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63期

蘇南洲

       筆者從16歲參加青年團契、20歲領洗，當過團契主席、教會執事。到了30幾歲，卻赫然發現，自己對多年一起查經、禱告的主內好友的思想、行為模式，竟然一無所知。至於教會中他人的貧富狀況、婚姻家庭、職場生涯、生活形態、人際關係等等，亦不甚瞭解，更遑論整個社會的環境生態、教育改革、社區營造、城鄉平衡、醫療保健、族群文化……到全球倫理等議題。這才驚覺，原來多年身處的教會環境，竟是如此蒼白貧血的象牙塔。

        難道基督信仰只能行走在教會門牆之內？想想耶穌不是，我也不應該是！於是在研究所半工半讀之餘，我假自家不到300平方尺的地下室，邀來十多位對基督信仰在當前社會與教會、應發揮的角色有所期望的青年朋友，定期聚會。無論文學、歷史、哲學、宗教皆入題暢談，只求心靈開放。每月討論一個主題，輪流帶領，不得無故缺席，以示信仰是要付代價的。

        3年下來，問題越看清，心情越沉重，心靈也就越苦悶。遂把每次討論的心得整理出來，成為兩月一期、薄薄8頁的小刊物《曠野》。

一、清越的笛聲自曠野中吹起

1987年，《曠野》創刊於台灣解除戒嚴令之前。孕育期可追溯到60、70年代。在台灣當時壓抑的環境中，《曠野》的誕生既是基於理想，更是為了擺脫“苦悶”。

       《曠野》的發刊辭寫道：“當信仰在形式中僵化，當人文的理想已遠去，當工商功利思想建立起王國，而心靈的火焰漸漸熄滅，神聖的信念漸漸失落，人類的自由、尊嚴即將窒息，這時候，清越的笛聲自曠野中吹起……”

       辦刊物的目的，是尋找志同道合的朋友。發刊辭也寫到：“此際《曠野》的孕出，無非期企人文理想價值的再生，在殘燼中復燃人性的關懷，藉著文學的謳歌、信仰的探索、現象的反思、藝術的執著、宗哲的辯證、文化的批判，為奔跑在真理道上的追尋者，提供一片更廣闊的心靈世界；也藉著奔跑所揚起的熱塵，邀得更多勇者的投入，好讓我們不再冷漠而偽善，不再封閉而孤單……”

       之所以取名為“曠野”，並非自比新舊約先知，而是希冀在令人窒息的建制中，心靈如回到摩西的曠野地，領受召命，再返塵世；在相互扶持中，仰望屬天雲柱、火柱的指引，同奔迦南。

二、參與時代，實案分享

       《曠野》誕生之際，前有民進黨創黨，後有報禁解除、野百合學生運動，整個台灣社會處於人心思變的劇烈轉型過程中。許多人對理想充滿憧憬。《曠野》既是時代的產物，也是時代的參與者與見證者。

       除了要“尋找擁有開放心靈的人”之外，《曠野》也自我定位為“當代基督徒信念與行動的雜誌”。辦雜誌的目的是提供結交朋友的平臺，整合出自基督信仰轉化而來可信服、能支撐社會行動的信念，傳遞“只有行動才能介入歷史、改變社會”之理念。

       公民運動應是一套套有系統的社會行動之聯結，在有計劃的持續推動下，積累出一定的動能，改變歷史。舉辦活動能吸納潛在的支持能量，是表達信念與理想的良器。以下分享《曠野》20餘年間的幾個“實戰”案例：

1. “關懷弱勢‧聲援劉俠”研討祈禱會(1989年10月)

      《曠野》的第一次對外行動，是1989年10月，在臺北懷恩堂舉辦“關懷弱勢‧聲援劉俠”研討祈禱會，與會者僅百餘人。

       “原本期望喚醒信徒對社會的關懷參與，遺憾的是福音派教會反應相當冷淡，甚至有人打電話來恐嚇：你們若在‘聖殿’談政治，後果自行負責！”（《何不曰政治 》，19期《曠野》，彭海瑩，1990年1月）。
在此之前，有600多名信徒，擠滿了距懷恩堂僅數百公尺的臺北靈糧堂，共同關心大陸民運。

       為何大陸學子就是“骨肉同胞”，可以為他們禱告，而被國民黨封殺和打壓的輪椅作家、百萬殘疾同胞的精神領袖，且是主內肢體的劉俠，就不能為其禱告？就有問題？

       如果說這是“政治”，關心大陸民運就“不政治”嗎？如果說“聖殿”，靈糧堂就不是“聖殿”嗎？且“關懷劉俠”的這場聚會，不也有大牧者在場帶領禱告的嗎？

       這種政教錯亂，是橫在《曠野》面前、要先跨越的惡水。

2. “二二八平安禮拜”(1990年12月)

        “本土關懷”本是《曠野》創刊的起心動念之一。面對長期暗夜飲泣的“二二八”受難家屬，有良知的基督徒如何能將臉撇過去？

       從1987年“二二八”平反運動啟動，筆者即參加了臺北所有的相關活動，努力體會“二二八事件”對這塊土地與人民造成的創傷。

       《曠野》也自1989年初起，每期談論“二二八”，瞭解課題、建構論述。特別是在春末夏初的那場事件之後，益發覺得，身為基督的跟隨者，必須首先面對自身所處的台灣近代歷史上的巨大創痛。幾經禱告、思索、研議，《曠野》決意舉辦“二二八平安禮拜”。

        在多次溝通後，終獲牧養李登輝總統的翁修恭牧師，及牧養蔣家的周聯華牧師的信任與相助，邀集60位國、台語教會領袖，在國際人權日、聖誕節前夕的12月8日，在臺北懷恩堂共同舉辦“1990平安禮拜──尊重人權‧紀念二二八”。當時社會氛圍十分肅殺，在情治單位任職的朋友，說我們是在“提著人頭辦事”。

       這場平安禮拜，在當時可謂相當震撼，與會者近兩千人，每一環節都經過精心策劃。特別是邀得周牧師用台語證道、翁牧師用國語證道，表達“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的族群復和意涵。

        大會以“止痛療傷，化苦難為祝福”，及“為台灣求平安”為出發點，事先即引起了非主流媒體及社會廣泛而高度的重視。當晚，府院高層及在野領袖齊聚一堂，共同關心“二二八”。特別是行政院長郝柏村突然現身，不但全場參加，並於會後主動與家屬一一握手致意，造成隔天最保守的軍方政治教材全面回收改版，官方從此不再稱“二二八”受難者為“叛亂犯”或“匪諜”了。

       隨後幾天，各大報連版報導上百則，各界評論十分嘉許，政府也公開表達肯定之意。自此，“二二八事件”的禁忌，因首次受到官方正面看待，得以開解，從以往衝突、對立的局面，漸邁向復和之路。

              3. “二二八關懷運動”(1991年1月起)

         1991年1月13日，筆者出面，在《曠野》的地下室，組成了20餘人的“二二八家屬團契”，隔周定期聚會。不久，長年旅居溫哥華的林宗義博士（“二二八”受難者，前臺大文學院院長林茂生之子）訪台，亦加入聚會。

        次月，“二二八家屬團契”選出5位家屬代表，隨林博士晉見李登輝總統，提出真相、道歉、賠償、建碑、及設“二二八紀念日”並文教推廣等5大要求，當面獲得首肯。

        隨後，筆者著手籌備，將“二二八家屬團契”改組為“二二八關懷聯合會”，邀集發起會員近百人。5個月籌備期間，發行了《二二八關懷月刊》雜誌、成立10個分會籌備處，舉辦禮拜、、禁食祈禱會、巡迴音樂會、空飄氣球、等，數十場各式活動。

        “二二八關懷聯合會”於1991年8月3日成立後，多次舉辦“二二八紀念畫展”、“二二八紀念音樂會”，組成“真相”、“賠償”推動委員會，以民間立場來立法與歷史調查工作，與官方展開長期斡旋，並持續探訪各地“二二八”家屬，推動“二二八建碑”及碑文撰寫等諸項極為敏感而艱難的工作。期間，不斷積累並提升運動之動能(momentum)，以竟全功。

       揭露不義需要勇氣；關懷受苦的人不再受苦，則需要更多的智慧、毅力與愛心。而協助犯錯者 (即便是政府) 走上正確的路，也是福音精義的擴大展現。“二二八”留下的苦毒，在以“關懷”為本的基督信仰精神上，透過多面向地持續努力，漸漸轉化為這塊土地上的祝福與文化瑰寶，如：雲門舞集的《家族大合唱》，及蕭泰然的《1947序曲》。

        “二二八”不再是政客拿來撕裂族群、爭取選票的政治工具了。

4. “反雛妓運動”(1992年5月起)

       “關懷弱勢”是基督徒的天職，而被販賣、性剝削的“雛妓”，更是“弱勢中的弱勢”。能夠為當時高達6萬的“雛妓”略盡心力，乃是主的另一恩典。

       1992年5月，筆者任勵馨基金會董事，主責構思、推動全方位的關懷、救援雛妓計劃。除傳統道德訴求外，另創以產業觀點的思維，對此近兆的龐大產業進行分析，以增加成本、提高風險、減少利潤等各項方法，以求將雛妓產業“夕陽化”。

        此外，亦策劃“勵馨禮拜”與“勵馨晚會”，全場來賓帶面罩，以體驗不幸少女不見天日之心情；舉行“雛妓防治公聽研討會”；結合20個婦幼團體，組成“反雛妓行動專案”聯盟；研擬“雛妓防治法”；發起“反雛妓宣言”，10萬聯署，廣邀各界參與；“買雛菊․救雛妓”義賣鮮花；及“反雛妓之路──華西街萬人慢跑”（化色情名勝為古蹟）等可能干犯黑白兩道的種種活動。“管頭”、“管中”、“管末”多管齊下。數年之後，非人道的雛妓現象終告消失殆盡。

       5. 臺北東區“頂好計劃”(1994年10月起)   

   “關懷鄰舍”也是基督徒的天職。時值台灣社區營造意識抬頭，太平洋建設總經理章啟明長老，委筆者以“重建東區”之重任。先用6個月，研擬臺北最繁華的東區7個里、5萬居民、數萬企業員工、每天出入近20萬人次的住商混合區，擬定“頂好計劃”(臺北市東區綜合發展計劃)，提出“社會面”、“實質面”、“管理面”等，包括“尋找東區歷史”、“街區慶典活動”、“仁愛圓環改造”、“延吉街廢鐵道停車公園改造計劃”、“聯合保全”、“住商停車共用制度”等31項子計劃，深受各方關注。

        為了落實“頂好計劃”，遂聯結當地賢達及企業領袖，組成“中華民國都會發展協進會”，發行“東區報”、“耶誕護照”、“導覽地圖”。筆者同時身任臺北市第一、二屆社區規劃師，透過社區參與方式，完成規劃設計安和路、忠孝東路四段、敦化南路等主要路段，及特色巷道之公共藝術、文化、遊憩、停車並商業整合等17項計劃，並舉辦“東區藝術節”、“音樂文化安和路”、“耶誕博覽會”、“捷運圍籬耶誕彩繪”、“歷史圖文展”、“藝文咖啡共和國”、“認養頂好廣場”及“重新設計捷運出口與通風塔競圖比賽”等16場大型活動。

       過程中，歷中央及市府二度藍綠易主，政治介入，敏感難免。且必須斡旋於住戶與商家、警方與攤商（其背後是各黨派民代及黑道）之間。

       特別是為了商圈發展，及街區市容美觀，以社區力量將已發包施工中的捷運工程擋下，重新設計施工，其難度十分高，因而充份理解，“以創意及組織力不斷創造出各種多贏的局面，且與所有參與者分享”，乃是順利推動公共空間改造的必要條件。

三、改變歷史的小眾

       個人的力量的確是很有限的。人若有心在公共領域做出貢獻，除了要提升自身的能力外，必須結各方豪傑，納各方資源。而一份小刊物，便是最基本的工具──無論是《曠野》、《二二八關懷月刊》、《勵馨月刊》、《東區報》，皆成為筆者從事每項社會運動的最基要配備。

       自古“言為心聲”，每一份刊物，在在顯示著該社群秉持之理念，並成為與其他社群、利益階層結盟、戰鬥、斡旋或妥協的場域。

      《曠野》等刊物作為小眾媒體，介入公民社會運動之中，是必然，也是當然。雖是小眾，但因較無包袱，進退行止也較機敏。只要鎖定目標、凝聚焦點，即足以點燃火種，啟動公民運動。

       千百年來的基督教歷史，就是明證。基督教本起源於顛沛流離的小眾；新教在台灣更是如此。基督信仰自始就不是一個靠位權、財富、人數起家的信仰。只要基督徒能秉持來自上帝的召命與力量，戮力以赴，再加上對人類歷史的先覺洞察力，對社會變化的犀利分析力；處理問題有全盤規劃的掌握力，集結資源有如草船借箭的創意執行力，及對信仰、理念有堅定不移的持續力，萬萬沒有不能在世上作光和鹽、影響和改變歷史之理。

       創刊伊始，《曠野》等刊物皆靠少數個人小額捐款維持，無權無勢，沒有腐化的條件，也免去無謂的爭奪。若遇特別感召，則聚力以之，頂風而行，成敗交於上帝。

       近30年來，筆者曾經疾如風、烈如火，如今也近徐心如林、不動如山的耳順之年。

       既受各方關愛、受益良多，如今尚有三願待了：其一，對多年來不捨不棄的牧長兄姊，如有可供回報之處，自當戮力以赴；其二，對有志投入公民運動的年輕主內畏友，如有經驗可供分享，亦當傾力以授；其三，對斯土斯民之未來前途，持續祈願主祐長隨，早日實現“上帝的旨意”！

作者為台灣《曠野》雜誌社，雅歌出版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