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學信
老詩歌《信而順服》（When We Walk with the Lord, 1887。編註）至今仍在許多教會中傳唱。如歌詞所言，信而順服是“得耶穌喜愛”的唯一途徑。
現代文化高舉獨立、自主，極力強調個人主義和個人自由，認為“信和順服”與“快樂、良善”沒什麼關係，與“道德”沾不上邊，甚至反而與“必要之惡”（編註：Necessary Evil，也有人意譯為“兩害取其輕”）息息相關。
我們身處的文化，對權力充滿恐懼，迴避順服，因為順服必帶出權力──更確切地說，是來自自身之外、施加在自身上的權力。這正與現今之人反權力，並提倡自我表達、獨立自主、自由的願望衝突。
然而，人們也發現，若無某種程度的順服，社會生活就無法進行。大家因而願意在盡可能自我決定目標的前提下，做出最小程度的順服。即使基督徒也是如此。
這樣的順服觀，與聖經教導和基督教傳統，是完全抵觸的。
用心傾聽與回應
順服是基督信仰中不可或缺的。然而，多數基督徒對於“順服”，融入了後啟蒙時代自由主義的假設與觀念，尤其容易站在反權力和個人權益的角度來理解順服。
基督徒之所以產生這樣的問題，主要是因為缺乏整全的聖經觀和神學基礎，只會藉著高談順服來欺騙自己，說自己一定要活出信仰、為信仰作見證，但實際卻背道而馳。
基督徒對順服的認識，絕不能脫離聖經，不能脫離基督，尤其是福音書中所提及的耶穌在世上的工作和教導，也不能脫離教會忠於耶穌之天國異象的生命塑造。
順服（obedience），字源是ob-audire，意思是“聽”或“傾聽”，意味著有意願聆聽他人，並遵行他人旨意。這個希伯來字，不僅有被動接收聲音的意思，還有積極、忠心順服之意。《申命記》6：4就是例子：“以色列啊，你要聽！……”對信徒而言，順服代表聽上帝的話，並且服從上帝的旨意。相信上帝就是順服上帝。
順服是基督教的中心要義。舊約中，“道德”的原意包含了順服上帝的旨意。順服是上帝子民守約的義務。不順服約的律法，就有懲罰，無法用其他順服時所領受的恩典來抵消。耶和華呼召祂的子民：“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 （《出》19：5）。上帝透過約，和祂在百姓中所揀選的代表說話（參《出》19：5；《申》4-5）。因此，百姓也當順服行政長官，因為其權柄來自上帝。
因為“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撒上》15：22），我們當用心將生命的各個層面降服在上帝面前，順服祂的旨意、祂的目標和祂的期望（註1）
順服也是對誡命的履行（儘管我們未必能看到誡命的價值與意義）。這順服是信心的果子，忠於上帝所說的每一句話，緊緊相連於上帝，因此融入上帝親自編織的世界歷史脈絡。
上帝藉著順服的考驗，喚醒及煉淨亞伯拉罕的信心，“你要離開本地”（《創》12：1），“你當在我面前作完全人”（《創》17：1），“你帶著你的兒子……把他獻為燔祭”（《創》22：2）……
亞伯拉罕完全靠著上帝的話而活：他不斷地走向上帝的應許。在亞伯拉罕和以撒 身上，我們清楚看到：上帝要求順服，甚至要亞伯拉罕殺他“所愛的兒子”。亞伯拉罕順服了，上帝也依約給予獎賞。（參《創》22：15-18；26：1-5）
亞伯拉罕到底是真心相信並遵從上帝，還是只是垂涎那份獎賞？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說，這是個測試性問題：“一開始，上帝就是測試者；最後，上帝則是供應者。”布魯格曼也問：“這位應許生命的上帝也能命令死亡嗎？”畢竟，若要宣告“上帝必供應”，就必須有非常堅定的信心，包括相信上帝也會給予考驗。我們是無法在上帝的考驗和供應、命令和應許之間，二選一的（註2）。
堅定不移的愛
新約的順服，聚焦在耶穌身上。耶穌是順服的終極榜樣，用自己的生命，示範了順服。祂的一生，委身於遵行上帝的旨意（參《路》2：49），“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上帝啊，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來》10：5-7）。
撒但在曠野對耶穌進行的3樣試探，其實可以彙整為一：誘惑祂遠離上帝的呼召！但從頭到尾，耶穌都一心順服上帝，抵擋試探。（參《太》4：1-11）
這樣的試探，充滿了耶穌的整個傳道生涯。然而耶穌不像以色列民，祂一路順服到底（註3）。祂教導門徒，每天要向父神禱告：“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6：10）
當我們行出上帝的旨意，就是與上帝同在。我們是祂的兒女，彼此是兄弟姐妹。“看哪！我的母親，我的弟兄。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了。”（《可》3：34-35）耶穌的話令人震驚：出於愛與順服上帝的連結，能勝過人類的血緣關係。
尤其是根據使徒約翰所說，順服上帝旨意，就能證明並顯示出上帝的愛（參《約》14：31）。基督降世不是要來成就自己的旨意，而是要完成差祂者的旨意（參《約》4：34；6：38；9：4；10：18；12：49；15：10；17：4）。耶穌出於自由意志順服上帝，“我父所給我的那杯，我豈可不喝呢？”（《約》18：11）
耶穌徹底的順服，正顯明祂那堅定不移的愛：“我這麼做是照著父命令我的，為了讓世人知道我愛父。”（《約》14：31，和合本修訂版）
使徒保羅也極力強調順服。對保羅而言，整部救恩歷史，都攸關順服上帝。透過基督的順服，人類藉由亞當傳下來的不順服便得到救贖（參《羅》5：19）。特別是《腓立比書》2：8，說到耶穌“ 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這與《羅馬書》5：19所要表達的意思相同，“因一人的順從，眾人也成為義了”。
耶穌死在十字架上，成了順服的祭物（參《來》10：5-10）。基督的救贖，便意味著“信而順服”（《羅》1：5，和合本修訂版）。所以，基督徒即為順服的人（參《羅》2：4；《林後》9：13；10：5），而耶穌基督是基督徒的唯一律法（參《林後》9：21，註4）。
耶穌在世時，呼召門徒來跟隨祂，跟著祂行出上帝的旨意（參《太》7：21；12：50；18：14；21：28-31）。耶穌復活後，祂仍透過宣講福音，呼召門徒以順服的信心回應上帝（參《徒》6：7；《羅》1：5；16：26；《帖後》1：8）。對門徒的呼召，是要他們用順服作回應，準備好撇下一切來跟隨耶穌（無論祂要領他們到哪裡去）。想要跟隨耶穌的人，一定要準備好完全順服（參《路》14：25-33，註5）。
有條件的順服
基督徒是一個共同體（參《林前》12：13），在聖靈的充滿和激勵下順服，這包括對秩序的尊重，如對家庭、社群和國家（參《太》22：21；《門》21；《來》13：17；《羅》13：1-2），但最終仍是直接向上帝順服。“我們必須順從上帝，勝於順從人”（《徒》5：29，和合本修訂版）。所以，基督徒對政府、當權者的順服必須在對上帝順服的範圍之內（註6）。
基督徒承認上帝有統治和命令的權柄，而順服就是回應祂所啟示的旨意。基督徒為“順服的兒女”，是顯示出他們與至高上帝之間的關係。
所有的權柄都出於上帝（參《羅》13：1），因此順服合法、正當的權柄，就是順服上帝，是美德！
若有權柄要人做違反上帝律法的事，那就不是正當的權柄。也就是說，如果在上掌權者命令我們做超越其權限的事，我們就沒有義務服從。若當權者只是指導或建議做事的方向，我們更沒有強行的責任、義務去遵從。
新約裡的兩種順服
順服上帝，也表現在我們對父母和師長的回應中（參《弗》6：1-9）。家庭是權柄發生的基本單位，聖經教導兒女要聽從父母，如同十誡所命令的（參《弗》5：1-3；《西》3：20）。父母對兒女的權柄，就是養育孩子，直到他們成熟，能夠獨立生活。
根據彼得（參《彼前》3：1）和保羅（參《弗》5：22-23；《西》3：18）所言，妻子也應在各樣事上，也就是所有和家庭有關的事上，順服丈夫。同段經文也強調，家庭中夫妻之間、父母與兒女之間，都應該用愛來經營、管理。
保羅所教導夫妻之間的互動關係，值得在此詳加闡述。派吉特（Alan Padgett）在著作《當基督順服教會：關於領導與彼此順服的聖經教導》（As Christ Submits to the Church: A Biblical Understanding of Leadership and Mutual Submission）中說，新約裡明顯有兩種順服：
一種是政治和軍事上的順服，包括對外來權柄的非自願性順服，乃屬於階級體制，並且是單向的。對此，派吉特稱之為“第一種順服”。
另外一種順服，符合新約中hypatasso所含有的意思，“出於謙卑、憐憫或愛，自願順服於另一個人”（註7），那是發自內心的、個人的，不一定是永久的，卻是相互的，這就是“第二種順服”。作者認為，這是新約中的主要道德教導。
我們可以在使徒書信中，看到許多經文描述第二種順服。其精髓就在《以弗所書》5：21。保羅透過此經節，指示夫妻要因敬畏上帝而彼此順服。
僕人式領導
保羅書信的其他地方中，出現“彼此”（allëlois）一詞（參《羅》1：12；15：5；《加》5：13、17、26；《弗》4：2、32），則是指教會的所有成員。派吉特說：“自願性的順服，是所有基督徒都應遵守的大原則，並非只有女人或奴隸才須這樣做。”（註8）這份真誠的相互關係，也顯示出，我們蒙召要活出《以弗所書》5：21中有別於第一種的順服。
保羅書信中教導彼此順服的經節，還包括《哥林多前書》7：3-4（夫妻對彼此擁有性的“權柄”），《加拉太書》5：13（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事），《羅馬書》15：2（我們各人務要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處，建立德行。），以及最崇高的《腓立比書》2：1-11，保羅呼籲讀者要憑著愛而行，不求自己的益處，而是效法基督那充滿愛的奴僕形像來造就他人（註9）。
彼此順服，需要有人承擔起僕人的角色，來滿足他人的需要。這不是永久的，也無關乎階級，而是有彈性、活潑的，並且是基於愛。對領導階級的人來說，這樣的彼此順服，可以稱作僕人式領導（servant leadership），也就是掌權者運用恩賜，使他人變得更有能力，尤其是那些較軟弱的人。
必須受到公義的引導
然而綜觀整個教會歷史，掌權者常常妄用順服的呼召，壓制那些受逼迫和貧窮的人（註10）。
為要抵抗這些試探，派吉特建議，彼此順服所表達的愛，必須受到公義的引導（如此，彼此順服的呼召，才不會被拿來當作虐待和壓制的正當化理由）。另外，也必須受智慧的指引。這份智慧唯有上帝才能給予（可以平衡對自己、對鄰舍的愛，亦能顧及公義）。
如同耶穌，彼得和保羅也清楚教導基督徒，政府官員的權柄來自上帝（參《太》22：21；《約》19：11；《彼前》2：13-17；《羅》1：1-7）。至於如何順服遵守國家政權、法令，以及遵守到什麼程度，爭議很大。不過，大家都同意，公民有義務要盡其應盡的責任，以促進大眾福祉。
當耶穌說：“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太》22：21）祂並不是說凱撒和上帝有同等的權利，可以向我們要求屬於我們的東西。相反地，祂是要告訴大家，這個聲稱屬於凱撒的東西──刻有凱撒頭像的錢幣──一定要歸還凱撒，這代表我們對社會秩序的尊重，而社會秩序是憑著上帝的應允而存在的。
我們對上帝──我們的創造主和救贖主，則有從一而終的忠心。這份忠心不屬於、也不會給予人間的權柄。
基督徒在維持社會秩序的角色上，有義務順服和支持政治權柄。社會的統治階層本當是上帝審判的執行者，執行上帝對犯錯者的憤怒。然而，《啟示錄》13章提醒我們，國家也有可能變得喪心病狂，甚至宣稱自已擁有上帝的權力。也就是說，統治階層本該是上帝的僕人，卻時常反叛。
基督徒的效忠對象是上帝，祂左手拿著國家政權的寶劍，右手持著福音的憐憫與慈愛來統管世界。當我們對上帝的絕對忠心，與對政權的相對忠心互相衝突時，我們一定要“順從上帝，不順從人”（《徒》5：29）。
不過，基督徒如果因此違反了公民法律，也要耐心接受法律的懲罰，以顯示對國家的尊重（註11）。
愛的回應和表達
奧古斯丁稱順服為一切道德的根源與維護（註12）。我們無須視順服為對權柄效忠，可以正面地看作是培養美德和履行義務。依據聖經原則來操練順服，可以幫助我們培養品格，使得活出聖經的要求與忠誠成為習慣。經過一段時間的操練，我們就能隨時隨事地順服，而不是刻意才能做到（註13）。
順服不是機械式行為，也不是負面的，外力強加的，或是對奴隸的要求。順服是有意識地要如此行，是自由的選擇。順服如果成為信徒的品格，信徒就能在各種環境下，都能敏銳覺察上帝的旨意，並且願意遵循。儘管建立這樣的品格路途漫長，但我們仍要讓順服的態度充滿一生。
以順服作為學習美德的方法，其根基是建立在“約”與“關係”上，而非以原則或意識形態為基礎。意即，一個有合法權柄的人要求順服，而被要求者也願意自願順服，因為他認同雙方之間的關係，但同時知道雙方的意見可能衝突（註14）。
對基督徒而言，操練順服與我們和上帝的關係息息相關。順服可以幫助我們學習活出基督的樣式。順服使我們得以蒙受基督教傳統的操練。
操練順服可使我們深深扎根於聖經，使我們能夠回應經文，分享生命與愛。這項操練是建立在與上帝的關係上，承認上帝有權統管我們的生命，也渴望自己的生命與上帝的旨意和諧一致。正如郝華斯（Stanley Hauerwas）和品曲斯（Charles Pinches）所言：
當基督徒順服上帝，他們順服的是基督教的上帝。也有人像亞拿尼亞和撒非喇一樣，假藉順服來欺騙上帝，也有人像亞伯拉罕一樣完全順服（因為他已從上帝的歷史中學到，上帝是信實可靠的）。
順服上帝，牽涉到歷史，以及個人與上帝的關係。在這份關係中，上帝發出基督徒必須遵守的命令。但此關係並非只是建立在命令和順服上。例如基督徒之所以信靠上帝、盼望上帝的應許，是因為他們透過上帝……犧牲兒子耶穌等故事，認識了上帝。藉著學習這些事，他們就能談論“信靠”或“盼望”，這也是我們現在所知的廣義的順服的一部分（註15）。
順服不是終點，也不是只為了順服。順服是我們學習和操練個人道德義務的方法。這道德義務，是與基督信仰之“法則”相符的。遵守指令，可能需要我們在不明白原因或重要性之時就先順服（註16）。
有時候，我們必須“做我們被吩咐要做的事”。即使我們的意志和情感並不願如此行（註17），卻仍然參與在這善工之中，因為我們知道，透過順服的操練有其良善益處。儘管我們仍在釐清“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我們仍然不由自主地接受這份操練的塑造（註18）。
順服的終極表現是基督的愛。在基督裡，愛與順服相互連結。基督透過受死展現出對父的愛，以及祂對父神命令的順服（參《約》14：31）。在基督裡，“愛”暗指著順服。但“愛”將順服之意，從嚴守律法字句轉變成願意回應父神的旨意。愛的順服，超越了對律法命令的順服。
的確，“愛成全了律法”。而且，即使基督徒順服到徹底、完全的地步，也必須是出於對愛的回應，是愛的表達。當我們自由選擇在愛裡順服，這自由乃是不受他人影響而得的自由，是為與他人相處、為他人而活、以他人為中心的自由（註19）。
應該繼續頌唱嗎？
對基督信仰中“順服權柄”的誤用，也曾促成獨裁和階級化的教會組織，只鼓勵教會會友高舉順服，而不是誠實地藉良心分辨是非，把順服視為對教會和政府命令的主要回應（註20）。這在歷史上，給社會帶來悲慘的後果。神學家們指出，宗教信仰認可的盲目服從，已對人類心靈造成惡劣影響。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米爾格倫（Stanley Milgram），寫了一本《服從的危險》（Obedience to Authority, Haprper & Row），敘述他在耶魯大學所做的一連串特殊實驗，測試人類為了服從命令，願意做出多殘酷的行為。米爾格倫的實驗得到駭人的結果，證明在當權者下令施予刑罰時，人類願意對他人施加痛苦（註21）。一個專門報導米爾格倫的網站，對此實驗過程敘述如下：
他驚訝地發現，竟然有65％的受試者──美國紐哈芬市（New Haven）的平民老百姓──願意對苦苦求饒的受害者施予明顯的電擊，甚至超過450伏特，只因實驗單位命令他們這麼做，完全不管受害者並沒有做任何事該受如此刑罰。事實上，受害者是個優秀的演員，他並沒有真正遭受電擊。實驗結束後，也告知了受試者真相。但是對多數受試者來說，整個實驗的經歷非常真實，且令人興奮、緊張（註22）。
服從權柄是人類心理的重要特質（即使權柄發出了明顯錯誤的命令）。米爾格倫如此解釋：“聽命行事且心無惡意的平民老百姓，很有可能會成為恐怖毀滅行動的棋子。再者，就算其行為所造成的毀滅性影響非常明顯，而且他們被要求執行的舉動違反基本的道德良心，還是很少人能擁有所需的資源來抵抗權威。”（註23）
米爾格倫作出結論，認為不服從“是一條艱困之路，只有少數受試者能夠堅持到底不順服……不順服的舉動必須動用到內心的力量，而內心力量的轉換，超越了原有的成見，並且不單只是口頭言語的轉換，而是訴諸行動。但這麼做會耗掉許多精神力量。”（註24）
我們就此可以看到兩個相關現象：第一，當權者（包括教會當權者）在要求順服時所擁有的力量；第二，教會會友若有不順服之意，可能面對的極大的困難。
即便如此，教會應該繼續頌唱《信而順服》嗎？當然是。我們應懷著熱情與深深感恩的心來唱，因為這首詩歌寫出人對上帝及其話語信而順服時的實際景況。信而順服也塑造我們的生命和整個基督徒群體。我們蒙召要順服，要遵守詩歌中的道德異象，並且努力讓經文伴我們同行、詮釋我們的生命。
對基督徒來說，順服不是負面、外力強迫或對奴隸的要求，也不是被動順服或盲從。順服並不會壓抑我們的創造力，相反地，是我們全心全意聽從上帝的呼召。而這位上帝，已經先愛我們了（參《申》4：37；7：8；10：15；《約壹》4：19），而且祂的旨意為所有人帶來豐盛的生命（參《約》10：10）。
註：
1. Alberto Bondolfi and David Stubbs, “Obedience”, The Encycopedia of Christianity, Vol 3, editors, Erwin Fahlbusch … [et al.] ; translator and English-language editor, Geoffrey W. Bromiley ; statistical editor, David B. Barrett ; foreword, Jaroslav Pelikan （Grand Rapids, Mich.: W.B. Eerdmans; Leiden: Brill, 1999-2008）, 806-808.
2. Brueggemann W., Genesis Interpretation A Bible Commentary for Teaching and Preaching, eds, Mays J.L., Miller P.D., Acthemeier P.J., John Knox Press, Atlanta: 1982.
3. Karl Rahner, “Christ as the Exemplar of Clerical Obedience,” Obedience and the Church(Washington: Corpus Books, 1968), 6-15. A Carthusian, The Freedom of Obedience, Translated by an Anglican Solitary(Kalamazoo, Michigan: Cistercian Publication, 1998), 32-40.
4.同上，第32-38、41-46頁。
5.同上，p. 43-55頁。
6.同上，p. 47-55。
7.Alan Padgett, Christ Submits to the Church: A Biblical Understanding of Leadership and Mutual Submission(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Academics, 2011), 39.
8.同上，p. 41。
9.同上，p. 79 f。
10.同上，p.125 f。
11.Donald Bloesch, Freedom for Obedience(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7), 143-144.
12.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Book, XIV. 12.（中文版：《上帝之城》，奧古斯丁著）
13.Wyndy Corbin Reuschling, “Trust and Obey”: The Danger of Obedience as Duty in Evangelical Ethic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Christian Ethics., Vol. 25, No. 2, Fall/Winter 20, 68-70.
14.Stanley Hauerwas and Charles Pinches, Christians among the Virtues(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7), 135.
15.同上，第141-142頁。
16.同上，第68-70頁。
17.出處同上，第68-70頁。
18.Wyndy Corbin Reuschling, Reviving Evangelical Ethics(Grand Rapids, Michigan: Brazos Press, 2008), 84.
19.Bloesch, Freedom for Obedience, 78-81.
20.Dorothee Soelle, Beyond Mere Obedience, Translated by Lawrence Denef(New York: The Pilgrim Press, 1982).
21. Stanley Milgram, Obedience to Authority(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Books, 1974).
22.http://www.stanleymilgram.com/milgram.php, accessed 18 October 2014.
23.同上，p. 6。
24.同上，p.163。
作者任教於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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