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歷史

戴德生所代表的宣教路線和李提摩太所代表的路線，各有其優點和限制。這兩種宣教路線，都屬改造的策略。兩者必須相輔相成，各教會和各個宣教團體各按神所賜負擔和專長，彼此配搭合作，並互相尊重。 […]

本文原刊於《舉目》14期 魏外揚   19世紀及20世紀初年出版的宣教史冊上，保留了一些極為珍貴的老照片，其中我最喜愛的，就是一張3位老人的合影。拍攝日期是1905年4月底，地點在漢口。相片中的3位老人，中間站立的是楊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左邊坐的是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1827-1916），右邊坐的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這時候他們3位的年齡加起來是225歲，丁韙良最長（78），楊格非其次（74），戴德生殿後（73）。不料1個多月後，戴德生在長沙去世，反倒是在後的在前了。 我喜愛這張照片的原因，除了緬懷宣教先賢之外，也因為這3位資深的來華宣教士，正好代表3種不同的宣教路線與典範，值得我們學習與省思。丁韙良年紀最長、來華最早、在華也最久。   一、寧波10年 丁韙良是美國長老會一位牧師的兒子，大學與神學院畢業後，帶著新婚夫人來到中國。寧波是美國長老會在中國的第一個傳教區，由麥嘉締醫師（Dr. Divie B. McCartee）在1844年所建立。1850年丁韙良夫婦來此時，已粗具規模，不但有教堂，還有學校與印刷設備。 丁韙良學習語言的能力很強，很快就學會寧波話，而且可以用流利的寧波話講道。聽眾對他的講道，反應熱烈，常在離去時發出“聽道比看戲還有趣”的讚嘆。後來他將講稿匯 集而成《天道溯源》一書，廣受歡迎，從1854至1912年，該書以中文、日文和韓文，印行了30餘版。在1907年“廣學會”舉辦的一次投票評選活動中，《天道溯源》被選為最佳中文著作。 寧波時期最令丁韙良難過的事，或許就是與資深同工麥嘉締之間，因年齡、性格及宣教策略上的歧異，無法同心配搭。例如，丁韙良十分看重以拼音方式書寫寧波話，麥嘉締則認為此事無關緊要；對于要求受洗者的考核，丁韙良較寬鬆，麥嘉締極嚴格；丁韙良主張重用本地信徒為助手，麥嘉締對此則頗感疑慮；又如，對于God一字的中文譯法，丁韙良主張用“神”字，麥嘉締則主張用“上帝”。 這場來華宣教史上，爭辯多年而最終無法統一的論戰，也在寧波同一個差會的弟兄中造成隔閡。還有，對于太平天國的興起，丁韙良寄以厚望，並曾私下前往訪問，但中途遇到阻礙而折返。麥嘉締與太平天國雖也有接觸，但持保留態度。 凡事起頭難，宣教事工尤其如此。美國長老會在寧波最初20年的努力，先後參與的男女宣教士共計24人，結果受洗的中國成年信徒，正好也是24位，進展緩慢可以想見。而在教會墓園中，宣教士及其子女的墓碑，卻一塊塊豎立起來。 雖有這些遺憾，寧波10年對丁韙良而言，仍然是充滿祝福與值得回憶的經歷。雖然後來他住在北方的時間比南方長得多，但在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中，他花在回憶南方時期的篇幅，竟與北方時期不相上下，可見他多麼珍惜這最初的10年。不過在此同時，他也看見中國的需要，不僅在於領受基督信仰，也在於培養一種新的世界觀，而介紹國際公法、科學新知，以及投身教育工作，就成為他此後努力的方向。   二、譯介國際公法及西學 丁韙良首次參與的外交工作，就是擔任美國使團的翻譯人員，參與簽訂英法聯軍之役後的天津條約。中美天津條約第29條，所謂的宗教容忍條款，就是丁韙良與衛三畏（S. Wells Williams）兩位宣教士，悉心斟酌字句下的結果。 英法聯軍之役後，丁韙良開始翻譯國際公法為中文，他選用惠頓（Henry Wheaton）的原著，是當時最新和最通用的國際法名著。惠頓是美國著名律師，後來被派往歐洲擔任外交官達20年，回國後任哈佛大學國際法教授。 《萬國公法》譯出後，丁韙良透過美國駐華外交官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引介，將其上呈清廷。恰巧1864年，普魯士在中國領海內，截獲丹麥商船，發生爭執，總理衙門援引《萬國公法》中有關則例，據理力爭，終使普魯士將所截獲船隻移交中國。於是總理衙門資助大量刊印，頒發各省督撫官員備用。 除翻譯最新的西文著作外，丁韙良也到中國古籍中，挖掘類似國際法運作的事例，編成英文的《中國古世公法論略》（International Law in Ancient […]

這段時期的宣教方式，新增街頭佈道、設教堂、社會關懷、賑災、禁煙局等。許多宣教團體在馬禮遜等宣教先驅建立的基礎上，優化擴大醫療、學校、翻譯聖經及文字工作的質量。 […]

景教初次入華，過份的依附（Adaptation）本地語言文化，結果失去了福音特色，被本地文化同化。 […]

古今中外的教會歷史中，許多女性在時代的轉折點，都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她們卻大多隱藏幕後，鮮為人知。另有一些才德的婦人，超越傳統的框架，“敢為天下先”，成為一些特殊事工的先鋒。在歷史教科書中，這些女性雖然少被記載，但她們的貢獻卻不容忽視。 在這本小書中，我們特意介紹24位中西賢妻良母和單身女宣教士，作為教會歷史中傑出女性的典範。 當你讀到這些人這些事時，請試著“穿越”到她們身處的時空中，聆聽她們的言談身教；請與她們一同流涙求告；請投入她們的英勇委身；請觀察她們如何在“成工”的男人身邊，相夫教子；請正視這許多單身女性，如何在大時代的風雲中，頂天立地。 本書內容已製作成視頻，於2019-2020在[海外校園機構]的橄欖社區播出。海內外眾教會的姐妹團契或各個（不分男女或年齡）小組聚會時，可以先播放視頻，再閱讀文章後，根據每一篇文章的討論題目交流分享。 24位人物視頻總鏈接表     *歡迎向[海外校園機構] 訂購，電話310-328-8200。每本定價9.95美元，外加運費，加州居民另加州稅。港台讀者可向當地基督教書店購買。

我們比較注重以羅馬帝國為主體的大公教會，研究他們在西方歷史中的傳承、分合、更新、變革、宣教，卻忽視了基督教（廣義）在東方中亞地區並駕齊驅的發展。賀宗寧出版的這本《歷史的空白》，可說是在中英文的教會歷史書刊外，獨樹一幟的新作，其史料甚至近至21世紀。 […]

當時祖母與我們同住校園裡，偶爾她會和我説起她幼年的經驗，我才發覺，自己與外曾祖父竟然時空穿越，在教會大學裡“相遇”——他任教的“匯文”正是我母校的前身。 […]

本文刊於舉目官網2020.11.26 賀宗寧   公元1620年（明光宗泰昌元年）11月9日，五月花號抵達北美。 1620年，英國國教裡的“分離份子”（Separatists）在倫敦成立組織，準備離開英國，橫渡大西洋到新近發現不久的北美。他們找到了一位富有的商人預付船費。理論上擁有北美土地權的維吉尼亞公司，也允許他們在北美東岸北緯38度到41度之間可以建立一個殖民地（或農場）。英國國王特許他們脫離英國國教，唯一的條件是，他們彼此之間必須“和平”相處。 1620年8月5日，40位“聖徒”（他們自稱）與另外62位“陌生人”（非基督徒的殖民探險者）搭乘兩艘商船（五月花號與順風號）從英國南方的普利茅斯港出發。但才一出港口，順風號就漏水，兩艘船不得不折返到達特茅斯港。順風號在修理後，他們再次於8月21日出發，但航行了300英里，順風號又再次漏水。他們只好再次折回。這次，他們決定放棄順風號。 這102位船客只好擠到一艘船上。9月，五月花號第三度啟程。但由於前兩次的拖累，再出發時，已經是大西洋的風暴季節。因此，這兩個月的旅程非常辛苦。在狂風大浪裡，許多人都嘔吐暈船。甚至有一個“陌生人”被海浪捲進海洋中淹死。   五月花公約（Mayflower Compact） 經過兩個月的風浪之後，11月9日，他們終於到達北美。但登陸後，他們除了找到一個印第安人廢棄的村落外，幾乎沒有任何人物的踪影。他們又發現，他們著陸的地點是北緯42度，比原先維吉尼亞公司允許他們可用的地方要更北。 其實，從英國的法律來看，他們無權擁有這塊土地。他們將這塊地命名為普利茅斯殖民地，以記念他們出發的港口。在這種言不正名不符的情況下，41 位“聖徒”與“陌生人”聯合起來，起草了一份“五月花公約”（Mayflower Compact）。這份公約允諾建立一個“民間的政治體系”（Civil Body Politick），由選舉出來的官員管理，他們並允諾施行“公正平等的法律”，而且效忠英國國王。 這些“聖徒”，後來被稱為“朝聖者”（Pilgrims），是後來接續到北美的“清教徒”（Puritans）的一支。其實，在北美並沒有什麼“聖”可以朝見。英文的“朝聖者”真正的意義是“為宗教的理由走往遠方的人”。這些“五月花號”的乘客是“為了宗教信仰自由而到北美的人”。 1608年，在諾庭漢郡一個叫做思科盧比（Scrooby）小村子的整個教會，因為不願意繼續向英國國教效忠，他們舉村離開英國搬到荷蘭的雷敦。這些“分離份子”認為英國國教幾乎與天主教一樣的腐化與敬拜偶像，必須要取而代之。這些“分離份子”希望能在荷蘭找到自由的敬拜方式。這些人與清教徒並不相同。清教徒同樣反對英國國教的一些措施，但他們希望留在英國國教，從內部進行改革。 這些“分離份子”在荷蘭確實找到了信仰自由，他們自稱為“聖徒”。但他們在荷蘭發現一些現實生活的問題。首先，他們發現在荷蘭，所有的技術工作都是有組織的，他們這些外來者沒有資格參與，因此，只能從事一些低階的勞力工作。 但更糟糕的是荷蘭鬆散的生活形態。這種生活對一些聖徒的孩子有無比的吸引力。他們的領袖布萊德福認為這些孩子被帶壞，嚮往奢華，走上危險的道路。為了這個原因，虔誠的聖徒們決定再次搬遷，到一個沒有政府干預及屬世紛擾的地方。這就是他們後來在1620年，漂洋度海遠走“新世界”的原因。   清教徒的起源與歷史 “清教徒”是16到17世紀的英國改革宗基督徒。他們希望能“洗清”英國國教，因為他們認為英國國教並沒有完全擺脫天主教的做法與信念，只能說是半吊子的新教。 從這個角度來看，清教徒運動是發自英國國教的內部。那些發起者是在信奉天主教的瑪麗一世（史稱“血腥瑪麗”）時代被放逐到荷蘭的一些牧者，直到1558年伊麗莎白一世即位後他們才回到英國。 清教徒最早時對英國國教信仰改革的範圍不滿，尤其是對在一些敬拜上保留天主教的儀式覺得需要改進。他們認為在敬拜與教義上，需要更為“純潔與敬虔”。由於接受改革宗的神學，他們應該是加爾文主義的信徒。 至於在教會體制方面，有些清教徒認為應該完全擺脫宗派，自行結合成立獨立的教會。1640年代，當長老會制度的支持者，無法成功的在西敏大會上組成一個新的英國國教後，這些要求與英國國教分裂另成立獨立教會的信眾，在清教徒當中明顯的成為主力。 由於當時英國有關宗教方面的法律限制，清教徒想要從英國國教內部改革的企圖，受到了阻止。但他們的信念卻在被放逐到荷蘭時，以及後來移民北美時得到實現。而在英國國內，劍橋大學的一些學院也引進了清教徒的教育系統，影響到平信徒。 逐漸的，清教徒與不斷增長的商業世界，英國國會裡反對皇室特權的在野勢力，以及蘇格蘭長老會結成一種沒有正式形式的聯盟。他們在政治上積極參與，在1642年到1644年，克倫威爾的國會派與查理一世的保皇派之間的英國內戰中，站在國會派的一邊。 後來，在英國1660年代的恢復期(Restoration of 1660)，幾乎所有的清教徒牧師都正式的脫離英國國教，其有一部份成為所謂的非傳統派的獨立牧師(nonconformist ministers)。 清教徒從來沒有正式成為一個宗派。且在18世紀後，就沒有人再使用這個名詞。有些清教徒的信念，像正式否定羅馬天主教，後來被英國國教接受。但有些信念，像相信邪靈或污鬼附身，後來被主要的宗派否定。另外許多的信念都融入了17世紀末葉到18世紀初葉興起的宗派裡。   普利茅斯殖民地及第一次的感恩節 在到達北美後，這些新的殖民經過了一個嚴寒的冬天。他們中間將近一半的人因為沒有足夠的食物而未熬過這個冬天。原來“五月花”的乘客中只有53名存活，而船員裡也只有一半平安度過這個冬季。五月花號在第二年4月啟程返回英國。 […]

但愿那在教会历史中推动复兴的灵，今天加倍的临到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