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慶真

本文原刊於《舉目》30期

一、大國崛起

新巴比倫帝國

          公元前18世紀漢摩拉比（1792-1750）建立的巴比倫帝國，位於幼發拉底河沖積平原（今伊拉克）。南米索不達米亞豐饒的農產，曾經造就了其輝煌的歷史。這帝國雖然滅亡，卻在一千年後捲土重來。公元前612年，巴比倫人（又稱為迦勒底人）和瑪代人聯盟推翻了亞述帝國。之後，瑪代人將目標放在征服安拉托 利亞（Anatolia，今土耳其），而巴比倫則迅速取代了亞述人，成為肥沃月彎的新霸主。歷史家稱其為“新巴比倫帝國”。

           “巴比倫”這 三個字的阿卡德文（Akkadian）和《創世記》11章中“巴別塔”的字根相同，均指“通往上帝的門”。望文生意，這是一個在建築文化上超越世界的民 族。尼布甲尼撒王（605-562BC）所建的巴比倫城，於1899-1913年間由德國人科德威（R. Koldeway）的考古隊挖掘出來。出土的城牆位於幼發拉底河東岸，離今伊拉克首都50公里。考古隊在清除了三萬多立方公尺的亂石瓦礫後，才挖掘出部分 城牆和神廟。

           巴比倫城佔地850公頃，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南北走向的幼發拉底河貫城而過，與三層高達65公尺的厚實城牆，及寬約50公尺的護城河，包圍著建築宏偉、金壁輝煌的皇宮及廟塔。

           就軍事防禦而言，巴比倫城可謂是固若金湯。城東一條由北往南，長800公尺、寬20公尺，鋪滿石磚的“遊行大道”（Processing Way），由城外到城內，每隔18公尺建一座城門。其中最著名的當屬第一道“伊斯塔城門”（Ishtar Gate）。

          該城門高15公尺，城門及門道的牆上都貼滿了藍色的彩釉嵌瓷磚，其間飾以紅白彩釉的蛇頭龍和公牛浮雕。蛇頭龍象徵馬爾杜克神（Marduk）；公牛象徵阿達 德神（Adad）。“遊行大道”兩邊的高牆上也裝飾著金黃彩釉的獅子，代表戰爭、豐收、生育的伊斯塔神。所有裝飾的動物高大約一公尺，個個栩栩如生。

          這條大道是巴比倫人在節慶時用來高舉眾神雕像舞蹈，以及歡迎國王凱旋歸來的遊行。當年，尼布甲尼撒王的軍隊必是帶了猶大戰俘及聖殿寶貝器皿，在民眾夾道歡呼聲中，由這條大道，浩浩蕩蕩經“伊斯塔門”，進入巴比倫城。

            “這大巴比倫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為京都，要顯我威嚴的榮耀麼？”（《但》4：30）這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對自己宏偉建築的誇耀。如仔細端詳，這壯大如山的城牆實 為一塊塊一英尺（30 cm）見方的立方体磚塊砌成，每塊磚都打上尼布甲尼撒王的名字，以及他為馬爾杜克及拿布（Nabu）神建廟的記錄。重修的“伊斯塔門”現展存在柏林的別迦 摩（Pergamon）博物館。所附照片為筆者在柏林宣教時所拍攝。參觀者站在如此氣勢磅礡的城門前，更有被壓頂的渺小感。

          城中心的埃特梅南齊（Etemenanki）塔，是獻給巴比倫歷代的主神馬爾杜克。這座長、寬、高皆為92公尺的七層塔，又稱為“通天塔”。“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 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創》11：4）這座其頂可通天的“巴別塔”，歷史上曾有過暗淡的時期。它不止一次被 毀滅，也不止一次被重建。漢摩拉比去世後，赫人企圖把這個巨大的建築物夷為平地。尼布甲尼撒王只不過把它重建起來罷了。據傳它寬大的頂層只放了一張床，馬 爾杜克神會選一位當地的單身美女，晚上在此過夜。

          至於城南那被譽為世界七大奇蹟之一的“空中花園”，至今仍是個謎。相傳是尼布甲尼撒王為了愛妃所建。來自伊朗的愛妃，日夜思念家鄉起伏的山巒，但願“空中花園”的奇花異卉，可以聊解愛妃的鄉愁。

          我們今天對“空中花園”的印象，大部分來自希臘史學家戴奧多斯（Diodorus Siculus， ca. 90 BC-ca. 27 BC）的紀錄。巴比倫官方紀錄尼布甲尼撒王功績的泥版，雖然對巴比倫的城牆、神廟、皇宮，有詳細的描述，但對於“空中花園”卻是隻字未提。由於巴比倫城位 於現今伊拉克境內，西方有心的考古家，50年來都不得其門而入。因此，究竟“空中花園”在哪裡？他們當年又是如何克服灌溉上的困難？都有待它日“世界和 平”時，考古學者們的繼續努力了。

          尼布甲尼撒王積極建設自己的國家，又延攬猶大的青年才俊成為他的智囊團，但較之滅亡北國的亞述，巴比倫 對猶大地的建設，卻是交了白卷。從出土的文物比較看來，亞述人和巴比倫人對所統治國家的治理，風格截然不同。亞述人雖然殘暴，但在征服北國之後，將以色列 民遷到了兩河流域，隨即又將異族遷入。有了新的移民，當然引入了具有新色彩的建設。考古家在米吉多、多珥等處挖出許多亞述式的房子及棺木，証實了亞述帝國 確實重建了戰後的城市。

          反觀巴比倫軍隊在摧毀、焚燒、掠奪之後，除了徵稅，對其不屑擄走的原地居民卻沒有任何的建樹。考古學家在廢墟中， 未見有一絲巴比倫建設的遺跡。猶大地一片荒蕪，人民生活在極度的貧困之中。（《王下》25：12；《耶》52：16）這塊土地，直到波斯帝國時代，才漸漸 復甦過來。

先知但以理

          被擄的先知但以理，和當年被賣到埃及的約瑟一樣，有解夢的恩賜。依照聖經的記載，巴比倫王很會作夢，夢的內容聽來撲朔迷離，像是天方夜譚。史學家認為這就是那個時代近東人的“做夢文化”（註1）。

          在尼尼微城亞述巴尼帕（King Ashurbanipal，668-627 BC）的圖書館，考古學家發現了大量屬於西元前七世紀的楔形文字泥版，記載著許多有關夢的兆頭，以及對這些兆頭的分析。兆頭可指向征戰的勝利或失利，農作物的豐收或荒年，皆為神明的特別指示。

          皇宮裡也養了許多的術士，他們對夢的分析解釋，左右著王的決策，影響了國家的興亡及本身的官運。術士為了保命而研究星象、占卜。為了占星象而觀察天空，漸漸發展出一套以月亮為主的曆法。這種星象學經過了希臘、羅馬時代的演變，漸漸成為現代連雷根總統夫人都相信的占星學。

          就在這個研究的過程中，巴比倫人原始觀察天文的紀錄和計算時間的方法，竟成了人類最早的精確科學。例如：圓周有360度而不是100或50度，而1度有60 分，1分60秒；時間也是以60進位。這些都可追溯到巴比倫人的星象學。巴比倫人對數字“6”情有獨鍾，確信它是神聖與吉利的表徵。這一點和中國南方相 似。我們不也認為“6”和“8”是順利、發財的好兆頭嗎？

二、猶太人的放逐生活

到底有多少猶太人被放逐？

           猶大國滅亡前後，到底有多少猶太人被放逐到巴比倫？是不是大部分猶大及便雅憫族的人都被擄到巴比倫去了？根據《耶利米書》的記載，第一批被擄是在 597BC，尼布甲尼撒王擄走了約雅斤及貴胄共3,023人；第二批是在586BC，聖殿被燒毀時，帶走了832人；最後一批是在581BC，省長基大利 被殺後，護衛長尼布撒拉旦又俘虜了745人，總共是4,600人（《耶》52：28-30）。這個數目比《列王紀下》所記的10,000人少了一半（《王 下》24：14）。然而不論哪本書的數目可靠，被擄走的是皇親、貴族、首領、勇士，猶大地仍然留下了90%的老百姓。

           這兩本書記載的不 同，顯然証明了作者在乎的不是被擄的人數，而是他們的王被擄、聖城被毀、聖殿被燒，以及餘下90%百姓的命運。對猶太人而言，放逐始於公元前597年，因 為這一年猶大王約雅斤被帶走了﹗不僅如此，《列王紀下》及《耶利米書》的完結篇，均刻意寫明了猶大王約雅斤在被擄後37年，“巴比倫王以未米羅達元 年，12月27日，使猶大王約雅斤抬頭，提他出監”，並加以禮遇（《王下》25：27-30；另參《耶》52：31-34）。猶大王的平反，代表了猶太人 引頸盼望大衛王室的延續，不至落空。

           至於歷史書《歷代志下》則完全沒有記錄被擄的人數，反倒強調在597BC，尼布甲尼撒王在毀壞聖城聖 殿後，將“神殿裡的大小器皿、與耶和華殿裡的財寶”都帶到巴比倫去了。接下來《以斯拉記》（《歷代志下》之延續）開始，即記載當猶太人回歸的時候，他們的 首領又將這些寶貝器皿，一一悉數地帶了回來，放在耶和華的殿中（《拉》1：7-11，5：14-15，6：5）。這又代表了猶太人對恢復聖殿獻祭的盼望。

生活在“巴比倫的河邊”

          “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我們把琴掛在那裡的柳樹上。因為在那裡擄掠我們的，要我們唱歌，搶奪我們的，要我們作樂。說：‘給我們唱一首錫安歌罷﹗’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詩》137：1-4）

          被放逐的詩人唱出他們在異鄉的無奈、對故國的思念，以及對敵人的仇恨。這是一個最念家的民族，卻屢屢遭遇離鄉背井的命運。尤其是被放逐的第一代，家國之痛最 為深切。因而留在故鄉的先知耶利米，寫信鼓勵安慰他們：“你們要蓋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種田園吃其中所產的。娶妻生兒女，為你們的兒子娶妻，使你們的女兒嫁 人，生兒養女。在那裡生養眾多，不至減少。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安。” （《耶》29：5-7）

           日子總是要過下去。根據考古家在幼發拉底河流域的發掘，証實大多數寄居在巴比倫的猶太人，確實依照耶利米的話，在 異鄉生養眾多地定居下來。除了極少數（《賽》47：6），他們沒有被迫服勞役，更沒有被迫燒磚瓦。農牧以外，他們也開始向巴比倫人學習經商。憑他們的聰 明，居然青出於藍地發達了起來。

           考古家由尼普爾（Nippur）出土的泥版中，發現了許多猶太人經商成功的証據。特別是一個頗有成就的家 族，給他們的後代留下許多商業文書。泥版上銘刻著“莫拉舒”（Murashu）父子頭銜的有“國際銀行”、“保險業”、“信用貸款”、“財產轉讓”，以及 “動產與不動產”等公司。“莫拉舒”分公司遍佈各地。

           在他們父子公司的“帳簿”中，有許多被擄到巴比倫猶太人的名字、職業，以及財產記錄。（註2）他們將契約裝在大瓦罐裡，用當時的土瀝青密封起來。這種措施，也許比我們現在的“銀行帳戶”還安全吧。“莫拉舒”家族是從耶路撒冷來的難民，自587BC以後， 就在尼普爾財運亨通。這個公司還是“老字號”。直到波斯時代，此公司在米索不達米亞仍負盛名。

           除農牧經商，猶太人在其它行業上，也表現得有聲有色。有充當政府官員的，也有受封土地及擁有奴隸的。在巴比倫生活似乎沒有所謂的“種族歧視”。因此當猶太人要回歸建殿修城時，當地的大戶人家以大量金錢相助，這是絕對可靠的。（《拉》1：5-6）

猶大王約雅斤在巴比倫

          猶大王約雅斤不僅在被擄的猶太人中是合法的王，巴比倫人也承認他是猶太人實質上和精神上的領袖。例如被擄的先知以西結的書信，就以約雅斤被擄的年日作為他記 事的元年。名考古家阿爾拜德（W. F. Albright）在基比亞的特拜米爾辛（Tell Beit Mirsim）找到了刻有約雅斤王的印鑑，並發現在巴比倫官方的文件中，記錄了分配給約雅斤、他的五個兒子，和其他猶太官員的食物清單。

           尼布甲尼撒王於562BC去世。接續他王位的以未米羅達王放約雅斤王出監（《王下》25：27-30）。釋放的政治原因不明，但可確知的是約雅斤保持了他為 合法猶太王的地位，在巴比倫度過餘生的光陰。但是他的釋放所帶來的宗教影響卻是旋乾轉坤的，因它重新點燃猶太人對歸回故土、修建城牆、聖殿，及重整家園的 希望。宗教領袖們也開始收集摩西五經及先知書。這是舊約正典（Canon）整理的開始。

猶太人的宗教生活

           到了巴比倫，沒有了聖殿，猶太人在哪裡敬拜呢？在這期間各族的長老（《耶》29：1；《結》8：1，14：1，20：1），或是族長（《拉》 2：68，8：1），就是他們的宗教領袖。各族仍有定期的禱告及禁食，只是全民禁食的時間改為五月初七，也就是聖殿被燒的日子（《王下》25：8）。相傳 “會堂”就是在這個時期開始的。
猶太人將以往在耶路撒冷行禮如儀的宗教儀式，轉移到在會堂內用心靈誠實的敬拜，這是他們在信仰上的轉捩點。

           當然，不是所有的猶太人都能敬虔度日。巴比倫城的物質文明，熱鬧的多神敬拜，對他們仍然是一種誘惑。從考古的文獻中，第二代以後的猶太人也有隨俗取巴比倫名 字的。但這並不代表他們不再心繫故國。例如第一及第二批回歸的領袖設巴薩及所羅巴伯，分別是約雅斤的兒子及孫子，所取的不就是巴比倫的名字嗎？

生活在埃及的“秦國”

           猶大亡國之後，被迫離開家園的並未完全被放逐到巴比倫。猶大成了巴比倫帝國的一個省，尼布甲尼撒王立基大利為省長。基大利被殺，於是擁護他的眾民，無論大小，連眾軍長，因為懼怕巴比倫人，就都逃往埃及（《王下》25：26）。

           雖然在回歸的書信中，以斯拉及尼希米都沒有提到從埃及回來的猶太人對建殿修城的貢獻，但是《以賽亞書》卻記載從各地回到錫安的百姓：“看哪，這些從遠方來； 這些從北方、從西方來；這些從秦國來。”（《賽》49：12）這裡的“秦國”（Land of Syene），不是我們戰國時代的秦國。Land of Syene，也就是《以西結書》29章10節提到的色弗尼。古埃及時代的色弗尼，就是現位於埃及尼羅河三角洲南端的阿斯旺（Aswan）。在埃及發現的公 元前五世紀的象島蒲草文件（Elephantine Papyri）也証實，在巴比倫帝國時代，埃及的色弗尼，有很多猶太人的社區。

           根據 班古利安納格夫大學（Ben- Gurion Negev Univ）歐倫（Eliezer Oren）教授的探勘，發現蘇伊士運河東岸，在公元前六世紀時，是一個極為富庶繁榮的猶太軍眷區。（註3）最近又經希伯來大學考古教授波登 （Bezalel Porten）的証實，由一些屬於495到399BC時期的亞蘭文書信、備忘錄、契約看來，當以斯拉和尼希米回國時，猶太人在埃及地至少已居住了100 年。

           文件中甚至記載在此區的一座“希伯來耶和華廟”，及猶太人過逾越節的禮儀，當然也摻雜更多祭拜埃及其它假神的活動。考古學者認為潛逃到埃及的猶太人後 代，比在巴比倫的同胞更易受當地多神文化污染。這可能就是他們被耶利米先知咒詛的原因：“……就是因你們手所作的，在所去寄居的埃及地，向別神燒香惹我發 怒，使你們被剪除，在天下萬國中令人咒詛羞辱……”（《耶》44：1-14）。如果撒瑪利亞人都被剝奪修築聖殿的權利，也難怪以斯拉和尼希米不屑於提到由 埃及回歸的猶太人吧。

三、日落巴比倫城

            尼布甲尼撒是“新巴比倫帝國”最輝煌的王， 對外有戰績，對內有建設。但卻在人的歌功頌德中，自我膨脹。但以理為尼布甲尼撒王解“四王國夢”（Dream of the Four Kingdoms）時，告之以：“你就是那金頭。”（《但》2章）尼布甲尼撒王一聽到自己是“諸王之頭”，立即被自己的虛榮沖昏了頭。他沒有思量到接下來 的國家，既然有銀的胸膛和膀臂、銅的肚腹和腰、鐵的腿、半鐵半泥的腳，都影射什麼樣的危機，當如何防範於未然。

           相反地，只想到為什麼我僅僅是“金頭”而 已，為什麼我巴比倫帝國不能全身金光閃閃，頂可通天，永遠聳立在世界上﹗於是他立即為自己鑄造了一個高30公尺、寬3公尺的全身金像。開光典禮時，各方各 國的人均來向金像俯伏膜拜，正如撒但驕傲地要成為萬邦的王，讓人向牠膜拜。沒想到神對驕傲的懲罰竟是如此地嚴厲﹗

            尼布甲尼撒王建造了伊斯 塔門牆、宮殿、花園、神廟，最終還建了“巴別塔”。這些輝煌的建築以及多神敬拜觸怒了耶和華：“我必因邪惡刑罰世界，因罪孽刑罰惡人；使驕傲人的狂妄止 息，制伏強暴人的狂傲……巴比倫素來為列國的榮耀，為迦勒底人所矜誇的華美，必像神所傾覆的所多瑪蛾摩拉一樣……豺狼必在他宮中呼號，野狗必在他華美殿內 吼叫。巴比倫受罰的時候臨近，他的日子必不長久。”（《賽》13：11-22）

          巴比倫人有一個極低俗且可恥的風尚，那就是每一個婦女，在 一生之中，一定要有一次到奧弗戴（Aphrodite）女神廟區，在那裡和一個素不相識的男子發生性關係，之後才得回家。長相姣好的女子很容易被選中，可 在較短期間了事回家。相貌平平或有殘缺的女子就慘了。常常要孤獨地在廟中忍受長期的等待與羞辱，有的甚至要等三到四年。巴比倫人認為這是婦女為神明奧弗戴當作的奉獻。

          這種令人憎惡的習俗，必在猶太人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歷世以來，猶太人一直認為巴比倫城是“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啟》 17：5）的表徵，“巴比倫”乃罪惡與污穢的代名詞。這個概念存在於每一種西方現代語言辭彙中，可謂其來有自。

          被咒詛的尼布甲尼撒王，老 來得了怪病，是一種精神錯亂，以為自己是動物的病。據現代精神病學家分析，可能是一種臨床上稱為“狼人併發症”（Lycanthropy Syndrome）或“牛人併發症”（Boanthropy Syndrome）的病。在一塊1975年出土的巴比倫楔形文版上，形容尼布甲尼撒王常頒佈互相矛盾的命令，拒絕接受謀士的諍諫，忽略家庭，恨惡自己的家 人，已經無法勝任一國之君的責任，相信就是這種怪病的癥狀。（註4）

           尼布甲尼撒王死後，國勢日衰，接續的王欲振乏力，最後到了伯沙撒王。 “伯沙撒”這名字除聖經外，在其它歷史書中未曾出現過。因此曾有學者推測《但以理書》為後人所捏造。直到1854年，一個英國人在伊拉克南端挖掘出一座大 型的月神廟塔，在磚塊瓦礫中發現了許多小的圓柱形泥雕塊。

          其中有一塊是拿波尼度國王於555至539BC年間所頒的命令：“拿波尼度王修建了這座高塔，這 座塔是吾珥城的一座廟宇。祈禱國王和他的長子伯沙撒身体健康，長命百歲。”（註5）關於《但以理書》的爭議，乃不攻自破。伯沙撒是拿波尼度的長子，新巴比 倫帝國的“末代皇帝”。

          這位末代皇帝為了籠絡一干大臣、百官、諸將而大設筵席。酒過三巡，得意忘形之餘，居然派人取出當年尼布甲尼撒王由 耶路撒冷聖殿掠奪來的金銀器皿。這是獻祭用的神聖器皿，是屬耶和華神的。先知和祭司們把這些器皿看得比人命還重，伯沙撒竟然取來與大臣嬪妃飲酒作樂﹗孰可 忍，孰不可忍﹗無怪乎耶和華神在牆上以大字告誡之：“你國的年日到此完畢﹗”

           新巴比倫帝國東山再起，由618至539BC，經過了尼布甲 尼撒王時期的燦爛，終於被來自東方伊朗高原的波斯國所滅，享年70餘。歷史原是掌握在耶和華的手中，新巴比倫帝國存在的壽齡，似乎是為了教訓猶大國70年 而曇花一現。猶太人終究在放逐中學得了教訓，而巴比倫也扮演了時代所賦予她的角色，從此走入了歷史。

           肥沃月彎這塊被兩河流域所沖積的肥沃土地，孕育了自石器時代以來人類最古老的文明，舖陳了1,500年燙金的歷史。月彎上的閃族諸國與埃及，盡責地完成了歷史賦予她們的使命。東方伊朗高原出現了新的曙光，波斯時代開始了。（未完，待續）

註：
1. A. L. Oppenheim,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56.
2. M. W. Stolper, “A Note on Yahwistic Personal Names in the Murashu Text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Vol. 222, pp.25-28.
3. Eliezer D. Oren, “Migdol: A New Fortress on the Edge of the Eastern Nile Delta,”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Vol. 256, 1984, pp. 7-44.
4. S. H. Horn, Ministry, April 1978, p.40.
5. M. Waters, Media and its discontents（Continuity of Empire: Assyria, Media, Persia）,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October 1, 2005 .

作者曾任波士頓大學教授，現已退休。她目前是美國校園團契的特約同工，負責歐洲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