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鼎─台灣經濟奇蹟的締造者

本文原刊於《舉目》66期

莊祖鯤

BH66-40-7102-圖1-李國鼎2.註良相佐國

        當李國鼎先生(1910-2001)過世時,不但海內外華人為之同感哀悼,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領袖們,也都為這位他們稱之為K. T. Lee的偉人而同悲。高希均先生在他的追悼詞中,這樣說:

       在今天這個只想出名,不想出力;只想作秀,不想做事;只想自家,不想國家的世代,李氏一生“創新”的言行,樹立了一個從政者的典範: 敢想、敢說、敢做、敢愛。

        因為敢想,才能想得遠、想得深。因此李氏就不斷地提出新觀念、新政策。

        因為敢說,才能說真話、說實話。

        因為敢做 ,才能做得快、做得好。如果只敢想、敢說,而不敢做,那只是幻想和清談而已。李氏痴而不捨地積極推動開創性,以及有時具有爭議性的政策(如加工出口區及第六倫)。

        因為敢愛,才能由所信基督教的愛心出發,愛國家、愛社會、愛眾人。他在晚年時沉痛地說過:我們的價值觀念,越來越走向“貪”,越來越缺少“愛”。

       在專業知識上,他是通才中的專才,專才中的通才;在做事做人上,他既“能”又“廉”,既“勤”又“實”。

        綜合來說,李氏一生所最令人尊敬的,還是他擁有高貴的靈魂─無法被腐化的操守、無時無刻不在的大愛、全心投入的專注、從不氣餒的使命感。

         與李國鼎共事多年,又是他擔任財政部長時的左右手的李模,也說了兩句很有深意的悼詞。他說:

        假如沒有KT李,台灣不會是這個樣子,

        假如我們有多些KT李,台灣也不會僅是今天這個樣子。

 

        李模還說,他很遺憾過去幾十年來,只看到少數幾位能切實守法的高級公務人員。但是,他也慶幸曾親自追隨過像李國鼎先生這樣有守有為的好官!他說當年財政部各單位臥虎藏龍,人才濟濟,除了KT之外,就沒有一個人能把他們的力量結合起來,也只有KT能逼著他們晝夜辛勞而無怨言。

        他的這種無私地為國為民的精神,是很有感召力的,也因此吸引了很多一流的人才回台灣。今天被譽為“台灣半導體之父”的張忠謀先生,就是在1985年被李先生遊說返台的。張忠謀曾在工業技術研究院擔任院長(我當時也在工研院的化工所任職),後來才創立了台灣積體電路公司。所以張忠謀曾說:“沒有李國鼎,就沒有台積電”。當時位於新竹的“科學工業園區”,對台灣走向高科技,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這也是在李國鼎先生的規劃及推動下成立的,更是李先生對台灣經濟發展最後一項重大貢獻。而他當時已經將近80高齡了。

       BH66-40-7102-圖2-李國鼎.1934.第二屆中英庚款留學生合影。註 李國鼎先生是南京人,1930年畢業於中央大學(現更名為南京大學)物理系。1934年赴英國劍橋大學物理系進修,師從諾貝爾獎得主的名師。但因1937年抗戰爆發,他決定提前輟學返國,僅得到碩士學位,自此展開他50多年的為國服務的職業生涯。到他晚年,為了表彰他的傑出貢獻,他一共獲得國內外至少12所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李氏一生對台灣,有許多階段性的貢獻,諸如:

  • 1950年代,在美援運用委員會秘書長任內推動“獎勵投資條例”,使台灣逐漸不再依賴美援,而引入華僑及外商的投資;
  • 1960年代,在經濟部長任內設立“加工出口區”,使台灣由農業經濟轉型為工業經濟。後來這成為30多個開發中國家(包括中國),競相模仿的範例;
  • 1970年代,在經濟部及財政部部長任內規劃及執行“十大建設”,使台灣由勞力密集工業,走向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工業;
  • 1980年推動科技發展計畫, 並於1985年規劃並成立位於新竹的科學工業園區,作為高科技的生產及研發基地。並創立台灣積體電路公司,使台灣的電子、資訊工業,成為世界領先的國家之一。

        因此,他得到許多的讚譽,如“財經重臣”、“科技教父”、“國之寶鼎”、“台灣現代化之父”、“台灣經濟奇蹟的締造者”等,這都反映出他一生的豐功偉績。

       但是1966年,李國鼎先生卻曾因“東亞紡織公司貸款案”被當時的監察院(相當於中國古代的御史)彈劾,並被申誡。李先生當時擔任經濟部長,曾兩次請辭,但還是被蔣介石和行政院長陳誠挽留。他之被彈劾,可能是因為他不接受各種的人情關說。他一向不計較個人毀譽,只問是否對國家有貢獻,來衡量他的決定。後來彈劾他的監察委員,也了解這是一個冤案,甚至變成他的好朋友。但自此事件之後,李先生開始信仰基督教。

       BH66-40-7102-04_051-02-10256-01.註其實李先生之信仰基督教,也與其夫人有密切關係。李夫人自幼受洗,是虔誠的基督徒。李國鼎先生受她的感召,加上他自己個人的體驗,乃受洗信主。他們全家─連同子、媳和兩位孫女,都是虔誠的基督徒,經常在台北南京東路禮拜堂聚會,聆聽吳勇長老的證道多年。

        李國鼎先生曾在他所著的《工作與信仰》書上說:“我希望傳達兩個觀念:第一,是國家觀念;第二,是信仰。這兩個非常重要。信仰可以幫助我們產生智慧、增加信心。”因為他很熱心公共事務,早期就有人說他有“基督精神”。但是到了他正式受洗(時年56歲)之後,更是明顯地表現出來。

       李國鼎先生歷任經濟部長、財政部長及政務委員的20多年期間,培育了許多財經人才,其中繼任的財政部長中,有將近一半(包括張繼正、白培英、王建煊、林振國等人),也都是虔誠的基督徒。這些廉潔自守的高級官員,對台灣財經政策的規劃與執行,有重大的影響。

         退休後,1991年李國鼎先生曾應邀至美國加州史丹佛大學演講。在發問時,有一位大陸來的女學生建議李先生訪問大陸,因為政府官員他們不肯聽青年人的意見。若他能對當權者提出建言,這樣才能進行改革以求現代化,來挽救國家的命運,增進人民的福祉。說話時,她激動得落淚,全場聽眾也為之動容。

        1993年,李先生回到離開47年的故鄉與國土,在南京大學母校演講。也在北京受到各級官員隆重的接待,並與朱鎔基總理談到台灣經驗。那兩小時的長談,對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幅度與速度,有深遠的影響。因此,李國鼎先生所領導的台灣經濟發展模式,成為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重要借鑒。

        李先生過著一個非常簡樸的生活,始終只用一個佣人。後來到了1970年代,甚至連佣人都沒有了,都是李夫人自己動手。在台灣的部長級高官中,李先生可能是極少數的幾位(另一位就是曾任行政院長的孫運璿先生)。名記者張作錦曾感嘆地說:“這樣一位為台灣創造財富的人,2001年辭世時,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家無股票,一生清廉自守。”

BH66-40-7102-圖4-70年代的台北.註均富─台灣經濟的奇蹟

        可能不太多的人真正明白,所謂的“台灣經濟奇蹟”是指什麼?因為二次大戰後,日本、韓國、巴西等國,都曾先後在經濟上有非常顯著的成長。如果單單看經濟的成長指數,既然有這麼多國家都有這種的成就,這還能算是“奇蹟”嗎?

        其實所謂的“經濟奇蹟”,乃是指台灣經濟發展軌跡,似乎違反了經濟學的定律。因為依據經濟學原理,經濟的發展,只有兩條路線。如果要強調 “均平”,那麼就必須走社會主義路線,其結果必然是變成一個“均而貧”的社會。這就是1917年俄國共產革命後,經過90多年的實驗,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所證實的結果。相反地,如果國家想要快速發展經濟,就必須減少管制,走市場經濟的途徑。然而,其結果也必然會造成一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資本主義社會。在經濟學上,這是一個兩難的抉擇。

        這是為何鄧小平在70年代末期,在看出中國經濟的困境時,會提出:“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指示。他這個宣告,在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是大膽而睿智的。可是隨著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社會也就走向經濟學家所預測的結果,那就是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貧富懸殊現象也日趨明顯。

        通常衡量社會貧富差距的指標有三種。第一種是計算全國人口中,所得總額最高的20%家庭收入,與最低的20%家庭收入之比值。第二種是計算家庭所得總額最高的10%,與最低的10%之比值。第三種則是所謂的基尼係數,最平均的是0,最不平均的是1。

        依據第一種統計法,台灣1950年時的富/貧比值高達15倍左右,1964年的比值降到5.33倍(基尼係數0.32),到了1980年更降到4.17倍(基尼係數0.277)。但是1963-1989年的26年間,台灣卻能一直保持8.5-10%的高度成長。甚至在1973與1979兩次石油危機而引發的世界經濟衰退時期,台灣都還能逆勢成長。而這段時期,恰恰是李國鼎先生主持台灣經濟與財政部門工作的時候。

       因此台灣的經濟奇蹟,就是從1950-90的40年間,台灣的平均國民所得增加了10倍,但是貧富差距卻也同時減少了!這是在其他國家所罕見的現象,所以才被稱為“經濟奇蹟”。

        台灣如何能做到這一點?就是因為在那些年間,有許多像李國鼎先生那樣的政府官員(包括孫運璿、王建煊等人)─特別在財經部門,不計毀譽、盡忠職守地為國效勞。他們有道德勇氣與使命感,徹底執行公正的財稅政策。因此房地產價格沒有惡性膨脹,貧富懸殊的比值,也才能節節下降。

       可惜的是,在李登輝當政的期間,房價暴漲、貧富懸殊情況也大為惡化。這使得台灣過去三、四十年好不容易達成的均富成果,被破壞無遺。難怪當李國鼎先生過世時,有那麼多人悼念他!

       中國古人曾提醒我們:“不患寡,而患不均”,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逆耳忠言。因此,未來中國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要如何扭轉這種貧富懸殊趨勢,又還能持續保持經濟的高度成長。

 

典型在夙昔─第六倫(群己關係)的推動

        有鑒於在工業化與都市化日益加速的社會中,過去傳統小農社會以家族與鄉里為主的群體關係,已經不足以維繫現代社會的和諧。在1991年的一次演講中,李國鼎回顧台灣過去40年的經濟成長時,曾語重心長地說:

        “我們的社會並沒有與經濟發展同步成長。我們的生活水準拉高了,但是生活品質沒有提升;我們享有越來越大幅度的自由和開放,卻見到越來越嚴重的犯罪、污染、髒亂、喧鬧、仿冒、詐欺和綁票現象。我們的富裕感增加,但安全感卻減少;物質富有,精神卻是匱乏的。社會呈現出‘富裕中的貧窮’之現象。”

       其實這個現象,放在21世紀的中國大陸,也是完全符合的。因此,李國鼎先生乃在1981年提出,應該在中國傳統的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外,增加一個 “第六倫”─群己關係。因為傳統的五倫,只適用於認識的或有關係的特定對象。對於非確定的陌生大眾,中國人卻常常表現出冷漠無情,不講求尊重、誠信和關懷。因此第六倫乃是在愛護公共環境、愛護公共財產、遵守公共秩序、維護社會公平等幾個方面來實踐。他說:

        以五倫為特色的人際關係,所表現的優點是親切、關懷,缺點是偏私、髒亂;以群己關係為特色的人際關係的優點是公正、秩序,缺點是冷淡、疏遠。

        五倫屬於私德的範圍,群己屬於公德的範圍。

        五倫的社會文化背景,是經濟活動和社會結構簡單的傳統社會;第六倫的社會文化背景,則是經濟活動和社會結構複雜的現代社會。

        換句話說,李先生提出群己觀念,是為了以第六倫作為現代社會人倫關係之準則。藉此倡導社會進行心靈改革,重建社會工業化之後,人類精神文明的價值理念。這個群己關係的主要內涵,包括:

  • 常懷感恩他人之心
  • 尊重他人生命
  • 尊重他人的權益、自由與價值;視他人為主體性,不可妄加侵犯
  • 樂於助人,擔任義工
  • 待人有情、有義,包容謙讓
  •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 博愛,施仁於他人

        BH66-40-7102-圖5-李國鼎故居.註 因此,李國鼎先生最值得我們深思的建言,可能還是他晚年孜孜不倦地推動的“倫理道德的重建”。而他自己也為後人樹立了一個公忠體國、憂國憂民的典範。這典範,不僅來自於中國知識份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傳統,也來自於他效法基督“捨己為人”的精神。高希均說得對:

         李氏一生最令人尊敬的,還是他擁有高貴的靈魂──無法被腐化的操守,無時無刻不在的大愛,全心投入的專注,及從不氣餒的使命感。決策者高貴的靈魂,才是決策品質的最佳保證。

         每當想到像李國鼎先生這樣的人物時,心中的景仰油然而生。因此,雖然斯人已遠矣,但是典型在夙昔,吾心嚮往之!                                   

 

編註:讀者可參考李國鼎網站  http://ktli.sinica.edu.tw/;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 http://www.ktli.org.tw/;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 國鼎分館 http://www.lib.ncu.edu.tw/kuo/li-intro.php

 

作者為三一神學院宣教博士,現在波士頓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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