才六、七歲大就與父母分離，被送到煙台的內地會子弟學校去，戰時也進了山東濰縣的日軍集中營，戰後才與父母在美國見面。那時已有六、七年不見，女兒接電話卻聽不出媽媽的聲音，真令貴靈感到痛心。這次又是幾年不見，但女兒已經長大，可以體諒媽媽的奉獻與犧牲。更難得的是，這個女兒後來也加入海外基督使團，成為第二代的宣教士。 […]

戴德生所代表的宣教路線和李提摩太所代表的路線，各有其優點和限制。這兩種宣教路線，都屬改造的策略。兩者必須相輔相成，各教會和各個宣教團體各按神所賜負擔和專長，彼此配搭合作，並互相尊重。 […]

本文原刊於《舉目》14期 魏外揚   19世紀及20世紀初年出版的宣教史冊上，保留了一些極為珍貴的老照片，其中我最喜愛的，就是一張3位老人的合影。拍攝日期是1905年4月底，地點在漢口。相片中的3位老人，中間站立的是楊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左邊坐的是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1827-1916），右邊坐的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這時候他們3位的年齡加起來是225歲，丁韙良最長（78），楊格非其次（74），戴德生殿後（73）。不料1個多月後，戴德生在長沙去世，反倒是在後的在前了。 我喜愛這張照片的原因，除了緬懷宣教先賢之外，也因為這3位資深的來華宣教士，正好代表3種不同的宣教路線與典範，值得我們學習與省思。丁韙良年紀最長、來華最早、在華也最久。   一、寧波10年 丁韙良是美國長老會一位牧師的兒子，大學與神學院畢業後，帶著新婚夫人來到中國。寧波是美國長老會在中國的第一個傳教區，由麥嘉締醫師（Dr. Divie B. McCartee）在1844年所建立。1850年丁韙良夫婦來此時，已粗具規模，不但有教堂，還有學校與印刷設備。 丁韙良學習語言的能力很強，很快就學會寧波話，而且可以用流利的寧波話講道。聽眾對他的講道，反應熱烈，常在離去時發出“聽道比看戲還有趣”的讚嘆。後來他將講稿匯 集而成《天道溯源》一書，廣受歡迎，從1854至1912年，該書以中文、日文和韓文，印行了30餘版。在1907年“廣學會”舉辦的一次投票評選活動中，《天道溯源》被選為最佳中文著作。 寧波時期最令丁韙良難過的事，或許就是與資深同工麥嘉締之間，因年齡、性格及宣教策略上的歧異，無法同心配搭。例如，丁韙良十分看重以拼音方式書寫寧波話，麥嘉締則認為此事無關緊要；對于要求受洗者的考核，丁韙良較寬鬆，麥嘉締極嚴格；丁韙良主張重用本地信徒為助手，麥嘉締對此則頗感疑慮；又如，對于God一字的中文譯法，丁韙良主張用“神”字，麥嘉締則主張用“上帝”。 這場來華宣教史上，爭辯多年而最終無法統一的論戰，也在寧波同一個差會的弟兄中造成隔閡。還有，對于太平天國的興起，丁韙良寄以厚望，並曾私下前往訪問，但中途遇到阻礙而折返。麥嘉締與太平天國雖也有接觸，但持保留態度。 凡事起頭難，宣教事工尤其如此。美國長老會在寧波最初20年的努力，先後參與的男女宣教士共計24人，結果受洗的中國成年信徒，正好也是24位，進展緩慢可以想見。而在教會墓園中，宣教士及其子女的墓碑，卻一塊塊豎立起來。 雖有這些遺憾，寧波10年對丁韙良而言，仍然是充滿祝福與值得回憶的經歷。雖然後來他住在北方的時間比南方長得多，但在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中，他花在回憶南方時期的篇幅，竟與北方時期不相上下，可見他多麼珍惜這最初的10年。不過在此同時，他也看見中國的需要，不僅在於領受基督信仰，也在於培養一種新的世界觀，而介紹國際公法、科學新知，以及投身教育工作，就成為他此後努力的方向。   二、譯介國際公法及西學 丁韙良首次參與的外交工作，就是擔任美國使團的翻譯人員，參與簽訂英法聯軍之役後的天津條約。中美天津條約第29條，所謂的宗教容忍條款，就是丁韙良與衛三畏（S. Wells Williams）兩位宣教士，悉心斟酌字句下的結果。 英法聯軍之役後，丁韙良開始翻譯國際公法為中文，他選用惠頓（Henry Wheaton）的原著，是當時最新和最通用的國際法名著。惠頓是美國著名律師，後來被派往歐洲擔任外交官達20年，回國後任哈佛大學國際法教授。 《萬國公法》譯出後，丁韙良透過美國駐華外交官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引介，將其上呈清廷。恰巧1864年，普魯士在中國領海內，截獲丹麥商船，發生爭執，總理衙門援引《萬國公法》中有關則例，據理力爭，終使普魯士將所截獲船隻移交中國。於是總理衙門資助大量刊印，頒發各省督撫官員備用。 除翻譯最新的西文著作外，丁韙良也到中國古籍中，挖掘類似國際法運作的事例，編成英文的《中國古世公法論略》（International Law in Ancient […]

這段時期的宣教方式，新增街頭佈道、設教堂、社會關懷、賑災、禁煙局等。許多宣教團體在馬禮遜等宣教先驅建立的基礎上，優化擴大醫療、學校、翻譯聖經及文字工作的質量。 […]

葛理翰在為蒲樂克（John Pollock）寫的鍾愛華傳作序時指出，鍾愛華的一生經歷4段生涯，就是職棒球員、醫療宣教士、期刊編者以及葛理翰的顧問，而且他的每一段生涯都表現得可圈可點，精采無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