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的放逐與回歸(上)

陳慶真

本文原刊於《舉目》30期

一、大國崛起

新巴比倫帝國

          公元前18世紀漢摩拉比(1792-1750)建立的巴比倫帝國,位於幼發拉底河沖積平原(今伊拉克)。南米索不達米亞豐饒的農產,曾經造就了其輝煌的歷 史。這帝國雖然滅亡,卻在一千年後捲土重來。公元前612年,巴比倫人(又稱為迦勒底人)和瑪代人聯盟推翻了亞述帝國。之後,瑪代人將目標放在征服安拉托 利亞(Anatolia,今土耳其),而巴比倫則迅速取代了亞述人,成為肥沃月彎的新霸主。歷史家稱其為“新巴比倫帝國”。

           “巴比倫”這 三個字的阿卡德文(Akkadian)和《創世記》11章中“巴別塔”的字根相同,均指“通往上帝的門”。望文生意,這是一個在建築文化上超越世界的民 族。尼布甲尼撒王(605-562BC)所建的巴比倫城,於1899-1913年間由德國人科德威(R. Koldeway)的考古隊挖掘出來。出土的城牆位於幼發拉底河東岸,離今伊拉克首都50公里。考古隊在清除了三萬多立方公尺的亂石瓦礫後,才挖掘出部分 城牆和神廟。

           巴比倫城佔地850公頃,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南北走向的幼發拉底河貫城而過,與三層高達65公尺的厚實城牆,及寬約50公尺的護城河,包圍著建築宏偉、金壁輝煌的皇宮及廟塔。

           就軍事防禦而言,巴比倫城可謂是固若金湯。城東一條由北往南,長800公尺、寬20公尺,鋪滿石磚的“遊行大道”(Processing Way),由城外到城內,每隔18公尺建一座城門。其中最著名的當屬第一道“伊斯塔城門”(Ishtar Gate)。

          該城門高15公尺,城門及門道的牆上都貼滿了藍色的彩釉嵌瓷磚,其間飾以紅白彩釉的蛇頭龍和公牛浮雕。蛇頭龍象徵馬爾杜克神(Marduk);公牛象徵阿達 德神(Adad)。“遊行大道”兩邊的高牆上也裝飾著金黃彩釉的獅子,代表戰爭、豐收、生育的伊斯塔神。所有裝飾的動物高大約一公尺,個個栩栩如生。

          這條大道是巴比倫人在節慶時用來高舉眾神雕像舞蹈,以及歡迎國王凱旋歸來的遊行。當年,尼布甲尼撒王的軍隊必是帶了猶大戰俘及聖殿寶貝器皿,在民眾夾道歡呼聲中,由這條大道,浩浩蕩蕩經“伊斯塔門”,進入巴比倫城。

            “這大巴比倫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為京都,要顯我威嚴的榮耀麼?”(《但》4:30)這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對自己宏偉建築的誇耀。如仔細端詳,這壯大如山的城牆實 為一塊塊一英尺(30 cm)見方的立方体磚塊砌成,每塊磚都打上尼布甲尼撒王的名字,以及他為馬爾杜克及拿布(Nabu)神建廟的記錄。重修的“伊斯塔門”現展存在柏林的別迦 摩(Pergamon)博物館。所附照片為筆者在柏林宣教時所拍攝。參觀者站在如此氣勢磅礡的城門前,更有被壓頂的渺小感。

          城中心的埃特梅南齊(Etemenanki)塔,是獻給巴比倫歷代的主神馬爾杜克。這座長、寬、高皆為92公尺的七層塔,又稱為“通天塔”。“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 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創》11:4)這座其頂可通天的“巴別塔”,歷史上曾有過暗淡的時期。它不止一次被 毀滅,也不止一次被重建。漢摩拉比去世後,赫人企圖把這個巨大的建築物夷為平地。尼布甲尼撒王只不過把它重建起來罷了。據傳它寬大的頂層只放了一張床,馬 爾杜克神會選一位當地的單身美女,晚上在此過夜。

          至於城南那被譽為世界七大奇蹟之一的“空中花園”,至今仍是個謎。相傳是尼布甲尼撒王為了愛妃所建。來自伊朗的愛妃,日夜思念家鄉起伏的山巒,但願“空中花園”的奇花異卉,可以聊解愛妃的鄉愁。

          我們今天對“空中花園”的印象,大部分來自希臘史學家戴奧多斯(Diodorus Siculus, ca. 90 BC-ca. 27 BC)的紀錄。巴比倫官方紀錄尼布甲尼撒王功績的泥版,雖然對巴比倫的城牆、神廟、皇宮,有詳細的描述,但對於“空中花園”卻是隻字未提。由於巴比倫城位 於現今伊拉克境內,西方有心的考古家,50年來都不得其門而入。因此,究竟“空中花園”在哪裡?他們當年又是如何克服灌溉上的困難?都有待它日“世界和 平”時,考古學者們的繼續努力了。

          尼布甲尼撒王積極建設自己的國家,又延攬猶大的青年才俊成為他的智囊團,但較之滅亡北國的亞述,巴比倫 對猶大地的建設,卻是交了白卷。從出土的文物比較看來,亞述人和巴比倫人對所統治國家的治理,風格截然不同。亞述人雖然殘暴,但在征服北國之後,將以色列 民遷到了兩河流域,隨即又將異族遷入。有了新的移民,當然引入了具有新色彩的建設。考古家在米吉多、多珥等處挖出許多亞述式的房子及棺木,証實了亞述帝國 確實重建了戰後的城市。

          反觀巴比倫軍隊在摧毀、焚燒、掠奪之後,除了徵稅,對其不屑擄走的原地居民卻沒有任何的建樹。考古學家在廢墟中, 未見有一絲巴比倫建設的遺跡。猶大地一片荒蕪,人民生活在極度的貧困之中。(《王下》25:12;《耶》52:16)這塊土地,直到波斯帝國時代,才漸漸 復甦過來。

先知但以理

          被擄的先知但以理,和當年被賣到埃及的約瑟一樣,有解夢的恩賜。依照聖經的記載,巴比倫王很會作夢,夢的內容聽來撲朔迷離,像是天方夜譚。史學家認為這就是那個時代近東人的“做夢文化”(註1)。

          在尼尼微城亞述巴尼帕(King Ashurbanipal,668-627 BC)的圖書館,考古學家發現了大量屬於西元前七世紀的楔形文字泥版,記載著許多有關夢的兆頭,以及對這些兆頭的分析。兆頭可指向征戰的勝利或失利,農作物的豐收或荒年,皆為神明的特別指示。

          皇宮裡也養了許多的術士,他們對夢的分析解釋,左右著王的決策,影響了國家的興亡及本身的官運。術士為了保命而研究星象、占卜。為了占星象而觀察天空,漸漸發展出一套以月亮為主的曆法。這種星象學經過了希臘、羅馬時代的演變,漸漸成為現代連雷根總統夫人都相信的占星學。

          就在這個研究的過程中,巴比倫人原始觀察天文的紀錄和計算時間的方法,竟成了人類最早的精確科學。例如:圓周有360度而不是100或50度,而1度有60 分,1分60秒;時間也是以60進位。這些都可追溯到巴比倫人的星象學。巴比倫人對數字“6”情有獨鍾,確信它是神聖與吉利的表徵。這一點和中國南方相 似。我們不也認為“6”和“8”是順利、發財的好兆頭嗎?

二、猶太人的放逐生活

到底有多少猶太人被放逐?

           猶大國滅亡前後,到底有多少猶太人被放逐到巴比倫?是不是大部分猶大及便雅憫族的人都被擄到巴比倫去了?根據《耶利米書》的記載,第一批被擄是在 597BC,尼布甲尼撒王擄走了約雅斤及貴胄共3,023人;第二批是在586BC,聖殿被燒毀時,帶走了832人;最後一批是在581BC,省長基大利 被殺後,護衛長尼布撒拉旦又俘虜了745人,總共是4,600人(《耶》52:28-30)。這個數目比《列王紀下》所記的10,000人少了一半(《王 下》24:14)。然而不論哪本書的數目可靠,被擄走的是皇親、貴族、首領、勇士,猶大地仍然留下了90%的老百姓。

           這兩本書記載的不 同,顯然証明了作者在乎的不是被擄的人數,而是他們的王被擄、聖城被毀、聖殿被燒,以及餘下90%百姓的命運。對猶太人而言,放逐始於公元前597年,因 為這一年猶大王約雅斤被帶走了﹗不僅如此,《列王紀下》及《耶利米書》的完結篇,均刻意寫明了猶大王約雅斤在被擄後37年,“巴比倫王以未米羅達元 年,12月27日,使猶大王約雅斤抬頭,提他出監”,並加以禮遇(《王下》25:27-30;另參《耶》52:31-34)。猶大王的平反,代表了猶太人 引頸盼望大衛王室的延續,不至落空。

           至於歷史書《歷代志下》則完全沒有記錄被擄的人數,反倒強調在597BC,尼布甲尼撒王在毀壞聖城聖 殿後,將“神殿裡的大小器皿、與耶和華殿裡的財寶”都帶到巴比倫去了。接下來《以斯拉記》(《歷代志下》之延續)開始,即記載當猶太人回歸的時候,他們的 首領又將這些寶貝器皿,一一悉數地帶了回來,放在耶和華的殿中(《拉》1:7-11,5:14-15,6:5)。這又代表了猶太人對恢復聖殿獻祭的盼望。

生活在“巴比倫的河邊”

          “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我們把琴掛在那裡的柳樹上。因為在那裡擄掠我們的,要我們唱歌,搶奪我們的,要我們作樂。說:‘給我們唱一首錫安歌罷﹗’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詩》137:1-4)

          被放逐的詩人唱出他們在異鄉的無奈、對故國的思念,以及對敵人的仇恨。這是一個最念家的民族,卻屢屢遭遇離鄉背井的命運。尤其是被放逐的第一代,家國之痛最 為深切。因而留在故鄉的先知耶利米,寫信鼓勵安慰他們:“你們要蓋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種田園吃其中所產的。娶妻生兒女,為你們的兒子娶妻,使你們的女兒嫁 人,生兒養女。在那裡生養眾多,不至減少。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安。” (《耶》29:5-7)

           日子總是要過下去。根據考古家在幼發拉底河流域的發掘,証實大多數寄居在巴比倫的猶太人,確實依照耶利米的話,在 異鄉生養眾多地定居下來。除了極少數(《賽》47:6),他們沒有被迫服勞役,更沒有被迫燒磚瓦。農牧以外,他們也開始向巴比倫人學習經商。憑他們的聰 明,居然青出於藍地發達了起來。

           考古家由尼普爾(Nippur)出土的泥版中,發現了許多猶太人經商成功的証據。特別是一個頗有成就的家 族,給他們的後代留下許多商業文書。泥版上銘刻著“莫拉舒”(Murashu)父子頭銜的有“國際銀行”、“保險業”、“信用貸款”、“財產轉讓”,以及 “動產與不動產”等公司。“莫拉舒”分公司遍佈各地。在他們父子公司的“帳簿”中,有許多被擄到巴比倫猶太人的名字、職業,以及財產記錄。(註2)他們將 契約裝在大瓦罐裡,用當時的土瀝青密封起來。這種措施,也許比我們現在的“銀行帳戶”還安全吧。“莫拉舒”家族是從耶路撒冷來的難民,自587BC以後, 就在尼普爾財運亨通。這個公司還是“老字號”。直到波斯時代,此公司在米索不達米亞仍負盛名。

           除農牧經商,猶太人在其它行業上,也表現得有聲有色。有充當政府官員的,也有受封土地及擁有奴隸的。在巴比倫生活似乎沒有所謂的“種族歧視”。因此當猶太人要回歸建殿修城時,當地的大戶人家以大量金錢相助,這是絕對可靠的。(《拉》1:5-6)

猶大王約雅斤在巴比倫

          猶大王約雅斤不僅在被擄的猶太人中是合法的王,巴比倫人也承認他是猶太人實質上和精神上的領袖。例如被擄的先知以西結的書信,就以約雅斤被擄的年日作為他記 事的元年。名考古家阿爾拜德(W. F. Albright)在基比亞的特拜米爾辛(Tell Beit Mirsim)找到了刻有約雅斤王的印鑑,並發現在巴比倫官方的文件中,記錄了分配給約雅斤、他的五個兒子,和其他猶太官員的食物清單。

           尼布甲尼撒王於562BC去世。接續他王位的以未米羅達王放約雅斤王出監(《王下》25:27-30)。釋放的政治原因不明,但可確知的是約雅斤保持了他為 合法猶太王的地位,在巴比倫度過餘生的光陰。但是他的釋放所帶來的宗教影響卻是旋乾轉坤的,因它重新點燃猶太人對歸回故土、修建城牆、聖殿,及重整家園的 希望。宗教領袖們也開始收集摩西五經及先知書。這是舊約正典(Canon)整理的開始。

猶太人的宗教生活

           到了巴比倫,沒有了聖殿,猶太人在哪裡敬拜呢?在這期間各族的長老(《耶》29:1;《結》8:1,14:1,20:1),或是族長(《拉》 2:68,8:1),就是他們的宗教領袖。各族仍有定期的禱告及禁食,只是全民禁食的時間改為五月初七,也就是聖殿被燒的日子(《王下》25:8)。相傳 “會堂”就是在這個時期開始的。
猶太人將以往在耶路撒冷行禮如儀的宗教儀式,轉移到在會堂內用心靈誠實的敬拜,這是他們在信仰上的轉捩點。

           當然,不是所有的猶太人都能敬虔度日。巴比倫城的物質文明,熱鬧的多神敬拜,對他們仍然是一種誘惑。從考古的文獻中,第二代以後的猶太人也有隨俗取巴比倫名 字的。但這並不代表他們不再心繫故國。例如第一及第二批回歸的領袖設巴薩及所羅巴伯,分別是約雅斤的兒子及孫子,所取的不就是巴比倫的名字嗎?

生活在埃及的“秦國”

           猶大亡國之後,被迫離開家園的並未完全被放逐到巴比倫。猶大成了巴比倫帝國的一個省,尼布甲尼撒王立基大利為省長。基大利被殺,於是擁護他的眾民,無論大小,連眾軍長,因為懼怕巴比倫人,就都逃往埃及(《王下》25:26)。

           雖然在回歸的書信中,以斯拉及尼希米都沒有提到從埃及回來的猶太人對建殿修城的貢獻,但是《以賽亞書》卻記載從各地回到錫安的百姓:“看哪,這些從遠方來; 這些從北方、從西方來;這些從秦國來。”(《賽》49:12)這裡的“秦國”(Land of Syene),不是我們戰國時代的秦國。Land of Syene,也就是《以西結書》29章10節提到的色弗尼。古埃及時代的色弗尼,就是現位於埃及尼羅河三角洲南端的阿斯旺(Aswan)。在埃及發現的公 元前五世紀的象島蒲草文件(Elephantine Papyri)也証實,在巴比倫帝國時代,埃及的色弗尼,有很多猶太人的社區。

           根據 班古利安納格夫大學(Ben- Gurion Negev Univ)歐倫(Eliezer Oren)教授的探勘,發現蘇伊士運河東岸,在公元前六世紀時,是一個極為富庶繁榮的猶太軍眷區。(註3)最近又經希伯來大學考古教授波登 (Bezalel Porten)的証實,由一些屬於495到399BC時期的亞蘭文書信、備忘錄、契約看來,當以斯拉和尼希米回國時,猶太人在埃及地至少已居住了100 年。文件中甚至記載在此區的一座“希伯來耶和華廟”,及猶太人過逾越節的禮儀,當然也摻雜更多祭拜埃及其它假神的活動。考古學者認為潛逃到埃及的猶太人後 代,比在巴比倫的同胞更易受當地多神文化污染。這可能就是他們被耶利米先知咒詛的原因:“……就是因你們手所作的,在所去寄居的埃及地,向別神燒香惹我發 怒,使你們被剪除,在天下萬國中令人咒詛羞辱……”(《耶》44:1-14)。如果撒瑪利亞人都被剝奪修築聖殿的權利,也難怪以斯拉和尼希米不屑於提到由 埃及回歸的猶太人吧。

三、日落巴比倫城

            尼布甲尼撒是“新巴比倫帝國”最輝煌的王, 對外有戰績,對內有建設。但卻在人的歌功頌德中,自我膨脹。但以理為尼布甲尼撒王解“四王國夢”(Dream of the Four Kingdoms)時,告之以:“你就是那金頭。”(《但》2章)尼布甲尼撒王一聽到自己是“諸王之頭”,立即被自己的虛榮沖昏了頭。他沒有思量到接下來 的國家,既然有銀的胸膛和膀臂、銅的肚腹和腰、鐵的腿、半鐵半泥的腳,都影射什麼樣的危機,當如何防範於未然。相反地,只想到為什麼我僅僅是“金頭”而 已,為什麼我巴比倫帝國不能全身金光閃閃,頂可通天,永遠聳立在世界上﹗於是他立即為自己鑄造了一個高30公尺、寬3公尺的全身金像。開光典禮時,各方各 國的人均來向金像俯伏膜拜,正如撒但驕傲地要成為萬邦的王,讓人向牠膜拜。沒想到神對驕傲的懲罰竟是如此地嚴厲﹗

            尼布甲尼撒王建造了伊斯 塔門牆、宮殿、花園、神廟,最終還建了“巴別塔”。這些輝煌的建築以及多神敬拜觸怒了耶和華:“我必因邪惡刑罰世界,因罪孽刑罰惡人;使驕傲人的狂妄止 息,制伏強暴人的狂傲……巴比倫素來為列國的榮耀,為迦勒底人所矜誇的華美,必像神所傾覆的所多瑪蛾摩拉一樣……豺狼必在他宮中呼號,野狗必在他華美殿內 吼叫。巴比倫受罰的時候臨近,他的日子必不長久。”(《賽》13:11-22)

          巴比倫人有一個極低俗且可恥的風尚,那就是每一個婦女,在 一生之中,一定要有一次到奧弗戴(Aphrodite)女神廟區,在那裡和一個素不相識的男子發生性關係,之後才得回家。長相姣好的女子很容易被選中,可 在較短期間了事回家。相貌平平或有殘缺的女子就慘了。常常要孤獨地在廟中忍受長期的等待與羞辱,有的甚至要等三到四年。巴比倫人認為這是婦女為神明奧弗戴 當作的奉獻。這種令人憎惡的習俗,必在猶太人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歷世以來,猶太人一直認為巴比倫城是“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啟》 17:5)的表徵,“巴比倫”乃罪惡與污穢的代名詞。這個概念存在於每一種西方現代語言辭彙中,可謂其來有自。

          被咒詛的尼布甲尼撒王,老 來得了怪病,是一種精神錯亂,以為自己是動物的病。據現代精神病學家分析,可能是一種臨床上稱為“狼人併發症”(Lycanthropy Syndrome)或“牛人併發症”(Boanthropy Syndrome)的病。在一塊1975年出土的巴比倫楔形文版上,形容尼布甲尼撒王常頒佈互相矛盾的命令,拒絕接受謀士的諍諫,忽略家庭,恨惡自己的家 人,已經無法勝任一國之君的責任,相信就是這種怪病的癥狀。(註4)

           尼布甲尼撒王死後,國勢日衰,接續的王欲振乏力,最後到了伯沙撒王。 “伯沙撒”這名字除聖經外,在其它歷史書中未曾出現過。因此曾有學者推測《但以理書》為後人所捏造。直到1854年,一個英國人在伊拉克南端挖掘出一座大 型的月神廟塔,在磚塊瓦礫中發現了許多小的圓柱形泥雕塊。其中有一塊是拿波尼度國王於555至539BC年間所頒的命令:“拿波尼度王修建了這座高塔,這 座塔是吾珥城的一座廟宇。祈禱國王和他的長子伯沙撒身体健康,長命百歲。”(註5)關於《但以理書》的爭議,乃不攻自破。伯沙撒是拿波尼度的長子,新巴比 倫帝國的“末代皇帝”。

          這位末代皇帝為了籠絡一干大臣、百官、諸將而大設筵席。酒過三巡,得意忘形之餘,居然派人取出當年尼布甲尼撒王由 耶路撒冷聖殿掠奪來的金銀器皿。這是獻祭用的神聖器皿,是屬耶和華神的。先知和祭司們把這些器皿看得比人命還重,伯沙撒竟然取來與大臣嬪妃飲酒作樂﹗孰可 忍,孰不可忍﹗無怪乎耶和華神在牆上以大字告誡之:“你國的年日到此完畢﹗”

           新巴比倫帝國東山再起,由618至539BC,經過了尼布甲 尼撒王時期的燦爛,終於被來自東方伊朗高原的波斯國所滅,享年70餘。歷史原是掌握在耶和華的手中,新巴比倫帝國存在的壽齡,似乎是為了教訓猶大國70年 而曇花一現。猶太人終究在放逐中學得了教訓,而巴比倫也扮演了時代所賦予她的角色,從此走入了歷史。

           肥沃月彎這塊被兩河流域所沖積的肥沃土地,孕育了自石器時代以來人類最古老的文明,舖陳了1,500年燙金的歷史。月彎上的閃族諸國與埃及,盡責地完成了歷史賦予她們的使命。東方伊朗高原出現了新的曙光,波斯時代開始了。(未完,待續)

註:
1. A. L. Oppenheim,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56.
2. M. W. Stolper, “A Note on Yahwistic Personal Names in the Murashu Text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Vol. 222, pp.25-28.
3. Eliezer D. Oren, “Migdol: A New Fortress on the Edge of the Eastern Nile Delta,”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Vol. 256, 1984, pp. 7-44.
4. S. H. Horn, Ministry, April 1978, p.40.
5. M. Waters, Media and its discontents(Continuity of Empire: Assyria, Media, Persia),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October 1, 2005 .

作者曾任波士頓大學教授,現已退休。她目前是美國校園團契的特約同工,負責歐洲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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