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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城市家庭教會崛起的緣由與意義

劉同蘇 本文原刊於《舉目》45期           在過往的10年裡面,中國福音運動中最為顯著的現象,是新型城市家庭教會的崛起。本文欲藉助有限的篇幅,簡略評述新型城市家庭教會產生的歷史條件,其生命傳統的傳承,在整個中國福音運動中的定位,現行與未來的基本走向,及其處理關鍵問題上的使命(註)。 一、反向貧困與內在充實──崛起的緣由            在上帝的計劃裡面,普遍啟示總是鋪墊著特殊啟示展開的場景。自1840年以來的整體文化轉型構成了中國福音運動興盛的客觀條件,同樣,都市化也構成了城市家 庭教會崛起的客觀條件。1990年以前,中國城市人口僅佔總人口的3%,而現今已經超過了35%。按照目前的發展速度,至本世紀中葉,更會達到90%。農 村與城市不再是隔絕的兩個世界,城市文化主導著文化的所有領域,並且按照從大到小的傳播次序,由最為中心的超大型城市,發散遍及全國。            就如上海流行的衣飾款式,像高坡上逐級而下的流水,經由中等城市、縣鎮,進入鄉野村落;而鄉談村語裡夾雜的時髦思想範式,向上溯源,也總能在北京的前衛思想流派裡面,發現其最終淵源。           都市文化以無法抵擋的勢頭顛覆了中國傳統的農村文化。隨著都市化,出現了一種反向貧窮。以市場經濟為背景的都市化,帶來了急遽增長的物質財富。而迅速擴大的 外在有形資財,反倒顯露了內在精神資源的貧乏。自近代以來就無法應對西方文化衝擊的中國文化、精神世界,現今更到了一無所有的境地,當然無法駕馭幾乎瞬間 爆發起來的巨大財富。            都市化造成的這種內外反差,促就了普遍的精神尋求。除了廣州的個例以外,“哪裡的都市文化繁榮,那裡的福音運動便興旺”,在當今中國已經成為規律。說到底,不是物質財富的發展奠定了福音傳播的基礎,而是有形發展所突顯出來的精神慘白,促成了對信仰的需要。           都市化造就了信仰的需要,卻無力提供所需要的信仰。都市化的客觀環境,是信仰展開的場景,也是檢驗信仰力量的客觀尺度。城市家庭教會的崛起,不僅得益於都市 化的客觀條件,更是由於繼承了傳統家庭教會的生命傳統。在一千多年西方宣教士與前輩聖徒之生命實踐的基礎上,傳統家庭教會在面對專制主義的全面逼迫時,和 由於鎖國政策而被迫分離於普世大公教會的隔絕狀態下,以基督的“十字架”與“道成肉身”的生命樣式,活出了既能與中國文化接軌而又不被該文化之罪性所俘獲 的生命傳統。正是由於繼承了這一生命傳統,城市家庭教會才召聚起一大批不但能夠生活在主流文化之中,而且可以超越文化罪性的人。            信仰的實在力量就是把握大眾。文化核心處的精神空白,造就了諸信仰的“逐鹿”,而百家爭鳴的關鍵不是理論的交鋒,而是實際的生命影響力。光憑言說是說不出一種文化來的,任何一種文化的成就都是大眾活出來的。信仰之所以可能塑造文化,就在於其對大眾生命的影響。            經由“十字架”與“道成肉身”的生命實踐,傳統家庭教會形成了敬虔主義與本土化的傳統。正是因為繼承了這個傳統,城市家庭教會才能在都市化的挑戰之下,把握主流人群(“進入文化”),並提升主流人群(“召出來”)。這憑藉的不是理念與技術的優勢,而是能夠改變大眾生命的內在功力。             形式雖然不是最終的決定要素,但發揮著重大的輔助作用。套一句老話,生命本質確定之後,形式就是決定因素。都市文化畢竟不同於鄉村文化,基督信仰需要以新的形式,在都市文化的處境裡面,表現出自我的生命力量。            中國的都市化得益於對國際社會的開放,而城市成了“先得月”的開放窗口。憑藉著城市先行開放的便利地位,城市家庭教會率先與普世的大公教會接軌,因而在教會 架構與神學思想方面,獲得了某種借鑑。城市家庭教會能夠較成功地回應都市化挑戰,其原因除了對傳統家庭教會傳統的繼承以外,也是由於從普世大公教會傳統中 汲取了力量。城市家庭教會可以說是中國家庭教會傳統與普世大公教會傳統的匯接點;藉由這個匯接點,中國家庭教會在外形上重新對接到(在生命本質上從未離開 過)普世大公教會的大家庭,並且由於這一融合而在都市化的社會文化背景中,上升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            都市化的客觀環境,傳統家庭教會的生命準備,與普世大公教會的連接,構成了城市家庭教會崛起的原因。城市家庭教會就是,在都市化的社會文化挑戰之下,借鑑海外大公教會的生命形式,而於傳統家庭教會傳統的基礎之上,形成的家庭教會內部的新生的次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