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風

本文原刊於《舉目》55期

            基督教鼓勵人求真，而不是盲信。基督教的護教學（Apologetics）就是借助說理，替信仰辯護，去除人們的誤解，釐清反面的論點，並用人可理解的方式，說明基督教為什麼是可信的、真實的、不自相抵觸的，而且是與人有益的，是人類所需要的。護教不同於宣教，主要面對的是經驗主義、理性主義（科學主義）、相對主義和其它各種無神論。

         “護教學”（apologetics，或“護教”）這個詞，是從希臘字“口頭的防衛”（apologia）來的。它的名詞形態和動詞 形態（apologeomai），在新約裡出現了17次。使徒保羅和路加都曾用過這個字，“分訴”自己的信仰。以名詞形態出現、與“護教”意思最接近的 是：

       “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give an answer）各人。” （《彼前》3：15）

護教學分類

        文字護教的歷史，與基督教本身一樣久遠──從使徒保羅（《徒》17）、《丟格那妥書》（Epistle to Diognetus，二世紀）、俄利根、奧古斯丁以降，經過亞奎那、帕斯卡，一直到近代的各種學派。

       不過，我們需要認識，護教學有它的限度。首先，聖經的寫作背景，我們所知有限。再者，人的有限，導致人對無限上帝的認知有限。因此，從理性出發的護教，必然有局限性。

        然而，理性也是必要的，我們不能拒絕理性與邏輯，要求人“盲信”。任何宗教信仰都是一種“世界觀”，而盲目的世界觀是沒有道德力量的，更不要說知性的力量了。護教的功用，不在“證明”基督教的信仰是絕對真理，而在提出有力的理由，說明基督教的信仰是可信的。

       要給護教學分類也是很不容易的。根據Faith Has Its Reasons這本書（Kenneth Boa & Robert Bowman，Navpress ，2001），護教學一般可分作4類：

‧證據護教學（Evidentialism）
‧古典護教學（Classical Apologetics）
‧改革宗護教學（Reformed Apologetics）
‧唯信主義（Fideism）

        證據護教學：主要是探討基督教（包括聖經、耶穌基督）的歷史以及科學證據，用這些證據作為上帝“啟示”的中介。當然，世界上沒有絕對客觀的人，有時“證據” 和“事實”會因為人的視角不同而有差異。這是此類護教必須面對的挑戰。不過，因為這方面的著作已經非常之多。我們就不多作介紹（這類護教學著作的主要作者 有：Josh McDowell，Lee Strobel）。

        古典護教學：主要是從理性出發，用哲學和邏輯的思辨分析基督教信仰（包括神學、信仰經驗、聖經寫作的文化背景、世界觀）的可信性。通常有“兩步式”以及“一步式”之別。

        所謂“兩步式”，是先針對一神論的反對理由，說明反對理由的缺陷（屬自然神學的範圍）。第二步再正面地為基督教的信仰辯護。

        所謂“一步式”，就是直接討論信仰問題，例如耶穌的死與復活，而不先討論上帝存在。
有關這方面的討論也已經很多，本文就不多作說明了（這類護教學著作的主要作者有：路易斯、切斯特頓、薛華、寇爾森、N.T. Wright、John Warwick Mongomery、William Lane Craig，科普：Phillip E. Johnson， William Dembski， Michael Behe）。

        唯信主義，指的是路德的“唯獨信心”，我們在此略過不談了。

        “改革宗護教學”，則包括范泰爾（Cornelius Van Til）啟示性的“預設論護教學”（Presuppositionalism）、Gordon Clark的公理式“預設論護教學”，以及普蘭丁格（Alvin Plantinga）認識論的“改革宗護教學”。近年來，這幾類護教方式相當流行，所以我們會在下文稍作介紹。

預設論

        預設論（前提假設論），其實源於聖經（參《羅》1：18-22），耶穌基督也常常使用這種方式講道。近年來，預設論護教學非常流行。這是范泰爾（屬OPC， 正信長老會）承接荷蘭的凱伯爾（Abraham Kuyper）倡導的護教方式。很多從西敏神學院（WTS）出來的人，屬於這個路線。

        不過，並非所有加爾文派都贊成這種護教方式，例如R.C. Sproul（屬PCA，改革宗長老會）就非常反對這種護教方式。

       無論人知不知道，承不承認，每個人都有預設立場。這類護教學認定，以基督教的教理作為預設立場，是唯一能夠合理解釋人類經驗的前提假設。所有其它預設立場，不是自我矛盾，就是不足以解釋。

        如果再細分一點，近代的預設論有兩個門派，爭論激烈。一個是范泰爾及其門生（Greg Bahnsen， John Frame）所倡導的啟示性預設立場，始於1920年代。一個是戈登．克拉克（Gordon Clark）所倡導的公理式預設立場，始於1952年。

范泰爾式預設論

        范泰爾強烈反對傳統護教學“從客觀、中性的立場出發”的方式。他認為，這種立場未能堅持 “上帝是超越人所能理解的”。這可能讓我們對基督教的辯護，建築在不穩固的，甚至是“非基督教”的根基上。基督徒護教時，必須堅持從聖經啟示而來的預設立 場：聖經真理所傳遞的超驗啟示，永遠是真理最終的仲裁者，也是我們認知唯一的依據。

        范泰爾認為，全人類的思想都已經（不自覺地）假設了部分聖經真理。可是，對於不接受全部聖經真理的人，他們的世界觀是自我矛盾的。基督徒在這點上不能作任何妥協。如果僅從“自然法則”的“有神論”出發，基督 徒根本不可能明確敘述一個符合聖經真理的論點。他特別強調罪性使得人類認識上帝的能力受到污染和損傷。

        范泰爾也承認，自己的預設論護教方 式是一種“循環邏輯”。他說：“如果沒有上帝，你就不能證明任何東西。這是證明上帝存在的唯一方法。”他也指出，所有的預設立場（例如：理性主義，無神 論）都使用了循環邏輯。對范泰爾而言，受眾能否瞭解，似乎不是他的責任，因為至終讓人瞭解，並接受基督教預設立場的，還是聖靈。

        無神論者和懷疑論者，嘲笑這種完全不講求證據的護教方式。他們發明了“飛行麵條怪物預設論”（The Presuppositional Flying Spaghetti Monster，或譯作“飛麵大神的飛麵神教”），與羅素早年的“飛天茶壺”前後呼應。這個虛構的宗教宣稱，它與基督教的“預設論”有相同的分量，同樣都 是“超驗的”。

        這樣看來，“預設論”這種護教方式，對持有同種立場或思辨方式的人，最為有效。

克拉克式預設論

       克拉克（Gordon Clark）的預設論，是把聖經裡的真理，看作系統中的“公理”（axioms）。就像所有公理一樣，它們是自明的，不需要證明的，而且是用來證明系統中其它原理。當然，這些公理所組成的系統是否有內在的一致性和完備性，那是需要用邏輯去推理的。

        克拉克“證明”了從聖經真理出發的預設立場沒有內部矛盾，而其它的預設立場是自我矛盾的。他避免了范泰爾的循環邏輯，但是排除了聖經真理中可能存在任何悖論（paradox）。這似乎很難解釋一些現實情況（例如，邪惡的來源）。

        我個人的淺見是，預設論最可取的地方，是幫助我們理清了各種觀點背後的預設立場。但是，如果要硬性地把有關上帝的知識，歸納成為一個完整的邏輯體系，那很可能是把上帝縮小，其所相信的是“邏輯”（Logic），不是“道”（Logos， Word）。

        薛華的立場就比較開明。他在1974年說：“對每個問題，我總試圖採取一個立場，就是假設我是非信徒，看看可以得到什麼答案。”我很認同。

普式改革宗護教學

       過去這30年來，幾位比較訓練有素的哲學家，用繁瑣的哲學方式，發展了一套從認識論出發的護教方式，稱作“改革宗護教學”。他們包括普蘭丁格、 Nicholas Wolterstorff和William Alston（參見Douglas Groothuis的書）。普蘭丁格2000年的名著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是其代表作（參Douglas Groothuis， Christian Apologetics， IVP， 2011）。

        他們拋棄傳統“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對“信心與知識”的立場，拋棄了對證據的訴求，宣告：“相信上帝以及整個基督教的世界觀，這種 信念是‘恰當的基礎’”（Believe in God and entire Christian worldview is one kind of belief that may be properly basic）。

        例如，人可以在偉大、美麗的自然中體驗上帝，但是人的信心不建立在這些現象和事件上面。這些現象和事件，不過是“非預設”的經驗，是人們相信上帝的“小插曲”罷了。關鍵的是“相信上帝以及整個基督教的世界觀” 這種信念，這是大前提。

        普蘭丁格說：基督教的信仰“可以是有根有據的，縱使我對聖經的寫作者在歷史中的可靠性瞭解不夠，甚或對他們教訓的歷史背景所知有限，我還是足以獲得確實的知識……在這個模式之下，我（或任何人）都不需必備這樣的歷史信息。” (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 p. 259)

        普蘭丁格認為，基督教的世界觀，無需被任何假設驗證或證偽。他用“記憶力的知識”作為例子──我們“相信”自己早餐吃了什麼。這個知識是不需要驗證的，我們 的記憶就可以作為憑證。他認為，同樣的道理，可以應用在基督教的信仰上（p.330）。他認為，這是“恰當的基礎”（proper basicality）。並且，他以這種立場，成功地處理了幾個邏輯上可能的“證偽點”（defeaters）。

       《基督教護教學》（2011）的作者Groothuis認為，普蘭丁格這個論證是種“外在主義”（Externalism）的認識論的思考方式：“一個信念之所以有根有據，在於它運作於上帝所設計的（外在）環境基礎上，這個基礎有利於成功地認知。”（p.67）

        在這個認知基礎上，聖經是“自我驗證”的。在普蘭丁格的架構裡，哲學無法對基督教的真理置喙，哲學最多只能解明基督教的信仰是否合理。所以，他的“改革宗護教學”不需要任何支持基督教的證據。

       可是，Groothuis認為，我們對護教學應當有更多的期望。他舉“內在主義”（Internalism）的認識論作例，如果在信心、世界觀以及智識上作深刻的投入，我們還是能夠獲取可信服的理由和信息。簡單地說，他認為護教應當是多角度、多方面的。

        我個人粗淺的感覺是，在理性和邏輯思維面前，不要用過分艱深的哲學架構和一般人“理論”。哲學架構或許可以自圓其說，但是很難達到“解惑”和對話的目的，更不要講說服力了。

       因此，無論是Boa & Bowman的書還是Groothuis的書，都強調綜合性（整合性）護教的重要，以彌補各種派別的不足。事實上，成功的護教學者都是採用綜合性的護教方式，而不是拘泥於某種特殊理論。

牽馬到水邊

       天下沒有完美的護教體系，每種護教方式都有優點，也有缺陷。最合理、有效的護教方式，可以幫助人去除心裡的偏見，醒悟自己的預設立場。讓人不但明白，信仰上帝不是迷信，信仰上帝比不信仰更為合理。更重要的是，能幫助人謙卑，承認自己的理性以及理解的能力都有限度，甚至可能有偏差。

       在講到上帝屬性的時候，有效的護教方式不會簡單地拿今天的文化情境去否定（如新無神論者就是如此），而是根據歷史場景、聖經整全的真理和人類的經驗，做合情合理的解釋。

         廿世紀影響人至深的魯益士，其護教寫作注重說理。他認為，人無法在違反理性和“證據”的情況下真心相信。他特別強調，說理時，要用“沒有受過教育者的語言” 來表達。“如果你不能把你的思想，翻譯成沒有受過教育者的語言，那麼，很可能你自己就沒有真正搞懂。”（CS Lewis， Christian Apologetics， 1945 ，《對神職人員的講話》）

       在面對難題時，魯益士的態度非常坦誠，不遮掩，不避重就輕。智識上的誠 實，是魯益士護教的一大特色。不但如此，魯益士也使用故事、對比和分析對方預設立場等方式來護教。他的作風和路線，給了21世紀新一代護教者（凱 勒，N.T. Wright等）極大啟發。不過，魯益士最著名的“三段論”護教（瘋子、騙子或是神子），倒是受到了很多的批評（包括NT Wright的批評）。

        近年來最受福音界重視的凱勒牧師（屬PCA），就承接了這種綜合性的護教方法。他從預設立場著手，在分析之前，總 是先用同情的態度解釋對方的立場，解除對方的抵觸情緒，讓人感覺平易近人，雙方可以在平等的地位上對話、辯論。對於基督教會在歷史上犯的錯誤，他會主動承認，從來不用“上帝的主權”去壓制別人。他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他2006年的暢銷書，The Reason for God，是護教的典範。

       護教學的目的，並非要人立刻接受信仰。接受耶穌基督作救主，不能只是理性上的承認，更應是心靈對上帝的敞開，和意志上的接納。護教只能把馬牽到水邊，至於馬會不會喝水，這是馬自己的決定。縱然如此，有效的護教不但條理清楚，能在理性上消減對方的懷疑與否定，更能在情感上和中心價值上，讓對方帶有好感（至少不 帶抵觸情緒）地瞭解基督信仰，願意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