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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举目》61期 谢文郁 198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对于中国教会来说，也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春天，在北京发生了一场政治“动乱”，波及全国、全世界，触动了中国社会的每一角落，挑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在中国人心中注入了一种社会意识，驱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 这场运动的实质是，一批浸淫在8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中的年轻知识分子，在美好理想和善良愿望的驱动下，想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改造中国政治。他们希望在学生运动中实现这一理想。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残酷的中国政治面前，如卵击石，头破血流﹗ 这场政治动乱最终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那些积极参与运动的自由主义旗手，在严峻的政治压力下被迫外逃，最后只能在西方国家的庇护下，在海外搞所谓的“民运”。留在国内的代言人也无处发声，只能闭关自守。 另一方面，这场运动对政府的意识形态也是毁灭性的。自始至终，在如何结束这场动乱的问题上，人民的期望和政府的做法完全对立。当这场运动被政府强行用暴力压制时，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跌至谷底，政府所倡导的信念从此失去号召力。 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所谓的信仰空白时期﹗ 宗教热情的蔓延 人是需要在信任情感中生活的。这一情感先是在父母的怀抱中得到满足，后是在社会关系中得以满足，最终则在宗教生活中得以满足。中国人原本在共产主义理想中，满足了自己的宗教情感。现在，这个理想破灭了。 信仰空白的生存状态是令人绝望的。当一切在理性中看得清清楚楚、从今日到死亡的每一天都按部就班时，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这是令人窒息的生存﹗政府的宣传已经失效，自由主义理念已经七零八落。还有什么可以满足人的终极信任情感呢？ 于是，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宗教场所，包括官方认可的公开宗教场所，如三自教会和天主教的教堂，各种各样的佛庙、道观，回人的清真寺，乡村的祖宗庙等等，都呈现出复兴的景象，人气越来越旺。 佛教的香客人数增长速度最快。大大小小的佛庙，香火熏天。与此同时，基督教家庭教会也呈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虽然具体人数难以估计，但是，只要进入河南、安徽一带，无人不惊诧家庭教会信徒人数的增长速度。 宗教成为了热门话题。 文化基督徒现象 在长期的无神论教育中，“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鸦片一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就是罪恶的象征。它让人联想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此，对民众而言，说宗教是鸦片，等于说宗教就是罪恶。 然而国门打开之后，中国人看到的是，西方社会仪态万种、和谐富足，令人羡慕、向往。而且，这个美好的社会，竟然保持着基督教。对于理想破灭、陷入信仰空白的中国人来说，基督教似乎意味着什么，似乎指向某种奥秘。夹带着好奇和冒险心态，一些中国人开始去了解、重视基督教。 199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赵敦华教授，出版了《基督教哲学150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读毕，大家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原来基督教还有这么丰富的思想资源﹗ 接着，刘小枫博士加盟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并以此为基地，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基督教神学著作。 在这两股风潮之下，中国思想界一场影响深远的基督教热，如火如荼地展开。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这股基督教热造就了一大批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所谓“文化基督徒”。 这批人，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共产主义理想在他们心中失去了地位。但是，没有信仰的生活是令人绝望的﹗他们在阅读基督教文献的译作时，找到了某种共鸣──耶稣的死是为了世人的罪﹗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格﹗用刘小枫的话来说：他们感觉到，他们的生命“因信了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的爱而发生了改变”（《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第28页）。信仰是有力量的﹗ 他们感受到了信仰带来的喜悦，公开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不过，令他们十分失望的是，当他们走入教会，无论是三自的，还是家庭的，他们都无法呆下去。他们认同基督教基本理念，但无法认同他们所看到的基督教会。 香港神学界在世纪之交，有过一次大范围的讨论，公开质问这些人的信仰：这样的人算不算是基督徒？他们是麦子，还是稗子？ 家庭教会大发展 90年代是中国家庭教会大发展的时代。根据赵天恩牧师的统计，单单河南、安徽两省的几个团队教会（编注：这些教会系统多由数位传道人开始，共同领导的。），总人数就以千万计。比如，张荣亮带领的河南方城教会（后改为华人归主教会），申义平的中国福音团契（原为河南唐河团契），郑献起的安徽阜阳教会（后改名为中华蒙福教会）等等，据说人数皆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之间。 1998年11月26日，申义平、张荣亮、郑献起、王君侣4位弟兄，代表各自的团队教会，聚在华北某地，签署了一份“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就圣经论、三一神论、基督论、救赎论、圣灵论、教会论、末世论等七个方面，发表了信仰宣言。受赵天恩牧师的影响，这个宣告努力向海外华人主流教会的信仰宣告看齐，因而看上去相当正统。 不过，这些教会，能否达到其信仰宣言呢？ 我们看到，这些教会的传道人日夜奔走，各处传讲福音，行神蹟奇事，治病赶鬼。往往一次讲道，整个村庄的人都决志信主。教会信徒人数急剧上升。一片复兴的景象，令人兴奋。 信徒的聚会则多在晚上，有敬拜赞美（唱诗、读经、讲道），并当场治病赶鬼。由于政府的压力，这些聚会采取了秘密的方式。讲道一般是依靠自己的读经“亮光”，和大量的神蹟奇事、故事。教会生活缺少固定的集体查经和主日崇拜。不过，会定期举办骨干同工培训，邀请信得过的国内外传道人前来培训。 这些教会的大多数信徒，在圣经的阅读和理解上，往往孤立无助。除非成为同工，接受培训，否则在圣经知识和教会生活上都严重“营养不足”。他们的信仰，建立在几个治病、赶鬼的见证故事上。 这样的信徒，是不是基督徒？他们是麦子，还是稗子？ 是宗派，还是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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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为“管理众人的事”，自古就是影响教会如何为主作见证的重要因素。有政治权柄的基督徒，需要仰望上帝，好使自己有行使公义的智慧（参《箴》8：15-16）；无政治权柄的基督徒，也有必要了解政治，并为政治参与者，恳求、祷告、代求与祝谢（参《提前》2：1-2）。 本期《举目》陈宗清说明教会要在世上作光作盐，一定得涉足政治。范学德补充，政治如文化、信仰，是信徒当去影响的生活层面之一。于明捷提醒基督徒若参与政治，目标在追求人的尊严与社会的公义。王敏俐举摩西与约书亚为例，阐明基督徒政治领袖首在放弃自己的主权，才能将这个世代 “带入”合乎圣经的世界观里。临风则强调，圣徒要以谦卑来发挥政治影响力，以谋求人类社会共同的善、正义和福祉。 王星然写了一个故事，描述因时代转换而影响到学生事工方式的选择时，竟然在教会中也发生政治（权力）斗争；而谢文郁续写大陆政权改变之后，中国教会的第5个10年，即90年代的中国，因政治的变动而进入中国家庭教会大发展的时代。 显然，透过《举目》杂志作者们的书写，反映出21世纪的华人教会，逐渐脱离对政治的畏惧、疏离或反感，寻求更积极全面的福音影响力，并更诚实、坦然与勇敢地面对教会内部不完美的政治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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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我矢志跟随耶稣，当时正值20世纪60年代末，台湾讲国语的正统教会，受复兴主义和敬虔主义的影响，一致主张正确追求的目标即是成为“属灵人”，而属灵人的特征大概就是熟悉圣经、不爱世界（或解读为“不食人间烟火”）、热心传福音、全然为主而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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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到政治，有的基督徒就说：信仰与政治不能混为一谈！基督徒不要谈政治！在他们心目中，政治是政治家和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的事。基督徒不但不可关心，反而应该离的远远，最好是嘴上不谈，心里不想，这样，才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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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应该关心政治吗？”大哉问﹗这实在是个既重要，又实际，却又颇有争议，更相当敏感的话题。欲解此疑，不妨先说个小故事：十几位大陆背景的基督徒一起聚餐，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其时正值台海关系再度紧张，菜过五味后，自然聊到这一热点话题。一时间群情陡涨，目标一致，你出谋，他划策，大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之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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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研的时候，在德国国会里实习，分别在德国两大政党SPD与CDU的国会议员手下工作过，故而得以比较两个政党的执政风格与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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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美国的人，或许对2012年这次大选中的互相攻讦、国会中党派的激烈斗争，感到十分厌烦。许多基督徒也怀疑，参与政治活动（多数是乌烟瘴气的），是不是在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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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天是我到美国以来，心情最沮丧，信心最不足的日子。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不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的圣经竟然遗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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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个世界科技如何进步，国家如何发达，福利如何完善，占据金字塔底部的穷人总是大多数。究竟上帝的祝福是让人富有，还是贫穷？上帝更保佑富人，还是穷人？这些问题我一直想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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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眨眼，又到了数算恩典的季节了。谢谢你一直关心我，询问我在神学院书读得怎样。我就向你汇报一下第一个学期的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