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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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light from Vancouver to Beijing, many different moods and feelings swelled up within me. In ten more hours I would be back in the land of my birth where I had been nurtured, the land where I had planned my dreams and struggled to get ahead. But now I was returning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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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聚餐時，與一位久未見面的朋友聊天。他是教會的執事。我順口問他，最近與神的關係怎樣？他回答，很糟糕，很乾。我又問，那你的靈修生活怎樣？他馬上回答，非常好，我天天讀經，並且讀經常有亮光。這段對話逗留在我腦中，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大 惑不解：若是有良好靈修生活，與神的關係怎麼會枯乾呢？這兩者到底該如何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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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傳教士說，他兩歲的時候，祖母就開始跟他講耶穌的愛。那時我想，兩歲的小孩，能聽得懂什麼呀？等我自己有了孩子，才知道，一個兩歲的孩子，認知能力已經非常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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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事情怎麼樣，常講誠實話；無論生活閑或忙，常講誠實話；永不離棄這常規，深深印在你心懷；寫在座右常思維，常講誠實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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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生命不也是這樣嗎？當我們還粗糙的時候，試煉與苦難臨到我們，我們就發出疑問、怨嘆、自憐的聲音，別人也只好躲得遠遠的；惟有被神的手製做、煉淨以後，音樂才能從我們生命中湧出，而且愈是在苦難中愈能成為別人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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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犁 本文原刊於《舉目》25期 2006年四川特別熱，8月初仍是驕陽似火。我和幾個弟兄姊妹，踏上了去九寨溝勿角縣方舟殘疾孤兒院的征程。從早上7點坐火車、汽車，到晚上8點，終於到了。 孤兒院坐落在群山環繞的山溝裡，一條清澈的小溪蜿蜒地從山谷中穿過。我們的車在公路邊停下，劉院長及他的院工們在門口笑盈盈地迎接我們。 孩子們聽見我們來了，也一窩蜂地出來，“叔叔好！阿姨好！婆婆好！”非常有禮貌。 安排好住處，就到了用晚餐的時間了。我們來到廚房和食堂連在一起的大土房，黑黑的，裡面安了4張小圓桌。平常孩子們也在這裡用餐。一邊吃晚飯，劉院長一邊與我們聊，一直到深夜12點多。 這個藏區殘疾孤兒院，是劉院長及他的同學，傾盡畢生的積蓄，通過國家民政局正式批准、辦起來的。有21個孩子，大多是民政局推薦而來（以往藏區的孤兒、沒人要的殘疾兒童，都送去廟裡）。 這裡有十幾個孩子，有的駝背，有的腦殘疾智障，有的先天性心臟殘損……這些孩子剛來時，不僅身殘，心更殘，或者不肯講話，或者脾氣暴躁，亂吼亂罵人，還打人、咬人。經過劉院長及院工們一對一的撫育、教導，又教他們良好的衛生習慣，孩子們從心靈到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變。 現在孩子們很乖，每天早晨7點起床，在操場上跑步、做操，然後端著自己的小臉盆，一排排放在階沿上，等老師盛上水後，自己洗嗽。每餐飯前，他們要唱謝飯歌， 禱告，飯後自己洗碗。哪怕是不能站立的孩子，也自己洗碗，如有一個小女孩，走路時要用一隻手，把一個凳移到前面，屁股再坐過去，手又把凳往前移，也自己洗 碗。 孩子們黑紅的臉蛋上閃著光，常常發出開心爽朗的笑聲。在這充滿愛的大家庭裡，一點也看不出他們是孤兒。劉院長與孩子們就像爺孫一樣，有什麼急事，孩子們就抱著他的大腿，“爺爺、爺爺”地叫個不停。 我們來的第二天早上，孩子們還為我們表演了許多節目。除了跳藏族舞、唱藏族歌外，孩子們還會唱許多讚美詩歌，邊唱邊跳。我被這場面感動，也教他們跳了“哈利路亞讚美主”。孩子們學得很快。 雖然，這裡的房子是危房（我們住的二樓，牆面就有很大的裂縫），但孩子們在主愛的包圍中，生活得很快樂。他們知道神愛他們，是主耶穌救了他們。 創辦這所孤兒院的劉院長，是已快70歲的老人了。他為什麼有這麼大的決心和信心？原來，他出身在基督徒世家，有著神奇的經歷： 1957 年，他父親被打成右派，又因是專職神職人員，於是被加上“反革命”的帽子，丟進監獄。媽媽帶著5個孩子揭不開鍋時，他卻因為畢業於華西醫科大學、被分配西 藏工作，以藏語學習第一名、業務考試第一名、棋類比賽第一名的成績，被政府選撥在達賴身邊當醫生，工資為150元錢（超過任何一個同班同學）。這樣，他就 有足夠的錢寄回家，供養母親和弟弟。劉弟兄笑著對我們說：“你看，神的供應真奇妙！” 多年的藏區生活，使他對藏族的語言、風俗習慣、信仰極其瞭解。退休後，他總想在藏區，為主作點事。經過多方考察，他選中了九寨溝勿角縣開辦孤兒院。他敬虔地禱告，願神開道路。神也奇妙地賜給他智慧，一步步帶領他。 孤兒院的院址，原是勿角縣政府所在地，先是租了一邊房子讓他辦，條件極差，下雨時，被子會被打濕。當時，有藏民問：“你是真辦，還是假辦？這可不是賺錢的事。”但靠著信仰，他堅持下來了。 縣政府也親見他實實在在地為藏區孤兒做好事，先是不收他租金，後來縣政府搬往新址去了，就把整個院都給他。劉弟兄常說：“不是我行，是神要在這裡行大事。” 這裡已來過好多國際友人參觀。當地政府也很支持他，準備讓他在九寨溝附近選地建新院址。劉弟兄說：“好是好，要資金啊！”但是馬上又說：“禱告吧，神會供應。”是的，隨著孩子們慢慢長大，要讀書、要吃穿，費用還會增大。但是，面對這一切，劉弟兄仍是樂呵呵的。 離參觀勿角方舟殘疾孤兒院已經半年多了，我還是常常想起可愛的孩子們。去年的四川東部，遇上百年不遇的乾旱，許多土地乾裂，糧食顆粒無收。而那充滿活力，睿智、聰慧的劉弟兄，卻像一棵樹，栽在溪水邊，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作者來自四川成都，原在市貿易局工作，現已退休。熱愛文學、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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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民、仁念 1981年6月，新英格蘭骨科學會在波士頓召開學術會議。一位兩 鬢蒼白的中國女士，應邀在大會以及當地一些著名醫學機構，介紹她對骨巨細胞瘤所做的電子顯微鏡病理研究，引起聽眾們的濃厚興趣，他們為她的一口流利英語所 折服，更驚喜文革後的中國，竟有人在做這樣的研究。這位女士就是凌勵立醫生。 凌醫生是《海外校園》的老作者，在《海外校園》上發表過多篇見証。最近我們讀了她寫的《恩典歲月》一書，深受感動。她以自己的一生見証神的恩典，讓我們愈讀生命愈得建造。 智慧種子 1920年，凌勵立出生於基督教家庭。她11歲就接受浸禮，用壓歲錢買了聖經。身為傳道人的嬸嬸，特地在扉頁為她寫上這樣的金句：“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9：10）她的心靈深處，便如此種下了智慧種子。 她在上海美國浸信會辦的崇德女中讀書期間，跟母親住在租來的房子裡。家裡將大的房間轉租給了別人，自家就在浴室的大浴缸上擱一塊木板當床。晚上她就在這樣的環境裡，由母親幫她狠補英語。 後來她進入美國聖公會辦的聖瑪利亞女中，課程除中文之外全用英語講授。畢業時她榮獲全高中英文課程總分第一名金獎牌，還獲得了一筆可觀的獎學金。 中學畢業，凌勵立直升同屬聖公會的聖約翰大學醫學院深造，蒙校方豁免醫預科兩年學費的半數。耶和華為她預備好這一切，她無限感激，更加努力。中學時代她就經 常參加查經班、唱詩班和佈道會活動，進大學後更參加Redeemed Group（被救贖的一群）團契，跟許多靈命成熟的弟兄姊妹一起傳福音、做見証，以此為她真正屬靈的家。同時她的功課亦是年年全班第一。 抗日戰爭烽火中，她在難民醫院住讀，解剖課用的是難民的屍体，臨床實習也大都是難民的各種疾病。這樣的操練使她更覺得選對了人生道路。抗戰勝利那年她大學畢業，榮獲醫學博士，是應屆畢業生中唯一獲獎的學生。 走出校門，她先後在南京和無錫做婦產科醫生，後回母校任病理科講師，專門從事病理研究和教學工作。1952年院系調整，合併到上海第二醫學院病理解剖教研 組，她堅持利用臨床資料搞科研，以促進教學內容不斷更新，還用英文發表了許多論文。提升為副教授、副主任後，她埋頭研究骨關節疾病，但沒幾年便慘遭文革橫 禍。由於她的醫術精湛，新領導批判她的同時，又不得不使用她。 西郊公園的小象死了，軍宣隊領導竟點名要她去解剖弄清原因。人体病理解剖專 家突然做起獸醫來，真是有苦說不出。拿著小小的人体解剖刀，走進打開了的小象腹部，滿腔都是滑溜溜的腸子，時值夏季，腥味令人作嘔。她鼓足勇氣仔細地將需 要的臟腑割下來，帶回去做了病理切片，結果証明小象死於肺炎，並非領導所懷疑的飼養員蓄意毒害。 1986年凌醫生出席在福岡舉行的第三屆肩部外科國際會議，期間應邀訪問帝京大學。對方為考察她的水平，特地召開一次會議，請她上台“討論”一例疑難病症。她當即作出準確診斷，令在場的日本專家們贊嘆不已，校方立即授予客座教授。同年，凌醫生在國內亦獲升正教授。 名利傻子 在此之前，上海二醫曾為晉升高級職稱爭得人仰馬翻。凌醫生早該是晉升對象，沒想到她卻放棄升正教授的機會，決定去美國紐約關節病醫院進修兩年。許多人為她惋惜不已，可她只覺得“文化大革命”浪費了不少時間，現已花甲之年，當務之急應是抓緊時間充實自己，其它都不必在乎。 到了美國，她不顧自己已近退休年齡，患有高血壓、心臟病，以一年抵十年的拼搏精神，學習了許多在國內學不到的東西，掌握了骨腫瘤免疫組化研究方法。她重視收 集資料，裝了十幾個紙箱寄回上海。出國人員回國無不乘機帶回幾大件電器，她卻將省下來的錢買了全套骨腫瘤彩色圖譜，帶回國內與同事們合用，後全都贈送給他 們。她奉行的原則是：“我們給了別人，我們保存了。” 世人常為金錢而煩惱，凌醫生拋卻這煩惱，只求“不貧窮也不富足”（《箴》 30：8-9），滿足於神所賜給的。她和家人在中國的大多數日子，都是擠在兩間租來的房子裡。1986年上海二醫建造了新的職工宿舍，她家被評為“教授困 難戶”，可以分到新房子了，結果由於不知孝敬有關領導，分房泡了湯。等到再度落實政策時，分到一套相當大的舊洋房，但嚴重漏水。她仍滿心歡喜，自掏腰包加 以修繕。 1997年凌醫生夫婦移民加拿大後，準備回國將住房還給二醫。但親戚朋友全都反對，說他們在大陸工作了這麼多年，完全有權利買下 這套房子，以後即使自己不住，也可轉租或賣給別人。當下上海灘寸土如金，不這樣做就是大傻瓜。兩老一生辛勞並無多少積蓄，這也許是一次小小的發財的機 會…… 可是凌醫生認為，自己夫婦倆都是基督徒，理應根據聖經的話語來處理錢財，絕不可藉公房生不義之財。於是他倆斷然將已經住了多年的房屋上交。這一“傻子”行動震驚了許多人，也向人們展示了基督徒的金錢價值觀，榮耀了主名。 橡皮釘子 對基督的堅定信仰成了凌醫生的指路明燈。無論何時何地，她都公開承認自己的基督徒身分。許多人希望她改變信仰，甚至和她就信仰問題辯論不休，但誰也說服不了她，於是無可奈何，把她叫做“橡皮釘子”。 在建國初的“思想改造運動”中，凌醫生坦然地將自己的宗教信仰“交底”（毫不隱瞞地說出），她堅信自己所信奉的是最有力量的真神，無需遮掩。文革期間，這些 檔案材料全被拋出來，當作評判她的大字報的重要內容。她丈夫也因出國留學過，而被懷疑跟“帝國主義”有聯繫，以致幾度被抄家、挨批鬥。她心裡不免覺得委 屈，可是對自己的信仰絕不後悔。 她擔任教研組副主任之後，一次領導傳話給她，說今後當主任的必須是黨員，無神論者，言下之意叫她放棄信仰。她依然報之以“橡皮釘子”，不予理睬，只管勤勤懇懇工作，寧願不做主任也不違背自己的信仰。 這樣的“邀”和“拒”、“逼”和“頂”，貫穿了凌醫生的一生。 癌戰驕子 凌醫生一生對病人和學生都非常盡職，沒想到她自己會傷在庸醫手裡。1997年她在上海換配假牙，在製模過程中，醫生只顧跟別人閒聊，誤將在酒精燈上加熱的釘子直接放到口腔黏膜上，試戴牙模時又割傷頰黏膜，後又忽視頰黏膜有隆起物，半年後此隆起物便病變為頰黏膜疣狀癌。為此她吃盡苦頭。換作別人會恨死那庸醫， 但她堅信神容許這樣的苦難降臨在她身上，必有神的美意在內。 同年年底，醫生先為她做了頰黏膜廣泛切除手術。她的臉部、口腔、喉嚨都腫痛異常，不能進食也不能講話。可她在病榻上照常編寫《矯形外科學》教材。 而後長時間的放療，口腔腫脹疼痛難忍，每天要用大量鎮痛葯物，還得用含麻醉藥的水漱口，才能勉強進食，晚上即使服了安眠藥也無法入睡。在那天寒地凍的日子， 衰弱的她每天坐地鐵往返醫院做放療。每當她在無人的治療室裡，戴上特製的硬塑膠頭盔，她就默默地背誦《詩篇》第二十三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 乏……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她默唱著《耶穌愛我萬不錯》，感到救主正牽著自己的手經過死蔭的 幽谷。 放療的反應日益嚴重，一天她感到無限孤獨、失望，信心沉到了谷底。這時主讓她在《導向》雜誌上，看到了3位基督徒講述自己癌戰心路歷程的文章，特別是滌然姊妹的話深深打動了她的心：“它病它的，我做我的，每天總要充充實實、喜喜樂樂地活下去。” 更出乎預料的是，這時她收到兩個過去的學生寄來的書《全新的生命》（A Whole New Life），是美國一位大學教授所寫。這位教授患上脊椎惡性腫瘤，神奇蹟般醫治了他，讓他坐在輪椅上終生不停地為主寫作。凌醫一讀再讀，這本書對她後來寫 《恩典歲月》很有啟發。這兩位寄書的學生都不是基督徒，卻在她最需要的時刻，送來最好的精神食糧，正印証了神憐憫她的軟弱，在癌症爭戰中始終與她同行。 2000年，凌醫生的口腔癌再度復發。這次開刀，將上次剩下的口腔頰黏膜全部切除，還從大腿割皮移植。這時她已年屆八旬。自此每天只能吃經攪拌器磨碎的糊狀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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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鹿 學成歸來 1999年6月，我負笈菲律賓馬尼拉，攻讀教育管理碩士學位，過了4年異國留學的生活。2003年3月底，畢業典禮一結束，我即飛回家鄉。不料回國後，馬上面對人際關係的衝突，教會的接納也需要時間，我又在心理上、靈命上缺乏足夠的準備，就產生了問題。 我是1989年在國內參加城市裡同齡人的團契信主的。由於大家幾乎是同時信主，團契的人在一起成長，關係十分親近。在團契中，我一向很活躍，也頗有影響力。 但出國後，聯繫少了，偶而會寄張節日賀卡而已。而且，4年的熱帶文化留學生涯，已經使我不知不覺地習慣了有些誇張的熱情，忘記了中國文化的含蓄表達。當再見面時，弟兄姐妹的親熱度，不符合我的預期時，我就從感覺膨脹被迫迅速收縮。 4年造成的心理距離，哪裡能馬上跨越？有距離才真實。我卻沒有心理準備，消極去理解距離。我以為自己不再受歡迎和接納了。 我在外國有各樣生存壓力和挑戰，卻忘了國內弟兄姐妹的生活也很不容易。我好像是在外受盡委屈的小妹妹，回家向親人索要安慰；像餓久了的人張大嘴要吃要喝，而且要馬上到口；我只準備接受愛，沒有想到我回到他們中間，也應該帶去愛。他們也期盼我帶回什麼給他們。 我感到受挫、失望，潛意識立即開始了批評論斷：他們怎麼還是老樣子？沒有火，不進則退嘛！ 聚會結束前，他們請我分享，我的話帶出的那些論斷和壓力，誰都能聽懂。我還說，我以後要去別的團契，今天就是來看望大家。這雖然是一種“被傷害”的反應，但卻是出於罪性的反應。只顧自己的感覺，也不管別人是否受得了。 回家的遊子，當然渴望馬上得到接納，但我卻沒有從他們的角度看問題，沒有意識到，我們以前的關係再近，4年之後也不一樣了，需要恢復並調整。過去的感情積蓄早已透支，需要重新“存錢”。而這需要時間，以及理解和忍耐，以度過這個階段。 我去北京後，神光照我，發現自己的錯誤。我打電話給他們，向他們道歉。神的愛醫治了尚淺的裂痕，大家的關係終於恢復正常。 失敗母親 回國後，我的生活專注於一個角色：母親。 4月份回去，正是學年的後半，我要等到9月份，才到大學任教。兒子在一個小縣城一所封閉式的中學住讀。趁著還沒有開始上班，我去那個縣城租了一套房子，把它精心佈置成一個家的樣子。兒子從住讀變為走讀，與我同住。 我對做一個陪讀母親的角色，有不少浪漫的想法。我心甘情願服事兒子，要補償對兒子的虧欠，消除折磨我的內疚。但是，我沒有意識到，這又是出於我單方面的需要，是一種罪性中的自私。 本以為兒子需要母親，但正值青少年時期的兒子，恰恰需要暫時“逃離”母親，追求獨立。兒子常常要求減少回來吃飯的次數。中午不回來吃，晚飯也不回來吃。我從市場大包小包買回來的食物，花了一上午或一下午，在廚房精心準備的各樣飯菜，只好冷著，剩著。 3個月後，一向樂觀開朗的我，出現了抑鬱症狀，常常流淚。給老朋友打電話時，總是邊訴苦、邊哭泣。我原以為是天氣造成的。在熱帶島國4年，我習慣了陽光，而家鄉的天空總是灰濛濛的。其實，是我的心理需要調整。 我忍耐到了7月，兒子放暑假的第一天，我便買了火車票，從西南到了北京。美其名曰：要到日照多的北京，換個環境；其實是：逃跑。 2003 年8月底，遊歷了近兩個月，該回家鄉接聘書、教書了。但我在天津的母校，邀請我開畫展，需要我暫時留在北方。出版社準備出我的畫冊，也需要面談。我於是向任職的大學，請假兩個月。我在北京找了個出版社打工，用近一半的工資租一套房子，開始了“北漂”（指外地人到北京工作、討生活）。 昏然陷入 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一個北漂是不被注意的。雖然自由，也同時感受荒漠，情感枯乾。一個相貌英俊的年輕人，經好友介紹，說很欣賞我的畫、我的文，約我吃一次飯。 他從外地來北京見我，說想與我談談信仰問題，我答應了。下班後在地鐵的出口會面，一起吃了晚飯。談話間我講的都是信仰見証。我知道他已婚，比我年齡小很多歲。 我沒有想很多。當時我離婚已經8年，離婚後一直生活在團契中，不曾置身於任何異性的誘惑，卻以為自己有免疫力，絕不會被情慾俘獲。和這個年輕人聊天時，主微聲提醒，讓我小心。我聽到了，沒當回事，昏昏然被帶入情慾之河。神沒有任我放縱，祂恩典的手把我拉上來。幾天後，我即撤離情網，重新找回內心的平安。 但這次跌倒使我羞愧。我看見自己的本相，承認軟弱。我覺得自己不配再服事主了。那我做什麼呢？前途更覺茫然。 我意識到，我失敗是因為回國後5個月沒有正常團契生活，沒有力量抵擋誘惑，也沒有力量順服聖靈的提醒。 不久，我意外接到美國《海外校園》蘇牧師和師母的電話。我說自己沒有聚會，在北京找不到團契，很需要屬靈的家。蘇牧師給了我兩個電話號碼。我終於在星期天可以聚會了！ 去聚會的一路上，我大聲唱著：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在聚會禱告時，神對我說：“我揀選人，從不後悔。”教會還教唱一首歌：“永遠你是我的孩子，永遠不變我愛你……”這首歌我反覆唱了一個星期，那是主在安慰我，扶持我。聚會生活恢復後，人就健康了起來。 角度變換 10個月後的一天，北京的一對主內夫妻，在愛心中對我說了誠實話：你的書中寫了很多基督徒母親的見証，你自己作為母親卻沒有見証。這使我看見我對兒子的虧欠。我順服下來，2004年6月，我離開北京，回到了家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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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忘不了莫斯科郊外的公園，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是我出國宣教的第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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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仍然在西伯利亞上空飛行，偶爾能看到一些破舊的房子和稀疏的樹林，在廣袤的天地間，就像小孩的玩具一樣散落著。以前總是厭煩漫長的飛行，坐著不舒服，要躺沒地方，走也只能從廁所到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