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外人

本文原刊於《進深特刊》第8期

        “在德國，他們先來對付共產黨人，我沒有出聲，因為我不是共產黨。然後他們對付猶太人，我也沒有出聲，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然後他們來對付貿易工會，我又沒有出聲，因為我不是工會份子。然後他們來對付天主教徒，我還是沒有出聲，因為我是新教徒。最後，他們來對付我，到那時，已經沒有人敢出聲了。”

－－Martin Niemoller（二次大戰前德國的宗教領袖，因反對希特勒的猶太政策和對德國教會的控制，被希氏親自下令送進集中營。）

       “宗教信仰的自由”和“表達的自由”，是美國立國以來賦予人民的基本權利。可是在美國歷史上，對這兩個自由的解釋與應用卻充滿了矛盾。正如公立學校宗教信仰的爭執，已經日趨嚴重，成了“文化戰爭”的中心戰場。

       例一，今年（2000）6月19日，美國最高法院判決，德州學生在足球比賽前的禱告是違憲的。原來，Santa Fe市的校區有個慣例，每逢校際足球比賽前，由學生投票公推一位同學致詞，內容不拘。一次，有一位牧師的女兒被選出。她選擇做了一個簡短的禱告，求上帝看顧每一個球員，並給予他們好的運動精神。雖然她並沒有要台下人必須和她一同禱告，但這就是整個風暴的開始。最高法院判決，凡是學校贊助的活動，學生可以講論任何題目，包括反宗教的言論，但就是不能禱告或傳教！這是自1963年最高法院曾判決，公立學校當局不得在校內安排禱告與讀聖經以來最嚴厲的判決。

        例二，6月5日的美國《時代》雜誌報導，密西西比州一間中學的“基督徒運動員團契”，在哥倫拜慘案週年前一個禮拜，舉行大會。在話劇節目中演耶穌受難，一位飾演耶穌的學生無意中說了一句，如果有人要槍殺，一定第一個殺他，因為他飾演耶穌。這本是一句玩笑話，哪曉得竟觸動了全体同學。學生們流淚擁抱，排著五十人的長隊，爭先上台承認自己所犯的過錯，並請求原諒。甚至校長也上去承認自己是基督徒。她雖然告訴同學可以自由離去。但全校六百七十個學生中竟然有四百五十位自動留在体育館。而且原計劃九十分鐘的聚會，一共在炎熱的体育館中進行了五個小時。這個火種點燃了當地基督徒復興之火，也帶來了“公民自由組織”的法律行動，控告校長違憲。

         例三，5月15日出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中，專欄作家John Leo評論在麻州特夫特大學（Tufts University）校園發生的一件事（《今日基督教》雜誌在六月號也有報導）：一個學生公審團，在事先沒有通知校園團契的情況下，開會判決取消校內的“基督徒校園團契”的社團資格，且該決議得到了校方認可。判決的理由是，校園團契歧視同性戀者。因為校園團契不容許一個同性戀者明年進入領導圈。這位同性戀者是個雙性人，她並不認為她的生活方式與聖經真理有任何抵觸。校園團契雖然接納她，也支持同性戀者的權益，並且反對“同性戀恐怖症”，但不能同意她對聖經的立場與解釋，因此不能讓她站在領導地位。校園團契竟因此失去了社團資格，可見校方的決定實質上是在控制並干預宗教信仰的內容。

         因為政治和宗教都指導人們的社會行為與價值觀，二者是可能起衝突的。那些來質問耶穌該不該交稅給該撒的人，所提出的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其實錢幣上該撒像的反面是提比留斯的母親，她被視為和平的女神。下面還註有“最高祭司”的字眼，代表對皇帝的敬拜，政治實際上已經侵入了宗教的範圍。（註）

        美國開國元勛亞當斯（John Adams）曾說：“美國的憲法是為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人設立的，它在任何其他人中都無法推行。”在當時，政教分離的原意並不是表示在政治的運作上不需要宗教的道德規範。政教分離一方面保護宗教信仰的獨立性，一方面防止宗教因企圖控制政治而受到政治的污染。美國憲法的精神不同於法國大革命，它不是要建立一個人本的國度，而是要建立一個尊重上帝，和在上帝前人人平等的國度。法國有名的政治學家及歷史學家托克維爾（Tocqueville）曾將美國的成功歸功於它的宗教性，並稱它是一個具有“教會心靈”的國家。

         無論在社會還是在學校，我們絕對支持政教分離的原則，因為這原則公平，且符合基督的教導。我們不能接受官定的宗教，不論它是基督教，回教，還是新紀元信仰。我們更反對政府或是學校規定什麼是政治上正確的信仰。學生自發的信仰表現，只要不是強加於他人，或是用來歧視他人，攻擊他人，都當受到尊重。

         此外，政教分離不等於是非不分和沒有道德標準。容忍異己是一個美德，也是在一個多元社會中必須有的態度。但是沒有道德原則的容忍是缺乏勇氣的表現，本文開頭Martin Niemoller的警言，便是歷史的教訓。

       從美國這面鏡子，我們看出，一個合理的憲法應當保護那些善良，對社會願做貢獻的人的信仰自由。同樣地，一個合理的政權不應當干涉教會，或控制教會的運作和信仰內涵。違背這個原則的政府是信不過自己的百姓，也不尊重人民。這樣的政權，能獲得的人們自發性的貢獻是極其有限的，其社會上道德的維繫力也是非常薄弱的。□

註：參Charles Colson,“Kingdom in Conflict”, Zondervan Book,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