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学信
老诗歌《信而顺服》（When We Walk with the Lord, 1887。编注）至今仍在许多教会中传唱。如歌词所言，信而顺服是“得耶稣喜爱”的唯一途径。
现代文化高举独立、自主，极力强调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认为“信和顺服”与“快乐、良善”没什么关系，与“道德”沾不上边，甚至反而与“必要之恶”（编注：Necessary Evil，也有人意译为“两害取其轻”）息息相关。
我们身处的文化，对权力充满恐惧，回避顺服，因为顺服必带出权力──更确切地说，是来自自身之外、施加在自身上的权力。这正与现今之人反权力，并提倡自我表达、独立自主、自由的愿望冲突。
然而，人们也发现，若无某种程度的顺服，社会生活就无法进行。大家因而愿意在尽可能自我决定目标的前提下，做出最小程度的顺服。即使基督徒也是如此。
这样的顺服观，与圣经教导和基督教传统，是完全抵触的。
用心倾听与回应
顺服是基督信仰中不可或缺的。然而，多数基督徒对于“顺服”，融入了后启蒙时代自由主义的假设与观念，尤其容易站在反权力和个人权益的角度来理解顺服。
基督徒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因为缺乏整全的圣经观和神学基础，只会借着高谈顺服来欺骗自己，说自己一定要活出信仰、为信仰作见证，但实际却背道而驰。
基督徒对顺服的认识，绝不能脱离圣经，不能脱离基督，尤其是福音书中所提及的耶稣在世上的工作和教导，也不能脱离教会忠于耶稣之天国异象的生命塑造。
顺服（obedience），字源是ob-audire，意思是“听”或“倾听”，意味着有意愿聆听他人，并遵行他人旨意。这个希伯来字，不仅有被动接收声音的意思，还有积极、忠心顺服之意。《申命记》6：4就是例子：“以色列啊，你要听！……”对信徒而言，顺服代表听上帝的话，并且服从上帝的旨意。相信上帝就是顺服上帝。
顺服是基督教的中心要义。旧约中，“道德”的原意包含了顺服上帝的旨意。顺服是上帝子民守约的义务。不顺服约的律法，就有惩罚，无法用其他顺服时所领受的恩典来抵消。耶和华呼召祂的子民：“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 （《出》19：5）。上帝透过约，和祂在百姓中所拣选的代表说话（参《出》19：5；《申》4-5）。因此，百姓也当顺服行政长官，因为其权柄来自上帝。
因为“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上》15：22），我们当用心将生命的各个层面降服在上帝面前，顺服祂的旨意、祂的目标和祂的期望（注1）
顺服也是对诫命的履行（尽管我们未必能看到诫命的价值与意义）。这顺服是信心的果子，忠于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紧紧相连于上帝，因此融入上帝亲自编织的世界历史脉络。
上帝借着顺服的考验，唤醒及炼净亚伯拉罕的信心，“你要离开本地”（《创》12：1），“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创》17：1），“你带着你的儿子……把他献为燔祭”（《创》22：2）……
亚伯拉罕完全靠着上帝的话而活：他不断地走向上帝的应许。在亚伯拉罕和以撒 身上，我们清楚看到：上帝要求顺服，甚至要亚伯拉罕杀他“所爱的儿子”。亚伯拉罕顺服了，上帝也依约给予奖赏。（参《创》22：15-18；26：1-5）
亚伯拉罕到底是真心相信并遵从上帝，还是只是垂涎那份奖赏？布鲁格曼（Walter Brueggemann）说，这是个测试性问题：“一开始，上帝就是测试者；最后，上帝则是供应者。”布鲁格曼也问：“这位应许生命的上帝也能命令死亡吗？”毕竟，若要宣告“上帝必供应”，就必须有非常坚定的信心，包括相信上帝也会给予考验。我们是无法在上帝的考验和供应、命令和应许之间，二选一的（注2）。
坚定不移的爱
新约的顺服，聚焦在耶稣身上。耶稣是顺服的终极榜样，用自己的生命，示范了顺服。祂的一生，委身于遵行上帝的旨意（参《路》2：49），“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来》10：5-7）。
撒但在旷野对耶稣进行的3样试探，其实可以汇整为一：诱惑祂远离上帝的呼召！但从头到尾，耶稣都一心顺服上帝，抵挡试探。（参《太》4：1-11）
这样的试探，充满了耶稣的整个传道生涯。然而耶稣不像以色列民，祂一路顺服到底（注3）。祂教导门徒，每天要向父神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6：10）
当我们行出上帝的旨意，就是与上帝同在。我们是祂的儿女，彼此是兄弟姐妹。“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可》3：34-35）耶稣的话令人震惊：出于爱与顺服上帝的连结，能胜过人类的血缘关系。
尤其是根据使徒约翰所说，顺服上帝旨意，就能证明并显示出上帝的爱（参《约》14：31）。基督降世不是要来成就自己的旨意，而是要完成差祂者的旨意（参《约》4：34；6：38；9：4；10：18；12：49；15：10；17：4）。耶稣出于自由意志顺服上帝，“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约》18：11）
耶稣彻底的顺服，正显明祂那坚定不移的爱：“我这么做是照着父命令我的，为了让世人知道我爱父。”（《约》14：31，和合本修订版）
使徒保罗也极力强调顺服。对保罗而言，整部救恩历史，都攸关顺服上帝。透过基督的顺服，人类借由亚当传下来的不顺服便得到救赎（参《罗》5：19）。特别是《腓立比书》2：8，说到耶稣“ 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与《罗马书》5：19所要表达的意思相同，“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成了顺服的祭物（参《来》10：5-10）。基督的救赎，便意味着“信而顺服”（《罗》1：5，和合本修订版）。所以，基督徒即为顺服的人（参《罗》2：4；《林后》9：13；10：5），而耶稣基督是基督徒的唯一律法（参《林后》9：21，注4）。
耶稣在世时，呼召门徒来跟随祂，跟着祂行出上帝的旨意（参《太》7：21；12：50；18：14；21：28-31）。耶稣复活后，祂仍透过宣讲福音，呼召门徒以顺服的信心回应上帝（参《徒》6：7；《罗》1：5；16：26；《帖后》1：8）。对门徒的呼召，是要他们用顺服作回应，准备好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无论祂要领他们到哪里去）。想要跟随耶稣的人，一定要准备好完全顺服（参《路》14：25-33，注5）。
有条件的顺服
基督徒是一个共同体（参《林前》12：13），在圣灵的充满和激励下顺服，这包括对秩序的尊重，如对家庭、社群和国家（参《太》22：21；《门》21；《来》13：17；《罗》13：1-2），但最终仍是直接向上帝顺服。“我们必须顺从上帝，胜于顺从人”（《徒》5：29，和合本修订版）。所以，基督徒对政府、当权者的顺服必须在对上帝顺服的范围之内（注6）。
基督徒承认上帝有统治和命令的权柄，而顺服就是回应祂所启示的旨意。基督徒为“顺服的儿女”，是显示出他们与至高上帝之间的关系。
所有的权柄都出于上帝（参《罗》13：1），因此顺服合法、正当的权柄，就是顺服上帝，是美德！
若有权柄要人做违反上帝律法的事，那就不是正当的权柄。也就是说，如果在上掌权者命令我们做超越其权限的事，我们就没有义务服从。若当权者只是指导或建议做事的方向，我们更没有强行的责任、义务去遵从。
新约里的两种顺服
顺服上帝，也表现在我们对父母和师长的回应中（参《弗》6：1-9）。家庭是权柄发生的基本单位，圣经教导儿女要听从父母，如同十诫所命令的（参《弗》5：1-3；《西》3：20）。父母对儿女的权柄，就是养育孩子，直到他们成熟，能够独立生活。
根据彼得（参《彼前》3：1）和保罗（参《弗》5：22-23；《西》3：18）所言，妻子也应在各样事上，也就是所有和家庭有关的事上，顺服丈夫。同段经文也强调，家庭中夫妻之间、父母与儿女之间，都应该用爱来经营、管理。
保罗所教导夫妻之间的互动关系，值得在此详加阐述。派吉特（Alan Padgett）在著作《当基督顺服教会：关于领导与彼此顺服的圣经教导》（As Christ Submits to the Church: A Biblical Understanding of Leadership and Mutual Submission）中说，新约里明显有两种顺服：
一种是政治和军事上的顺服，包括对外来权柄的非自愿性顺服，乃属于阶级体制，并且是单向的。对此，派吉特称之为“第一种顺服”。
另外一种顺服，符合新约中hypatasso所含有的意思，“出于谦卑、怜悯或爱，自愿顺服于另一个人”（注7），那是发自内心的、个人的，不一定是永久的，却是相互的，这就是“第二种顺服”。作者认为，这是新约中的主要道德教导。
我们可以在使徒书信中，看到许多经文描述第二种顺服。其精髓就在《以弗所书》5：21。保罗透过此经节，指示夫妻要因敬畏上帝而彼此顺服。
仆人式领导
保罗书信的其他地方中，出现“彼此”（allëlois）一词（参《罗》1：12；15：5；《加》5：13、17、26；《弗》4：2、32），则是指教会的所有成员。派吉特说：“自愿性的顺服，是所有基督徒都应遵守的大原则，并非只有女人或奴隶才须这样做。”（注8）这份真诚的相互关系，也显示出，我们蒙召要活出《以弗所书》5：21中有别于第一种的顺服。
保罗书信中教导彼此顺服的经节，还包括《哥林多前书》7：3-4（夫妻对彼此拥有性的“权柄”），《加拉太书》5：13（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事），《罗马书》15：2（我们各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以及最崇高的《腓立比书》2：1-11，保罗呼吁读者要凭著爱而行，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是效法基督那充满爱的奴仆形像来造就他人（注9）。
彼此顺服，需要有人承担起仆人的角色，来满足他人的需要。这不是永久的，也无关乎阶级，而是有弹性、活泼的，并且是基于爱。对领导阶级的人来说，这样的彼此顺服，可以称作仆人式领导（servant leadership），也就是掌权者运用恩赐，使他人变得更有能力，尤其是那些较软弱的人。
必须受到公义的引导
然而综观整个教会历史，掌权者常常妄用顺服的呼召，压制那些受逼迫和贫穷的人（注10）。
为要抵抗这些试探，派吉特建议，彼此顺服所表达的爱，必须受到公义的引导（如此，彼此顺服的呼召，才不会被拿来当作虐待和压制的正当化理由）。另外，也必须受智慧的指引。这份智慧唯有上帝才能给予（可以平衡对自己、对邻舍的爱，亦能顾及公义）。
如同耶稣，彼得和保罗也清楚教导基督徒，政府官员的权柄来自上帝（参《太》22：21；《约》19：11；《彼前》2：13-17；《罗》1：1-7）。至于如何顺服遵守国家政权、法令，以及遵守到什么程度，争议很大。不过，大家都同意，公民有义务要尽其应尽的责任，以促进大众福祉。
当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太》22：21）祂并不是说凯撒和上帝有同等的权利，可以向我们要求属于我们的东西。相反地，祂是要告诉大家，这个声称属于凯撒的东西──刻有凯撒头像的钱币──一定要归还凯撒，这代表我们对社会秩序的尊重，而社会秩序是凭著上帝的应允而存在的。
我们对上帝──我们的创造主和救赎主，则有从一而终的忠心。这份忠心不属于、也不会给予人间的权柄。
基督徒在维持社会秩序的角色上，有义务顺服和支持政治权柄。社会的统治阶层本当是上帝审判的执行者，执行上帝对犯错者的愤怒。然而，《启示录》13章提醒我们，国家也有可能变得丧心病狂，甚至宣称自已拥有上帝的权力。也就是说，统治阶层本该是上帝的仆人，却时常反叛。
基督徒的效忠对象是上帝，祂左手拿着国家政权的宝剑，右手持着福音的怜悯与慈爱来统管世界。当我们对上帝的绝对忠心，与对政权的相对忠心互相冲突时，我们一定要“顺从上帝，不顺从人”（《徒》5：29）。
不过，基督徒如果因此违反了公民法律，也要耐心接受法律的惩罚，以显示对国家的尊重（注11）。
爱的回应和表达
奥古斯丁称顺服为一切道德的根源与维护（注12）。我们无须视顺服为对权柄效忠，可以正面地看作是培养美德和履行义务。依据圣经原则来操练顺服，可以帮助我们培养品格，使得活出圣经的要求与忠诚成为习惯。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我们就能随时随事地顺服，而不是刻意才能做到（注13）。
顺服不是机械式行为，也不是负面的，外力强加的，或是对奴隶的要求。顺服是有意识地要如此行，是自由的选择。顺服如果成为信徒的品格，信徒就能在各种环境下，都能敏锐觉察上帝的旨意，并且愿意遵循。尽管建立这样的品格路途漫长，但我们仍要让顺服的态度充满一生。
以顺服作为学习美德的方法，其根基是建立在“约”与“关系”上，而非以原则或意识形态为基础。意即，一个有合法权柄的人要求顺服，而被要求者也愿意自愿顺服，因为他认同双方之间的关系，但同时知道双方的意见可能冲突（注14）。
对基督徒而言，操练顺服与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息息相关。顺服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活出基督的样式。顺服使我们得以蒙受基督教传统的操练。
操练顺服可使我们深深扎根于圣经，使我们能够回应经文，分享生命与爱。这项操练是建立在与上帝的关系上，承认上帝有权统管我们的生命，也渴望自己的生命与上帝的旨意和谐一致。正如郝华斯（Stanley Hauerwas）和品曲斯（Charles Pinches）所言：
当基督徒顺服上帝，他们顺服的是基督教的上帝。也有人像亚拿尼亚和撒非喇一样，假藉顺服来欺骗上帝，也有人像亚伯拉罕一样完全顺服（因为他已从上帝的历史中学到，上帝是信实可靠的）。
顺服上帝，牵涉到历史，以及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在这份关系中，上帝发出基督徒必须遵守的命令。但此关系并非只是建立在命令和顺服上。例如基督徒之所以信靠上帝、盼望上帝的应许，是因为他们透过上帝……牺牲儿子耶稣等故事，认识了上帝。借着学习这些事，他们就能谈论“信靠”或“盼望”，这也是我们现在所知的广义的顺服的一部分（注15）。
顺服不是终点，也不是只为了顺服。顺服是我们学习和操练个人道德义务的方法。这道德义务，是与基督信仰之“法则”相符的。遵守指令，可能需要我们在不明白原因或重要性之时就先顺服（注16）。
有时候，我们必须“做我们被吩咐要做的事”。即使我们的意志和情感并不愿如此行（注17），却仍然参与在这善工之中，因为我们知道，透过顺服的操练有其良善益处。尽管我们仍在厘清“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我们仍然不由自主地接受这份操练的塑造（注18）。
顺服的终极表现是基督的爱。在基督里，爱与顺服相互连结。基督透过受死展现出对父的爱，以及祂对父神命令的顺服（参《约》14：31）。在基督里，“爱”暗指著顺服。但“爱”将顺服之意，从严守律法字句转变成愿意回应父神的旨意。爱的顺服，超越了对律法命令的顺服。
的确，“爱成全了律法”。而且，即使基督徒顺服到彻底、完全的地步，也必须是出于对爱的回应，是爱的表达。当我们自由选择在爱里顺服，这自由乃是不受他人影响而得的自由，是为与他人相处、为他人而活、以他人为中心的自由（注19）。
应该继续颂唱吗？
对基督信仰中“顺服权柄”的误用，也曾促成独裁和阶级化的教会组织，只鼓励教会会友高举顺服，而不是诚实地藉良心分辨是非，把顺服视为对教会和政府命令的主要回应（注20）。这在历史上，给社会带来悲惨的后果。神学家们指出，宗教信仰认可的盲目服从，已对人类心灵造成恶劣影响。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写了一本《服从的危险》（Obedience to Authority, Haprper & Row），叙述他在耶鲁大学所做的一连串特殊实验，测试人类为了服从命令，愿意做出多残酷的行为。米尔格伦的实验得到骇人的结果，证明在当权者下令施予刑罚时，人类愿意对他人施加痛苦（注21）。一个专门报导米尔格伦的网站，对此实验过程叙述如下：
他惊讶地发现，竟然有65％的受试者──美国纽哈芬市（New Haven）的平民老百姓──愿意对苦苦求饶的受害者施予明显的电击，甚至超过450伏特，只因实验单位命令他们这么做，完全不管受害者并没有做任何事该受如此刑罚。事实上，受害者是个优秀的演员，他并没有真正遭受电击。实验结束后，也告知了受试者真相。但是对多数受试者来说，整个实验的经历非常真实，且令人兴奋、紧张（注22）。
服从权柄是人类心理的重要特质（即使权柄发出了明显错误的命令）。米尔格伦如此解释：“听命行事且心无恶意的平民老百姓，很有可能会成为恐怖毁灭行动的棋子。再者，就算其行为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非常明显，而且他们被要求执行的举动违反基本的道德良心，还是很少人能拥有所需的资源来抵抗权威。”（注23）
米尔格伦作出结论，认为不服从“是一条艰困之路，只有少数受试者能够坚持到底不顺服……不顺服的举动必须动用到内心的力量，而内心力量的转换，超越了原有的成见，并且不单只是口头言语的转换，而是诉诸行动。但这么做会耗掉许多精神力量。”（注24）
我们就此可以看到两个相关现象：第一，当权者（包括教会当权者）在要求顺服时所拥有的力量；第二，教会会友若有不顺服之意，可能面对的极大的困难。
即便如此，教会应该继续颂唱《信而顺服》吗？当然是。我们应怀着热情与深深感恩的心来唱，因为这首诗歌写出人对上帝及其话语信而顺服时的实际景况。信而顺服也塑造我们的生命和整个基督徒群体。我们蒙召要顺服，要遵守诗歌中的道德异象，并且努力让经文伴我们同行、诠释我们的生命。
对基督徒来说，顺服不是负面、外力强迫或对奴隶的要求，也不是被动顺服或盲从。顺服并不会压抑我们的创造力，相反地，是我们全心全意听从上帝的呼召。而这位上帝，已经先爱我们了（参《申》4：37；7：8；10：15；《约壹》4：19），而且祂的旨意为所有人带来丰盛的生命（参《约》10：10）。
注：
1. Alberto Bondolfi and David Stubbs, “Obedience”, The Encycopedia of Christianity, Vol 3, editors, Erwin Fahlbusch … [et al.] ; translator and English-language editor, Geoffrey W. Bromiley ; statistical editor, David B. Barrett ; foreword, Jaroslav Pelikan （Grand Rapids, Mich.: W.B. Eerdmans; Leiden: Brill, 1999-2008）, 806-808.
2. Brueggemann W., Genesis Interpretation A Bible Commentary for Teaching and Preaching, eds, Mays J.L., Miller P.D., Acthemeier P.J., John Knox Press, Atlanta: 1982.
3. Karl Rahner, “Christ as the Exemplar of Clerical Obedience,” Obedience and the Church(Washington: Corpus Books, 1968), 6-15. A Carthusian, The Freedom of Obedience, Translated by an Anglican Solitary(Kalamazoo, Michigan: Cistercian Publication, 1998), 32-40.
4.同上，第32-38、41-46页。
5.同上，p. 43-55页。
6.同上，p. 47-55。
7.Alan Padgett, Christ Submits to the Church: A Biblical Understanding of Leadership and Mutual Submission(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Academics, 2011), 39.
8.同上，p. 41。
9.同上，p. 79 f。
10.同上，p.125 f。
11.Donald Bloesch, Freedom for Obedience(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7), 143-144.
12.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Book, XIV. 12.（中文版：《上帝之城》，奥古斯丁著）
13.Wyndy Corbin Reuschling, “Trust and Obey”: The Danger of Obedience as Duty in Evangelical Ethic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Christian Ethics., Vol. 25, No. 2, Fall/Winter 20, 68-70.
14.Stanley Hauerwas and Charles Pinches, Christians among the Virtues(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7), 135.
15.同上，第141-142页。
16.同上，第68-70页。
17.出处同上，第68-70页。
18.Wyndy Corbin Reuschling, Reviving Evangelical Ethics(Grand Rapids, Michigan: Brazos Press, 2008), 84.
19.Bloesch, Freedom for Obedience, 78-81.
20.Dorothee Soelle, Beyond Mere Obedience, Translated by Lawrence Denef(New York: The Pilgrim Press, 1982).
21. Stanley Milgram, Obedience to Authority(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Books, 1974).
22.http://www.stanleymilgram.com/milgram.php, accessed 18 October 2014.
23.同上，p. 6。
24.同上，p.163。
作者任教于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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