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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舉目》54期 謝文郁 1949年以後的“新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都是新的。一切都令人興奮，令人目眩。中國人好像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這樣的口號深入人心。從此，中國這塊土地上，瀰漫著“人定勝天”的精神和勇氣。 在理論上，這股精神和勇氣在所謂的辯證唯物主義中找到了立足點。在實踐上，“大躍進運動”（1958-60年）把這股精神和勇氣傳染給每一位中國人。於是，中國人開始生活在一個完完全全的人文主義氛圍中﹗！ 對於當時的中國基督徒來說，這是一種信心挑戰。許多基督徒不知不覺也受了影響了，或離開了教會，或淡化了自己的信仰。 西方傳教士們的憂心成了現實。早在20年代中期，隨著非基運動的廣泛展開，傳教士愈來愈真切地感受到中國文化的人文主義情結，感受到這一情結對基督福音的嚴重阻攔，他們猶如面對一堵又高又大又厚的牆，而無能為力。於是，他們呼籲跨宗派的聯合禱告，求神親自拆毀這堵牆。 然而，歷史發展似乎和所期望的發展背道而馳 。他們問，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西化運動，是高舉人的能力、否定基督教的人文主義運動。這場西化運動把馬克思主義推向歷史舞台的前台，並在新中國主導了中國文化的話語權。──上帝在聽我們的禱告嗎？還是說，我們的禱告出了問題？ 五十年代的分化 1954 年之後，中國教會出現了“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的分化。按照中國的法律，“家庭教會”是不合法的。所以，“家庭教會”無法公開聚會，其活動能力和範圍 都大大收縮。他們無法在公開場合，向中國人展現神的榮耀。然而，他們秘密聚會，認為自己是神所揀選的“小群”，心甘情願為神受苦。 “三自教會”則因為得到政府的支持，可以公開活動。雖然也受到很多限制，在社會上的影響越來越小，但是，三自教會仍然在社會的視野中。三自教會中的許多人相信，他們還在為神做見證，他們參與三自運動是符合神的旨意的。 對於新政府來說，基督教教會並不是一股強大力量。在通過三自運動解決了基督教問題之後，他們幾乎不把基督教當回事。此刻還有更大的事要做，那就是，在經濟和 軍事上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國。儘管新政府在各方面都是新手，但是，在極端的人文主義情結中，他們相信自己的力量。1957年開始的“反右運動”，進一步深化 了馬克思主義對中國人的思想改造。 1958年，“大躍進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趕超世界發達國家，成了中國社會的前進動力。受政府宣傳的影響，在大多數中國人的眼中，基督徒屬於落後、跟不上形勢之人。基督教是一種迷信，必將被歷史拋棄。 在這種形勢下，在公開場合宣傳基督教，等於把自己公開當作笑柄。迫於政治壓力，不但年輕人，即使那些屬靈前輩，也無法在公開場合宣告福音。王國顯弟兄在回憶 錄《行過了死蔭的幽谷》一書中提到， 1957年他從牢裡釋放出來，回到廣州大馬站福音會堂（1950，林獻羔創立）：“那時教會傳出的訊息，一面是安慰，一面是帶領神的兒女繼續要活在神的臉 光中。我們更孤單了，但是卻激勵了許多在各地的神的兒女。他們知道我們仍舊孤軍作戰，他們寫信來與我們表同情，我們也因此得安慰。”（頁150）不久，王 國顯就向政府申請出國。 那時中國的基督徒（不管是屬於家庭教會，還是三自教會），能夠保持住自己的信仰，就算是為神做見證了。能為基督的名吶喊的，少而又少﹗！ 六十年代的“消滅” 進入60年代，經歷了 “反右運動”和“四清運動”之後，新政府覺得已經比較穩固地控制了社會，在政治上略微放鬆了管制。更重要的是，由於政府在大躍進運動中的激進、冒進，中國 經濟受到了相當大的損害。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逼債，中國政治發生了重要變化：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主管政局。 在劉少奇的主持下，政府為了經濟的發展，允許農村地區有較大的自主性。於是，在60年代的頭幾年裡，有些農村出現了遊行傳道人。這些遊行傳道人主要是普通信徒，他們的活動亦十分有限──當時教會的傳道人，或者入獄，或者受到控制，無法出來傳道。 1963年，中國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之後，略略緩過了一口氣。這是一場天災加人禍。如果中國人能夠靜心反省，不難認識到人的能力渺小，不難從中汲取教訓、學會謙卑。不幸的是，當時的中國人不具備這種反省能力。 在馬克思主義主導下，人文主義已經在中國膨脹。中國大陸的各種宗教，都順服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按理說，宗教問題已經完全解決了。然而，1963-1965年 這段時間，中國的主要報刊（《人民日報》、《紅旗》、《新建設》、上海《文匯報》等）上，刊登了相當激烈的“宗教大辯論”。這場辯論涉及了宗教定義、宗教 信仰自由、宗教政策等等問題，可是卻沒有宗教人士的參與，基督徒更是沒有發言權。 在辯論中，就宗教政策問題，形成了兩個派別，即所謂的溫和派與激進派。雙方都堅持唯物史觀的無神論，不過，溫和派（以對藏傳佛教有一定研究的民族學家牙含章為代表）認為，從唯物史觀出發，任何宗教都不過是歷史 進程中的一種現象。它的產生有其歷史條件，消亡也有歷史必然性。因此，政府可以採取正常管理的政策，讓它自行消亡。 激進派則以遊游驤（馬 克思主義學者，後跟隨趙樸初學佛學；改革開放後進入佛教 界工作，任中國佛教協會副秘書長）、劉俊望等為代表強調，宗教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必然和當下的馬克思主義勢不兩立。因此，政府必須從馬克思主義出發，和各 種宗教進行鬥爭，儘快消滅宗教現象，確保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