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談美國的文化鴻溝

熊璩

本文原刊於《舉目》17期

“對歷史的解剖將會發現,所有偉大的國家都是自殺死亡的。”──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Toynbee)

一、引言

         2004 年8月初,美國《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網站,就“美國是否已經放棄了猶太教與基督教共有的傳統──難道還有希望嗎?”的議題,進行討論。該網站分兩天刊登兩篇文章,一篇是由明尼蘇 達州名牧安得森(Leith Anderson)寫的,題目是:“穩定的基督教影響”。主要是說,雖然形勢險惡,但從幾次災難性的事件中可以看出,美國還是一個深受基督教影響的國家。

        另一篇是北卡州改革宗神學院著名神學教授布朗(Harold OJ. Brown)寫的,題目是:“一個轉向異教的決定性轉變”。主要是根據近年來美國聯邦大法官,對墮胎、同性戀,和其它問題在憲法解釋上的轉變,看出美國文化環境急速朝異教轉向。

       這種對文化的爭論,已經在基督教界熱烈地討論了好幾十年。這兩位深負名望的福音派人物,不約而同地投稿,發表了兩篇相反的意見,正反映出教會內的不同的聲音。

        到了2004年11月大選以後,看到美國地圖上,“紅色州”與“藍色州”的分佈圖,美國文化環境兩極化的現象就更為明顯了。特別是因著共和黨選舉上的勝利, 許多關心美國前途的基督徒都興奮地認為,這是扭轉文化的大好時機,應當更積極推動傳統“核心價值”,使之落實在社會與政治上。

        在我們興奮之先,讓我們先思考一下近廿多年來的歷史教訓吧!

二、“道德多數”的歷史教訓

       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說,我是個歷史迷,我相信歷史會重複上演”。

       1980年,法威爾牧師(Jerry Falwell)等人,成立了“道德多數”(Moral Majority)組織,用“宗教右派”的旗幟,參與美國的選舉政治。

        他們支持保守的候選人,擁護恢復學校公禱,教導創造論,反對平權立法,反對同性戀的權益,反對墮胎。

        當里根大獲全勝,當選為總統以後,保守的基督徒們第一次体會到了,結合“信心”與“政治”,用選票所產生的力量,是何等可觀。“道德多數”運動由此誕生, “宗教右派”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1989年以後,“道德多數”組織被羅伯森(Pat Robertson)所領導的“基督教聯盟”(Christian Coalition)所取代,運動照舊。

        但是好景不常。經過了新自由主義的克 林頓總統八年的統治,和政壇多次的政治和私人醜聞之後,保守勢力在美國政壇一蹶不振。尤其是在彈劾總統的議案失敗以後,宗教右派大為震驚,發現自己並不代 表多數,反而是文化環境中的少數。並且他們發現,就算把保守的政客擁上了政壇,也無法促成任何實質的改變。有些人于是心灰意懶。

        1999年2月,與法威爾牧師協手創立“道德多數”的魏瑞奇(Paul Weyrich,“道德多數”的命名者),寫給他“通訊”的讀者說:這場“文化戰爭”已經失敗了,這個失敗是政治上的失敗。而政治所以會失敗,是因為美國的固有文化破產了。

        他認為,美國已經成為了一個(外來)意識形態掛帥的社會,“政治正確性”幾乎成了新的“文化馬克思主義”。在美國歷史上,人們第一次開始擔心自己說什麼,提 醒自己如果說得不合乎“政治正確性”,就會被人指為“性別歧視”,“種族歧視”,“恐同性戀症”,“沒有同情心”,或者“論斷人”。並有可能遭受法律上、 政治上的困難,有時甚至會因此失去工作,或被趕出學校。

        他呼籲他的讀者從這個文化的泥沼中分別出來,不再受其污染。

        兩個月後,前“道德多數”的兩員大將,政論家湯瑪斯(Cal Thomas)和道布森牧師(Ed Dobson),出版了《被權力蒙蔽》(Blinded by Might)一書。他們不但宣告這場“文化戰爭”已經失敗,他們更宣稱,“宗教右派”所帶來的災害,遠大于它的好處。

       道布森牧師說:“我們把福音政治化了,成為右派基督徒就等同于認同共和黨。”湯瑪斯認為,把“尊重生命”(Pro-Life)變成一個政治問題,是錯誤的。右派基督徒忽視了從事正面的反墮胎行動,例如幫助單親母親找到居所,或找到工作。

        他們呼籲“宗教右派”要“放下武器”,不要對政府有太多錯誤的期望,因為政府不但無法要求人們的道德,而且政治只能污染信仰。

        他們呼籲基督徒們把精力放在效法基督,愛仇敵,寬恕人上,用個人的生活行為來影響文化。他們認為基督徒的影響力不該是投票所。歷史證明,每當教會與政治權力掛鉤的時候,就是忘記了,自己真正的使命是從內而外改變世界的。

        這三個人的想法正確嗎?從2004年底的大選看來,我們又好像回到了1980年底。只是當年還沒有文化兩極化的現象。歷史的巨輪是否轉回來了?我們可以從這段歷史汲取什麼教訓呢?

        讓我們再來看一個歷史性的人物。

三、卡爾.亨利(Carl FH. Henry)的提示

        2003年12月7日,卡爾.亨利(Carl FH. Henry)以九十高齡去世了。他是廿世紀對基督教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他所在的環境,和他一生的奮鬥,都給了人們很大的啟發。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基督教逐漸從歐美高等學府退卻。保守的基督教信仰已經逐漸被精英社會視為迷信、落伍。

        在美國,特別是從1925年“猴子訟案”(Scopes Trial)以後,福音派基督教一方面受到泛科學主義的排擠,一方面受到自由神學的威脅,因而處于“被圍困心態”,積極與世俗劃清界限,退出文化主流,且 有排它心態和律法主義的狂熱。麥金泰(Carl McIntire)可以作為當時這種“基要主義”的代表人物。

        卡爾.亨利看到了基要派的一些嚴重缺陷:律法主義的聖潔觀,不信任高等教育的反智傾向,不能忍受任何對聖經作批判性的研究,熱衷于在神學問題上攻擊異己,對不同教派的人抱著狹隘論斷的態度,對政治上的保守主義不經思索地認同,對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又不經思索地拒絕。

        1947年,卡爾.亨利發表了他第一本書,書名是:“現代基要主義不安的良心”。他先知性地指出:我們應當把信仰、教條的根基,建立在聖經上(以別于教派上)。因此自由神學是一條死胡同,離開基督耶穌十字架的救恩,人類沒有前途,教會無法離開聖經的教訓去推動社會改革。

        另一方面,他認為福音派基督教已經與現世脫軌,沒有去面對社會與文化中緊迫的倫理議題,造成教條與倫理的脫節,好像耶穌基督對人類文明的疾苦沒有答案。

        卡爾.亨利的警鐘,敲醒了許多基督徒的迷夢,深刻地影響了一批廿世紀的基督徒領袖。他 “在福音上合一”的呼聲,一方面遭到基要派的攻擊,一方面顯明他先知性的心懷。他可以說是第一個定義“福音派的心智”(Evangelical Mind)的人。這種心智包括三個方面:

       1.福音派不是反智的,而且尋求與當今世界對話。嚴謹的學術研究,和對真理批判性的尋求,是合理的。我們可以宣告一個符合歷史軌跡的正統信仰。

       2. 福音派注重“彼世”,但也要參與“現世”。福音派強調基督徒的世界觀、社會參與,和普世宣教。“上帝國度”的觀念,包括“現世”與“彼世”。我們要使用神 國度的倫理觀,來解決現世社會倫理的挑戰。卡爾.亨利認為,放棄福音來改造世界,就等于放棄基督;放棄對社會的責任與改造,也等于放棄福音。我們正確的方 法,是用聖經的世界觀,來面對這個世界的需要和惡勢力。我們唯一的路,就是將世界觀建立在聖經和基督十字架上。這世界觀提供了救贖的框架,成為苦難中世界 的希望。

        基本上,卡爾.亨利認為,心靈問題是人類一切問題的根本,因此聖經的原則是切合我們的需要的。

        3.福音派不是分離主義、律法主義或基要主義。我們應當站在一個共同的信仰核心上,加上純淨、聖潔和有信心的基督徒生活,在教育和宣教上合作。

        福音派最好的特徵,是一個平和的、滿懷希望的心靈。我們應當用懺悔的心和靈裡的更新,而不是自以為義的態度,來參與政治、社改、傳媒和高等教育。

        卡爾.亨利所處的時代背景,與今天有許多共同點。只是今天的人本的(Humanistic)自由主義思想,比當年更為普及。而今天許多宗教右派所表現的自以 為義和論斷人的態度,亦不亞于當年的基要派。唯一不同的是,宗教右派更積極參政,與政黨掛鉤,用政治旗號來判定人信仰的純正。

        卡爾.亨利所闡明的文化使命,正是耶穌基督大使命中重要的一環,也是原先上帝對亞當的要求,即命令他管理這世界。

四、文化的鴻溝與行為模式

        常常會讀到一些統計數字,說美國相信有神的人超過百分之八十,自認為是基督徒的有四分之三或三分之二。我們或許會因此以為,美國還是一個基督教國家。

       但同樣地,如果我們去問一個中國人,他是否尊崇孔夫子,我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會說:是的。如果我們觀察中國人的言行,我想三分之二以上,是沒有按著孔老夫子的教導來生活的。但一個人在實際生活中的言行,才反映他的世界觀,才反映他真正的信仰。

        湯恩比說,文明是由少數有創造力的族群帶動的。這些有創造力的人,往往是社會的前瞻人士。這些社會精英掌控著輿論、教育和視聽。近年來,基督教的世界觀,在 社會精英階層已經被邊緣化。人本的自由主義思想,已經在(向上)移動的族群中,取得了絕對的優勢。我們只要收看影視,翻開報刊,就不難看出這個傾向。保守 (有傳統核心價值觀)和激進(人本自由主義、無神論或不可知論)兩個陣營間,有一道無法跨越的文化鴻溝。

         激進陣營的議題和價值觀念帶著動 力,深深地影響了整個社會走向。南加州巴拿社(The Barna Group)的統計發現,在行為和離婚率上,上教會的人與不上教會的人沒有差距。就算這個數字有一定的誤差,也仍可顯示,文化的鴻溝甚至不能用上不上教堂 來分野。也就是說,宗教信仰並不再能決定一個人的行為模式。

        我們因此可以說,基督教的傳統價值在日漸式微。無論在教內,還是在教外,宗教信仰只不過是個人私下的偏好,與我們公開的行為、選擇沒有什麼關係。許多上教堂的人,雖然還保持了一套基督教的術語和儀式,但其內涵卻已經被“外面”的世界觀同化了。

        真正影響人選擇的其實是一種叫做“接納圈”的東西。凡是在這個圈子裡面的論點,人們一般不加考慮就接受。在這個圈子以外的,不用考慮就可以拒絕。

        這個圈子就是一套世界觀。今天在社會上有勢力的,是一個深受精英掌控的世界觀,也就是人本的自由主義的世界觀。凡是世界觀都帶有信仰的成分,關係到我們的目的和價值。所以,布朗教授所說,美國已經決定性地轉向“異教”,並不是無的放矢的。

五、我們有何因應之道

        紐比金主教(Bishop Lesslie Newbigin, 1909-1998),在三十歲(1939年)時,被“聯合改革宗”派往南印度作宣教士。當他六十五歲(1974年)回到英國伯明罕時,他驚異地發現,自 己回到了一個比印度教更難傳福音的文化環境,回到了一個陌生的異教文化。

        在印度,他需要思索用印度教徒能夠了解的方式,但又不縮水地傳遞基督的信息。他所遭到的是反對,是壓迫。回到英國,他發現還得用一套不同的語言,來與新的英國文化對話。他所遭到的是白眼,是藐視,和更深層次(真理觀與價值体系)的拒絕。

        如何向這個西方的異教文化傳福音,培養人真正的作主的門徒,可能是今天基督教最大的挑戰。就像許多人所說的,美國文化已經進入了“後基督教”時期。文化的鴻溝不但存在,而且或許就存在教會和家庭中。在我們把矛頭對準別人以前,我們更應該自我反省。

        卡爾.亨利指出了基督徒應當正視文化的需要,傳承文化的使命,而不是自外于文化。紐比金主教更進一步點出了問題所在。美國(和西方世界)今天所面臨的是個多元的異教文化,這個文化有現代主義的色彩,也有後現代主義的色彩。

        雖然本文所講的主要是美國的文化環境,但其實它對海外的華人社區,和華人教會還是非常貼切的,尤其是針對華人教會的下一代。那麼,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首先,紐比金主教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榜樣。當他在異文化的印度傳福音時,他盡量尋求對話,甚至常常到印度廟裡,去了解他們的思想方式和價值觀念。他沒有用一種定罪異教的態度來宣揚基督教。

        他一方面用對方能夠理解的方式,向他們傳講基督的救恩,一方面卻並沒有把基督教摻水,以方便地融入印度教的文化中。

         我們也可以用這同樣的原則,來面對今天的異教文化。不要總是抱著自以為義的態度去論斷人,要知道這是兩個不同的文化在對話。

        我們要積極地尋求對話,而不只是定罪、批評。例如,我們儘可以就墮胎問題,或同性戀問題,敞開地對話,尋求了解,探討人類共同的需求,和我們共同的殘缺。因為,這些既然是心靈(不只是道德)的問題,聖經既然是上帝對人類的恩言,我們必然會有共同的語言。

        反過來說,一般社會所關心的社會公義、環保、個人自由,等等問題,我們也可以由對話,由聖經的原則來思考。

         筆者深信,我們的態度,和如何將真理應用在今世的切入點,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不必總是帶著受威脅的心情來面對當今的世界,在排斥與接納異己之間,需要的是一個謙卑、開放的心靈。這種對自我的反思和討論,也應當儘速在基督教的園地裡展開。

       再者,我們要回到聖經的中心思想。紐比金主教提醒我們,有些人總喜歡在信仰上劃圈子、分界線,而基督教最重要的是它的中心信息,而不是這些不同的標簽,不同 的門戶。讓我們在信仰的中心上合一,在傳福音和文化使命上合一。在歷史上,什麼時候基督徒被上帝的愛所激勵,帶著懺悔的心彼此接納(而不是彼此批評),什 麼時候基督教的信仰就有了活力,也就能夠對現世有正面的影響力。

         除非基督徒重新渴慕上帝的話語,把重心放在完成祂的使命上,否則就沒有一個持定的方向,也不能体會上帝的心情。一個紛爭的家庭,是沒有凝聚力的家庭,也是一個無力向外的家庭。

        再次,基督徒不一定就是共和黨,也不一定不能是民主黨。政教分離的原則,是一個非常明智的觀念,我們不要在基督教的倫理觀與任何政黨間劃等號。也許有人覺得 坎坡婁(Tony Campolo)的作法不符合傳統,但是他確實是一位客觀、誠懇的基督徒。在《耶穌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一書中,他指出,兩黨都有些政策是符合聖經原則 的,兩黨也都有些政策是不符合聖經原則的。

         再次,多元文化的一個後果,就是信仰和道德的私有化。我們常常聽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說話,我們不要把自己的道德觀念強加于別人身上。政教分離的原則是制度上的,不是倫理和道德上的,一個社會最高的道德原則不可能只有彼此容忍。沒有一個有活力的社會,是能夠道德中立的。

        只是,我們還是要尋求對話,不要只用政治立場來貼標簽、戴帽子。在一個民主國家裡,我們可以有不同的意見,但不必要彼此攻擊、謾罵。

        從這次總統選舉以後,人本的自由主義受到挫折。這或許表示,在這多元的文化氣候中,已經有人對那種將自由絕對化的主張產生懷疑。後現代的心靈沒有現代主義的 包袱,他們或許更能對意識形態進行反思,更能夠客觀、真誠地尋求文化困境的出路。我們對這個新興族群對話,更需要尋求了解,尋求交集。

        當耶穌基督復活,託付大使命的時候,祂首先面對的,是恢復門徒的信心和愛心。在祂託付彼得看顧祂的羊群以先,祂重複三次問彼得說,你愛我嗎?因著這個愛,彼得才能在晚年的時候要求長老們做群羊的榜樣,而不是要轄制羊群。

        這是加略山的愛,是十字架受死的愛。讓這個愛帶領我們自省,讓這個愛幫助我們多謙卑、少批評。讓這個愛帶領我們寬恕,讓這個愛打開我們狹小的心胸,讓這個愛使我們更能去愛人,更能夠在傳福音和文化使命上與其他基督徒同工、合一。

        因為,除了基督的愛,我們沒有什麼別的可以誇口的,也沒有什麼可以給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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