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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廣場

一個歷史的教訓 ──美國高等學府與基督信仰的脫軌

熊璩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7期        今年七月美國加州的聯邦法庭在爭論:向國旗致敬的誓詞中,是否要刪除“在上帝之下”(Under God)的字眼。這是美國自由主義針對學校發起的挑戰,是學校加深世俗化的又一實例。         今天你如果訪問美國的大學,你可能還會看到一些與基督教有關的歷史遺跡。但是在校園的生活與課室中間,你或許再也看不到任何基督教世界觀的影響。相反地,你 會看到美國思想最開通、道德也最混亂的一面──這裡有絕對的學術自由,有絕對的言論自由、但也有絕對的“道德自由”。60年代時是如此,今天更是如此。校 園文化可以說是代表著美國最可愛、最有朝氣,同時也是極為醜陋的一面!         歷史上,西方學術界一向與基督教關係密切。自理性主義的興起始,神 學就被稱作是“科學之母”(the Queen of Science),是知識的基礎。基督教一向注重教育,西方許多一流大學都是基督教開辦的。例如帶來美國第一次大復興的愛德華茲,17歲時以第一名的成績 畢業于耶魯大學,後來擔任普林斯頓大學的第三任校長。他的孫女婿杜外特(Timothy Dwight)亦曾任耶魯大學的校長兼校牧(1886-1899),耶魯大學能有今天的聲譽,他的功不可沒。他還帶領了耶魯大學至少四次的靈性復興(註 一)。         本著追尋真理的熱情,基督教一向尊重學術自由。那麼,什麼時候起,這種緊密的關係開始解体的呢?原因又是什麼呢?讓我們來看一個有代表性的歷史事件。 一.耶魯大學的教科書風波(註二、三)         波特校長(Noah Porter, 1871-1886),是杜外特校長的前任。1880年,政治學系系主任孫木勒(William Graham Sumner)教授,選取了斯賓賽(Herbert Spencer)的《社會學研讀》一書,作為社會學的課本。波特校長因該書貶抑基督教而反對使用。這場風波,因《紐約時報》在4月4、5日兩天,用新聞頭 條和社評來報導,而更為轟動。校內教授亦分裂成兩個陣營。         斯賓賽當年是不可知論者的掌門人。他將基督教與穆罕默德的跟隨者,和南太平洋群島的迷信等量齊觀,認為科學家應當將宗教棄若敝屣,現代的求知者應當接受理性(而非信心)的指導。         斯賓賽師承孔德(Auguste Comte),是實徵主義(或作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傳人。孔德的學說認為,一切的知識都要經過成長的三步曲。第一步是神學的(上帝的旨意 是對自然現象的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