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63期

莊祖鯤

       坐了27年的苦牢，然後又搖身一變，成為民選的總統，這對曼德拉（Nelson Mandela， 1920~）而言，不是一個他個人傳奇的結束，而是另一個傳奇的開始。

        正如二次大戰期間，英國首相丘吉爾的名言：

       “這不是結束。這甚至不是結束的開始。這可能只是開始的結束。”丘吉爾的意思，是英國人民得準備一場艱苦而漫長的戰爭。第一場勝仗，只是第一個階段的結束。但緊接著，將還有更多艱難的戰役。

超越報復，傳播和解的信息

        同樣的，當1994年曼德拉就職南非總統的時候，他所承接的，是一個黑白種族嚴重對立多年的國家。雖然南非是非洲最高度開發的國家，但數十年的種族隔離，不但造成嚴重的貧富懸殊現象，而且種族間的仇恨，以及彼此互不信賴的情勢，都極為嚴峻。

       接下這個總統的位子，曼德拉的心情是沉重的。一方面，他得安撫白人精英份子——包括資本家、經理和專業人才。因為沒有他們的協助，南非資本將大量外移，失業率劇增，他也無法有效地治理這個國家。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得讓黑人群眾心服，因為他們企盼這個出頭之日已經很久了，所以渴望著立刻就可以享受勝利的果實，同時也希望能對欺壓他們多年的白人統治階級，施予報復。

       但是曼德拉在1994年當選總統的時候，就對白人朋友說：“當大選結果剛出爐，很明顯地，非洲民族議會（ANC）即將執政時，我已經看見我的使命，將是傳播和解的信息，使國家的傷口癒合，並重建信心與信賴。”

       所以在曼德拉就任的第一天，他就招集了總統府原有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他們將全部留任。除了引進一位黑人機要秘書之外，他挽留了2位前政府的白人秘書。他甚至還讓一位白人少校作他的安全部門主管，而這位少校曾在白人政府時期，奉命炸毀曼德拉執政黨——非洲民族議會（ANC）——的總部大樓。

       因為他的無私與寬宏，一位曼德拉的白人保鑣後來甚至說：“以前我工作是為了錢，現在是為了曼德拉。如果有狀況，我將會為他擋子彈。”

       在總統的就職典禮上，曼德拉還邀請3位曾經看守他的監獄人員出席典禮。其中一位典獄長曾經苦待他、鞭打他。這位典獄長在典禮上感激涕零，深深為過去的罪過悔恨不已。後來，他更因為曼德拉這種以德報怨的寬容和愛心，也決志信主，成為一位基督徒。

       在2009年的電影《無敵者》（Invictus）中，就忠實地描述了曼德拉如何拋除成見，使被視為白人運動的橄欖球運動，成為全民運動。使幾乎清一色由白人球員組成的橄欖球隊，被南非黑人們所接納，並奪得1995年世界盃橄欖球冠軍。這不但讓我們看見曼德拉的領袖氣質，也讓我們看見他為種族和諧所付出的努力。

在信仰中得以塑造的人格魅力

       曼德拉的人格特質，部分來自於他的生長環境，但有更多是他在監獄渡過漫長的27年中，被逐漸雕塑而成的。

       曼德拉出生於南非最大的土著民族索沙（Xhosa）的貴族階級，是少數接受大學教育的黑人精英份子。但是在大學讀書期間，也是南非種族隔離制度剛開始的時期，他就不自覺地被捲入政治運動中去了。法律專業的背景，過人的口才及領導能力，使他在剛成立的ANC組織中，逐漸展露頭角，成為骨幹人物。

       那時，他也深受共產主義思想的吸引，有一段時間非常崇拜史達林。以至於後來一直有人認為他是共產黨員，其實他並不是。當時在南非，有許多人像曼德拉一樣，都是天真的理想主義者。可是1961年，曼德拉在為自己辯護時，卻明白指出了共產主義與ANC的政策之差異：“共產主義強調階級鬥爭，ANC卻主張階級和諧。”

       另一方面，塑造曼德拉的人格的重要力量，乃是來自於他的基督教信仰。他自幼就受洗成為循道會 （Methodist，又稱衛理公會）的信徒。雖然，他認為自己一直都是基督徒，從未改變過，不過在他熱心投入各種政治活動的階段，可能很少參與教會的聚會。然而，當他入獄之後，有了更多的時間獨處，信仰就再次成為他主要的支柱與動力。

       1970年曼德拉在獄中的電視上，看到美國名佈道家葛理翰（Billy Graham，又譯為葛培理）的佈道，深受感動，就再次委身於基督信仰。從那時開始，曼德拉就成為一個嶄新的人了。

       美國著名的黑人政治家傑克森牧師（Jesse Jackson），在1990年初次見到剛出獄的曼德拉。曼德拉向傑克森牧師表示，他從入獄那天開始，就感受到禱告的力量，並藉此得到心靈的力量。從傑克森牧師的觀點來看，正因為曼德拉經過這種心靈之旅，才使他能保持不屈不撓的精神，心裡卻沒有苦毒，相反地，還能散發出希望。

真相與和解，何者為重？

       曼德拉最令人感到敬佩的，也是他最重要的創舉，乃是他為了彌補過去幾十年種族隔離後留下的傷痕，所成立的“真理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以下簡稱為TRC）。

       為了使過去南非在種族隔離期間，所曾犯下的種種罪行，能沉冤得雪、伸張正義，許多人主張以二次大戰後紐倫堡審訊戰犯的方式，來審判南非白人政府的官員。但是曼德拉獨排眾議，決定以另一種方式——成立TRC。希望既能使沉冤得以大白，正義得以伸張，又同時能藉著認罪與饒恕，達到和解的目的。

       TRC是在1995年成立的，並由198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的聖公會屠圖主教（Desmond Tutu）擔任主席，並有十幾位知名的社會公正人士擔任委員。他們要調查1960至1993年間，所有侵犯人權的案子。受害者以證人身分受邀說明事實，犯案者也可以提供證詞，並申請特赦，免除民事和刑事起訴。

        審判過程中最動人的一幕，乃是當一位年老的黑人婦女，與坦白招供並被定罪的白人警官面對面時，法庭問這位丈夫以及獨子都死在這位警官手中的老婦，她想要如何處置這位警官時，她回答：“雖然我沒有家人，但是我仍有許多愛可以給人。讓他定期來看我，使我可以像母親一樣來照顧他。我想擁抱他，讓他知道，我是真心地原諒他！”這位警官，差點就因內疚過度而昏厥過去。這種“愛仇敵”的大愛，帶來了悔改與和好，使社會得以慢慢重建。

       TRC被授權可以宣佈特赦，只要是犯罪者在一年內主動坦白供出全部案情，並且是在政治動機驅使下所犯的，他都可以得到特赦。最後，在22,000受害者作證之下，7,112位申請特赦的人中，只有849位得到特赦（12%）。為了公正起見，不是只有白人政權的官員被控訴，連黑人以及後來執政的非洲民族議會（ANC），也同樣要被公正地檢驗。

      整個調查過程是透明的，所有的見證過程，都有電台實況轉播。連續2年，電視台每週都有特別節目報導。特別轟動的案子，如曼德拉妻子溫妮（Winnie）被起訴時，更是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全球都以實況電視方式轉播。

        溫妮與曼德拉在1958年結婚，但是1964年曼德拉就入獄。因此婚後大部分的時間，兩個人實際上是分離的。但是隨著曼德拉在國際上的聲望日隆，溫妮成為曼德拉在獄外的“分身”，甚至被視為“國母”。然而與曼德拉的寬恕、自律相反，溫妮變得越來越跋扈、苦毒。後來，由於2人理念相距越來越遠，加上溫妮與年輕助理發生婚外情，曼德拉最後在1992年與她離婚。

       溫妮被指控，在1988年，因細故要她的保鑣將一個14歲的黑人男孩先施以私刑，然後殺死。事後，她又將她的私人醫生也殺了，因為他見過那個男孩的屍體，又拒絕與溫妮串通作偽證。溫妮被要求為她的罪行公開答辯。當她的保鑣及所有的證人都認罪時，溫妮仍然拒絕認罪。擔任主席的屠圖主教與溫妮有三、四十年的老交情，他當眾（也在電視機前）懇求溫妮認罪、道歉，溫妮在鐵證如山的情況下，仍然頑強地拒絕認罪。因此，TRC只好將溫妮的案件送交法院審理，最後溫妮被宣判有罪而入獄。由於TRC能將溫妮的罪行暴露，並未袒護她，這贏得所有人（特別是白人）的稱許與信任。

       南非的TRC被國際公認是相當成功的範例，後來也在其他18個國家被採用，但是效果都未必像南非一樣成功。當然，這不是模式本身的問題，而是與執政者是否能像曼德拉一樣公正無私，有很大的關聯。因此，迄今這種TRC的和解方式，仍然是很有爭議性的。其中一個爭議的焦點，乃是：在真理與和解之間，何者為重？在公義與寬恕之間，何者為先？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曾對此發表評論，認為批評者誤解了TRC的角色：TRC主要是為了發掘真相，而不是取代法庭來控訴罪犯；至於特赦，則是為了發掘真相，鼓勵證人說出真話的手段而已。

       無論如何，TRC贏得南非白人的信任，使南非由白人少數政府，可以平順地過渡到黑人多數政府。曼德拉的睿智與寬宏，是TRC在南非能夠成功的最主要因素。

 對仇敵絕不手軟V.S.邁向和諧

       北愛爾蘭的英格蘭人與愛爾蘭人已經爭鬥了3百年，至今才稍微平息。南斯拉夫解體後，科思沃（Kosvo）與塞族人之間的種族屠殺，必須藉著美國及北約組織的介入才得以被制止。20多年前，非洲盧安達的圖西族與胡圖族的仇殺，造成近百萬人死亡，轟動全球。這些都顯明一個殘酷的事實，那就是種族和諧往往只是口號，卻不容易落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美夢。

       因此，南非經過幾十年血腥的種族隔離，再加上貧富懸殊、民不聊生，當黑人終於掌權之時，全世界都曾認定，一場種族屠殺的風暴，恐怕是難以避免的。

        然而，在曼德拉掌政之下，不但能平穩過渡，而且能達到種族和諧的目標，這真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他之所以有這種道德的勇氣，願意採取以寬恕代替報復的方式，來化解百年來的種族衝突，並不是偶然的。因為在27年的牢獄生活中，他經歷了一個洗髓革心的過程。而這種寬恕的精神，正是基督信仰最注重的美德之一。

       “建設和諧社會”雖是中國政府這些年來的施政口號，但是往往只是雷聲大，雨點小，實質效果也未必理想。坦白說，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這種“愛仇敵”的無私捨己之愛，我們經常聽到的，是“對仇敵絕不手軟”的威嚇口吻。因此，我們能否從曼德拉身上，看到有什麼值得效法的人格特質？他的“真理與和解委員會”，又給了我們什麼啟發？

作者為三一神學院宣教博士，現在波士頓牧會。

參考書目

1. 楊立華，《黑火：南非總統曼德拉傳》，（日臻出版社，1994）。

2. 韋瑋紅，《曼德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3.《曼德拉傳》，張世國、張洪英，東方出版社，1998。

4. Tony Pinchuck，《曼德拉》，王瑩譯，（外語教學研究出版社，2000）。

5. 馬平川，“真誠的寬恕者─爭取公平公義的曼德拉”， 收錄於《不一樣的人生》，胡念邦主編，（濟南出版社，2008），p. 180-206。

6. David Aikman, Great Souls: Six Who Changed the Century, Chapter 2:“Nelson Mandela- Forgiveness,” (Word Publishing,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