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宗寧/蘇文峰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週”2017.07.28
1945年7月22日,抗戰勝利前約一個月,“學聯”在重慶成立。這是一百年來中國學生福音事工的轉捩點。
八年抗戰時期——西南後方的大復興
對日抗戰期間,許多年輕學生從沿海地區遷移到西南大後方求學。在顛沛流離的困境中,他們渴慕福音。
1937年,中國內地會的孔保羅夫婦(Paul & Maida Contento)在昆明帶領大學生英文查經。一個星期內便有200個大學生參加,他們夫婦每人每天教授四班。3個月後,他們組織了學生校園團契,這是亞洲第一個校園團契。
1943年,中國佈道十字軍(Chinese National Evangelical Crusade)建立,以“華人自傳”為宣教策略。
1944年冬天,趙君影和于力工在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的聯合校址,舉辦三天佈道會。每晚約2000餘人參加,而每晚到台前認罪悔改、決志歸主者平均約200人。期間早禱會有幾百人參加,屬靈氛圍極其熾熱,同學們流淚禱告,彼此認罪。這個聚會也引起社會關注,《大公報》等都有報導。
于力工
當時,基督徒學生自發自主的參與,成為學生工作短時間遍及大專院校的動力。他們除了建立團契、追求成長外,更肩負起校園宣教的使命。
1945年“學聯”成立
1945年7月19-23日,在重慶南山中學禮堂及靈修神學院宿舍舉行第一屆“全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夏令靈修會”。參加的同學有來自全國41间間大學個團契的代表, 共153人。許多大學生用三、四天翻山越嶺過來,本地信徒亦熱烈參與。夏令會的信息由趙君影主講,賈玉銘負責查經,何賡思負責專題。第一晚的開幕禮,趙君影證道並闡明大會的意義。當晚整個南山中學禮堂坐滿,參加者約有600人之多。夏令會期間更有16人獻身傳道。
夏令會第四天,7月22日,決定成立“中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會”(學聯),英文名稱China InterVarsity Evangelical Christian Students Fellowship (後來改名為CIVCF)。趙君影出任總幹事,于力工及孔保羅為同工。此時,一些院校分會的主日聚會人數已多達200人,信主人數日增。學聯當時之聯絡網覆蓋約200間大學。
趙君影
194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學聯事工繼續蓬勃擴展,中國內地會也借調多名西教士參與學聯的事奉。1946年1月,內地會的艾得理(David Adeney, 1911-1994)重回中國加入學聯,是極大的助力。
艾得理(David Adeney, 1911-1994)
1946年春,學聯會隨各大學復員東遷。艾得理往北京工作三個月;趙君影差派于力工先往南京,先後成立了學聯會南京區、上海區、華中區,而於南京設立全國總部。學生工作在復員地區繼續蓬勃發展,並且由於信主學生由西南分散至全國不同地方,學生工作亦隨之自然擴展。
1947年7月,“學聯”舉辦了第二屆全國基督徒大學生夏令會,地點在南京中山陵附近的烈士遺族學校。這是一個承先啟後的聚會,傳承了大後方學生事工的成果,預備了將來火一般試煉的人心和人才。大會主席由大學生焦源濂擔任,林道亮主領早餐後的查經。講員包括賈玉銘、楊紹唐、趙君影、華福蘭等,蔣夫人宋美齡也到訪鼓勵。
在那值得懷念的數天中,約有350名學生出席,並同時舉行學聯會第二次全國大會。是屆夏令會火熱依然,有近一百位獻身傳道,包括後來臺灣校園福音團契的創立者查大衛。這些獻身者,有多位就是邊雲波《獻給無名的傳道者》一書中所描述的那些人。
查大衛
1949年,中國政權即將轉移時,全國基督徒比例為1/400;但是在大學生中,每15人就有一位參與“學聯”!
據估計到1951年為止,共有兩萬多學生因校園福音工作而信主。這段時期“學聯”的全職幹事一般都維持在30人以上,其中中國人和西教士各半,而西教士則以內地會的同工為主,包括孔保羅、賴恩融及任職副總幹事的艾得理。
及至1948年,學聯會組織已擴展至華中及華南。當年2月,學聯會華中區冬令會於武昌召開,七月假長沙舉行夏令會。年末,于力工被差往廣州開展學聯會工作,並出任華南區主任。1948年10月,趙牧師從上海往香港開展事工,自此離開大陸,從未返回。
1950年代北平的“學聯”
1948年11月,趙君影去香港。1949年7月于力工離開大陸。1951年8月,艾得理回去英國。學聯會於1951年正式解散。
當初1945年學聯成立時,北京在王明道領導下,未正式加入全國“學聯”。由15所大學組成的“北京基督徒聯合会”,直到1955年仍有活動。那時北平的學生團契有清華、北大、北醫、農大、航空學院……中學有師大附中、師大女附中、六中、女一中……
他們星期日一早8點至10點是學生的聚會。散會後,學生各自到自己的教會參加崇拜。週末或放假日,學生們喜歡去北京郊外的香山恩典院,也就是宋尚節創辦的工人訓練院,騎車一小時,到那兒靈修禱告。寒暑假都有營會,1955年8月仍以中學生為主,辦了靈修營。之後,繼續用小組方式聚會,開始了小小家庭祈禱會。
在那段受逼迫的大時代裡,有人形容:他們像一盞一盞的燭光,雖薄弱地在風中搖曳,卻帶給黑暗中的人們一絲曙光。這些被稱為“黑窩點”的小小燈檯,誰能料想得到,形成了後來的家庭教會,一百個、一千個……北京、上海、華北、華南,乃至全中國。
“學聯”對1950年代以後國內教會的影響
學聯成立前後僅短短5年,但是,由本國同工擔任領導,發展出具有中國教會復興特色的面貌,又接受如內地會等西差會的人才支持,既保存了中國學生福音運動的主體性,亦保持著某程度外向性質,這不單有助學生事工本土化的發展,亦保存較寬廣的視野。這樣的性質,對今日中國教會逐漸進入跨文化宣教,有其長遠的影響。
“學聯”的工作,培育了許多大學生後來成為中國家庭教會的中流砥柱。如艾得理所說“50年代中國基督徒學生的見證,無疑為70年代家庭教會注入新的活力,掛名的基督徒無可奈何地妥協之後,信徒之間的團契就靠青年人去維持;各大學團契組織雖然被瓦解,昔日的基督徒學生及他們的子女,卻成為真正教會的一部份,這教會繼續在黑暗中發光。”
“學聯”的事工方向簡單、明晰,主要聚焦於佈道和培靈。這是學聯會能於短時間內迅速擴展的其中一個關鍵。
“學聯”的基要神學和事工路線,既與當時多數中國教會所持的保守立場吻合,亦切合學生單純追求的心靈。“簡單”及共同關注的議題,使人容易同心同工。
趙君影說過:“我在當時所作的學生工作,在教義上是與賈玉銘一條路線;工作上是與王明道相呼應的;在奮興的事工上是宋尚節式的。現在回想起來,抗戰期間大學生的復興工作在基層上的教義都是基要主義的,也就是賈玉銘所教授的。”
所以,“學聯”能夠凝聚來自五湖四海的年青學生,專心生命的追求與傳揚福音,而不會因內部有太多分歧,而出現能量內耗。這對於中國家庭教會也是極佳的榜樣。
“學聯”對1950年代以後海外學生事工的影響
1950年8月艾得理被迫離開中國後,1956年重返亞洲,落腳於香港,擔任國際學生福音團契(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簡稱 IFES)的遠東區總幹事。
他在香港、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十多個亞洲國家和地區,促成當地人自主的校園團契建立。這是與中國“學聯”一脈相傳的海外學生福音工作。他們秉持學聯”所注重的生命傳承、佈道熱忱、聖經信息、靈性復興;在事工原理上,堅持“讓學生主導、傳道人輔導”的做法,使得洲各地的學生工作都強而給力。
以臺灣校園福音團契為例。從1957年開始,他們秉持三個宗旨:校園福音廣傳、神國人才培育、學生宣道運動。60年來,造就了許多青年基督徒,成為海內外華人教會的牧者與同工。1979年開始每三年一次的青年宣教大會,呼召了極多近文化和跨文化宣教士。
到了60、70年代,香港、臺灣,馬來西亞及新加坡有大批留學生到北美求學。這些留學生中的基督徒,到了美國與加拿大的校園,不約而同的紛紛開始中文查經班。這是其他國家的留學生中都沒有的現象。
1965年,美國政府放寬了移民政策。70年代許多留學生因此取得永久居留權,成家立業。原來在校園的查經班逐漸在各地發展成為華人教會。
到了80、90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許多留學生也到達美國與加拿大。初期,許多大陸留學生因為好奇或找中國人相聚,開始接觸福音。逐漸的,有相當數目的學生學者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到2000年之後,大陸背景的信徒在海外華人教會開始成為多數。另外還有許多人回到國內,形成了海歸潮。
他們當中也有許多人成為海外和國內的傳道人,或加入華人及西方宣教差會,成為跨文化的傳教士。
從學聯歷史看學生與宣教
美國宣教學者豪爾(David Howard)在《宣教中的學生動力》(Student Power In Missions)一書曾說,教會歷史中“當(基督徒)學生開始行動,必有大事發生。”
縱覽近百年海內外興起的中國基督徒學生事工,印證了這句話何等正確。
我們看到上帝在祂永恆的救恩計畫中,在抗戰結束前興起了“學聯”,藉著“學聯”直接影響了國內和海外的華人學生事工。現在又藉著海外的留學生、海歸、神歸(神學生、傳道人),和國內的學生事工相輔相成。上帝要藉著這百年來的學生復興,成就什麼大事嗎?
教會歷史中,宣教的火炬從具有普世宣教觀的學生點燃,學生工作的影響力必然遠遠跨越校園和知識界,遍及本土教會及世界每個角落。
“教會歷史這一週”已經制作成3-5分鐘的視頻(蘇文峰主講),在橄欖社區網站(http://ocochome.info/)播出,《教會歷史這一周》的頁面短鏈接:http://wp.me/P5KG8P-7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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