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63期

庄祖鲲

       坐了27年的苦牢，然后又摇身一变，成为民选的总统，这对曼德拉（Nelson Mandela， 1920~）而言，不是一个他个人传奇的结束，而是另一个传奇的开始。

        正如二次大战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名言：

       “这不是结束。这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这可能只是开始的结束。”丘吉尔的意思，是英国人民得准备一场艰苦而漫长的战争。第一场胜仗，只是第一个阶段的结束。但紧接着，将还有更多艰难的战役。

超越报复，传播和解的信息

        同样的，当1994年曼德拉就职南非总统的时候，他所承接的，是一个黑白种族严重对立多年的国家。虽然南非是非洲最高度开发的国家，但数十年的种族隔离，不但造成严重的贫富悬殊现象，而且种族间的仇恨，以及彼此互不信赖的情势，都极为严峻。

       接下这个总统的位子，曼德拉的心情是沉重的。一方面，他得安抚白人精英份子——包括资本家、经理和专业人才。因为没有他们的协助，南非资本将大量外移，失业率剧增，他也无法有效地治理这个国家。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得让黑人群众心服，因为他们企盼这个出头之日已经很久了，所以渴望着立刻就可以享受胜利的果实，同时也希望能对欺压他们多年的白人统治阶级，施予报复。

       但是曼德拉在1994年当选总统的时候，就对白人朋友说：“当大选结果刚出炉，很明显地，非洲民族议会（ANC）即将执政时，我已经看见我的使命，将是传播和解的信息，使国家的伤口愈合，并重建信心与信赖。”

       所以在曼德拉就任的第一天，他就招集了总统府原有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他们将全部留任。除了引进一位黑人机要秘书之外，他挽留了2位前政府的白人秘书。他甚至还让一位白人少校作他的安全部门主管，而这位少校曾在白人政府时期，奉命炸毁曼德拉执政党——非洲民族议会（ANC）——的总部大楼。

       因为他的无私与宽宏，一位曼德拉的白人保镳后来甚至说：“以前我工作是为了钱，现在是为了曼德拉。如果有状况，我将会为他挡子弹。”

       在总统的就职典礼上，曼德拉还邀请3位曾经看守他的监狱人员出席典礼。其中一位典狱长曾经苦待他、鞭打他。这位典狱长在典礼上感激涕零，深深为过去的罪过悔恨不已。后来，他更因为曼德拉这种以德报怨的宽容和爱心，也决志信主，成为一位基督徒。

       在2009年的电影《无敌者》（Invictus）中，就忠实地描述了曼德拉如何抛除成见，使被视为白人运动的橄榄球运动，成为全民运动。使几乎清一色由白人球员组成的橄榄球队，被南非黑人们所接纳，并夺得1995年世界杯橄榄球冠军。这不但让我们看见曼德拉的领袖气质，也让我们看见他为种族和谐所付出的努力。

在信仰中得以塑造的人格魅力

       曼德拉的人格特质，部分来自于他的生长环境，但有更多是他在监狱渡过漫长的27年中，被逐渐雕塑而成的。

       曼德拉出生于南非最大的土著民族索沙（Xhosa）的贵族阶级，是少数接受大学教育的黑人精英份子。但是在大学读书期间，也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刚开始的时期，他就不自觉地被卷入政治运动中去了。法律专业的背景，过人的口才及领导能力，使他在刚成立的ANC组织中，逐渐展露头角，成为骨干人物。

       那时，他也深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吸引，有一段时间非常崇拜史达林。以至于后来一直有人认为他是共产党员，其实他并不是。当时在南非，有许多人像曼德拉一样，都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可是1961年，曼德拉在为自己辩护时，却明白指出了共产主义与ANC的政策之差异：“共产主义强调阶级斗争，ANC却主张阶级和谐。”

       另一方面，塑造曼德拉的人格的重要力量，乃是来自于他的基督教信仰。他自幼就受洗成为循道会 （Methodist，又称卫理公会）的信徒。虽然，他认为自己一直都是基督徒，从未改变过，不过在他热心投入各种政治活动的阶段，可能很少参与教会的聚会。然而，当他入狱之后，有了更多的时间独处，信仰就再次成为他主要的支柱与动力。

       1970年曼德拉在狱中的电视上，看到美国名布道家葛理翰（Billy Graham，又译为葛培理）的布道，深受感动，就再次委身于基督信仰。从那时开始，曼德拉就成为一个崭新的人了。

       美国著名的黑人政治家杰克森牧师（Jesse Jackson），在1990年初次见到刚出狱的曼德拉。曼德拉向杰克森牧师表示，他从入狱那天开始，就感受到祷告的力量，并借此得到心灵的力量。从杰克森牧师的观点来看，正因为曼德拉经过这种心灵之旅，才使他能保持不屈不挠的精神，心里却没有苦毒，相反地，还能散发出希望。

真相与和解，何者为重？

       曼德拉最令人感到敬佩的，也是他最重要的创举，乃是他为了弥补过去几十年种族隔离后留下的伤痕，所成立的“真理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以下简称为TRC）。

       为了使过去南非在种族隔离期间，所曾犯下的种种罪行，能沉冤得雪、伸张正义，许多人主张以二次大战后纽伦堡审讯战犯的方式，来审判南非白人政府的官员。但是曼德拉独排众议，决定以另一种方式——成立TRC。希望既能使沉冤得以大白，正义得以伸张，又同时能借着认罪与饶恕，达到和解的目的。

       TRC是在1995年成立的，并由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的圣公会屠图主教（Desmond Tutu）担任主席，并有十几位知名的社会公正人士担任委员。他们要调查1960至1993年间，所有侵犯人权的案子。受害者以证人身分受邀说明事实，犯案者也可以提供证词，并申请特赦，免除民事和刑事起诉。

        审判过程中最动人的一幕，乃是当一位年老的黑人妇女，与坦白招供并被定罪的白人警官面对面时，法庭问这位丈夫以及独子都死在这位警官手中的老妇，她想要如何处置这位警官时，她回答：“虽然我没有家人，但是我仍有许多爱可以给人。让他定期来看我，使我可以像母亲一样来照顾他。我想拥抱他，让他知道，我是真心地原谅他！”这位警官，差点就因内疚过度而昏厥过去。这种“爱仇敌”的大爱，带来了悔改与和好，使社会得以慢慢重建。

       TRC被授权可以宣布特赦，只要是犯罪者在一年内主动坦白供出全部案情，并且是在政治动机驱使下所犯的，他都可以得到特赦。最后，在22,000受害者作证之下，7,112位申请特赦的人中，只有849位得到特赦（12%）。为了公正起见，不是只有白人政权的官员被控诉，连黑人以及后来执政的非洲民族议会（ANC），也同样要被公正地检验。

      整个调查过程是透明的，所有的见证过程，都有电台实况转播。连续2年，电视台每周都有特别节目报导。特别轰动的案子，如曼德拉妻子温妮（Winnie）被起诉时，更是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全球都以实况电视方式转播。

        温妮与曼德拉在1958年结婚，但是1964年曼德拉就入狱。因此婚后大部分的时间，两个人实际上是分离的。但是随着曼德拉在国际上的声望日隆，温妮成为曼德拉在狱外的“分身”，甚至被视为“国母”。然而与曼德拉的宽恕、自律相反，温妮变得越来越跋扈、苦毒。后来，由于2人理念相距越来越远，加上温妮与年轻助理发生婚外情，曼德拉最后在1992年与她离婚。

       温妮被指控，在1988年，因细故要她的保镳将一个14岁的黑人男孩先施以私刑，然后杀死。事后，她又将她的私人医生也杀了，因为他见过那个男孩的尸体，又拒绝与温妮串通作伪证。温妮被要求为她的罪行公开答辩。当她的保镳及所有的证人都认罪时，温妮仍然拒绝认罪。担任主席的屠图主教与温妮有三、四十年的老交情，他当众（也在电视机前）恳求温妮认罪、道歉，温妮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仍然顽强地拒绝认罪。因此，TRC只好将温妮的案件送交法院审理，最后温妮被宣判有罪而入狱。由于TRC能将温妮的罪行暴露，并未袒护她，这赢得所有人（特别是白人）的称许与信任。

       南非的TRC被国际公认是相当成功的范例，后来也在其他18个国家被采用，但是效果都未必像南非一样成功。当然，这不是模式本身的问题，而是与执政者是否能像曼德拉一样公正无私，有很大的关联。因此，迄今这种TRC的和解方式，仍然是很有争议性的。其中一个争议的焦点，乃是：在真理与和解之间，何者为重？在公义与宽恕之间，何者为先？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曾对此发表评论，认为批评者误解了TRC的角色：TRC主要是为了发掘真相，而不是取代法庭来控诉罪犯；至于特赦，则是为了发掘真相，鼓励证人说出真话的手段而已。

       无论如何，TRC赢得南非白人的信任，使南非由白人少数政府，可以平顺地过渡到黑人多数政府。曼德拉的睿智与宽宏，是TRC在南非能够成功的最主要因素。

 对仇敌绝不手软V.S.迈向和谐

       北爱尔兰的英格兰人与爱尔兰人已经争斗了3百年，至今才稍微平息。南斯拉夫解体后，科思沃（Kosvo）与塞族人之间的种族屠杀，必须借着美国及北约组织的介入才得以被制止。20多年前，非洲卢旺达的图西族与胡图族的仇杀，造成近百万人死亡，轰动全球。这些都显明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种族和谐往往只是口号，却不容易落实，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美梦。

       因此，南非经过几十年血腥的种族隔离，再加上贫富悬殊、民不聊生，当黑人终于掌权之时，全世界都曾认定，一场种族屠杀的风暴，恐怕是难以避免的。

        然而，在曼德拉掌政之下，不但能平稳过渡，而且能达到种族和谐的目标，这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之所以有这种道德的勇气，愿意采取以宽恕代替报复的方式，来化解百年来的种族冲突，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27年的牢狱生活中，他经历了一个洗髓革心的过程。而这种宽恕的精神，正是基督信仰最注重的美德之一。

       “建设和谐社会”虽是中国政府这些年来的施政口号，但是往往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实质效果也未必理想。坦白说，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这种“爱仇敌”的无私舍己之爱，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对仇敌绝不手软”的威吓口吻。因此，我们能否从曼德拉身上，看到有什么值得效法的人格特质？他的“真理与和解委员会”，又给了我们什么启发？

作者为三一神学院宣教博士，现在波士顿牧会。

参考书目

1. 杨立华，《黑火：南非总统曼德拉传》，（日臻出版社，1994）。

2. 韦玮红，《曼德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3.《曼德拉传》，张世国、张洪英，东方出版社，1998。

4. Tony Pinchuck，《曼德拉》，王莹译，（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2000）。

5. 马平川，“真诚的宽恕者─争取公平公义的曼德拉”， 收录于《不一样的人生》，胡念邦主编，（济南出版社，2008），p. 180-206。

6. David Aikman, Great Souls: Six Who Changed the Century, Chapter 2:“Nelson Mandela- Forgiveness,” (Word Publishing,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