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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永远的痛！”当灾区的影像渐渐在我们心中褪色，灾民的哭声渐渐在我们耳旁消逝时，我们要借着几篇文章来回顾这一年来的发展，思想神在这件事上的心意，请看我们编选的海颜姐妹（4页，蜀道通天）、基甸弟兄（6页，地震救灾中“传教”，引发争议）、王怡弟兄（9页，圣殿、真道与城墙——四川震后365天）和星余弟兄（13页，汶川秋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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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美国，汽油站有三个厕所：白种男人、白种女人和有色人种。百货公司有两台饮水机：白种人和有色人种。大多数博物馆，每星期有一天，开放给有色人种，其余日子，有色人种一概不能进入。还有一些博物馆，连一天都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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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二百元到百万、千万； 时装、娱乐让位给灾民、灾情， 中国人都在为一群人焦急，为一件事挂牵。 死在地上发动，生在中国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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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在地震救灾中传福音的行为，在网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首先有非基督徒网友，批评基督徒没有尽力向灾区人民提供实际帮助，相反，不顾灾区人民感受而强行“传教”。争论之下，基督徒的看法也出现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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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如果将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看作中国教会在逼迫中持守祭坛、养成生命根基的时代，将1979年到2009年，看作“在辖 制之中稍稍复兴”的30年，那么，我们看见，2008年5月12日的四川大地震，无论对中国教会来说，还是对世俗政权而言，似乎都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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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讨问说法，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其他人──如果在灾难面前，基督徒不能向世人提供一个说法，而是保持缄默，自然有异教提供解释。所以，当世界遭遇灾难的时候，基督徒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不但是救灾的人道责任， 更有为灾难提供说法，在灾难面前宣告上帝旨意，并引导国人归向上帝，得享安慰、拯救的属灵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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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长在基督徒家庭。但是我对神的了解却不深入，很多时候，神好像是别人的神，不是我的神。我在浙江嘉兴读大学。大二的时候，我们有了学生团契，是在一个偏远、有点破旧的小房子里聚会。我从此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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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我们一家在欧洲宣教已将近五年了！我与妻子事奉的范围主要是神学教育，并服事散居在欧洲的侨胞。在此，我盼望藉《举目》一角，分享我们在欧洲宣教事工的心得与体验，并提请大家看见，把欧洲规划为策略性的宣教工场，已是目前刻不容缓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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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耶稣学布道》一书的原名叫The Master Plan of Evangelism，作者Robert E. Coleman（中文译为柯若柏），是著名的布道学教授，曾任洛桑世界福音委员会发起人。上个世纪最大的布道家葛培理说，“在这个世代里，很少有书像柯若柏博士所著的《跟耶稣学布道》一样，在普世福音广传方面产生如此巨大深远的影响。”在这本书出版30年之际，许多著名的基督教领袖、学者、作家，都一致用四个字来评价这本书：“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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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在国内的大学任教。1993年底，我赴香港攻读博士学位，1999年回内地大学继续任教。为什么我的同学博士毕业后，都纷纷转向北美、澳洲等地发展，我却回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