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文郁

本文原刊於《舉目》55期

文革与教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國開始發動。這是一場以割裂傳統、進入嶄新社會為目的的革命。整個中國大陸被染成了紅色。在中國人的傳統審美中，紅色是歡快、喜樂的顏色，但是，這個時期的紅色則是血色。紅旗是血染的，紅寶書是血染的，紅衛兵當然也是染了血的。

        這一切，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下，視為理所當然──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暴動，是鬥爭，是必須流血的！

浩劫之中的教會

        在紅色的渲染下，中國人都興奮起來了。一方面，他們對未來充滿美好盼望；另一方面，他們奮不顧身地要去打破和掃除一切在他們眼中的障礙。

        教會顯然跟不上這種政治形勢的發展。

        在政府的意識形態中，不但沒有宗教的地位，反而認為宗教是不科學的、過時的，是阻礙社會發展的包袱，必須拋棄。因此，讓宗教完全消失，這對於社會、國家、人民來說，乃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三自運動，就其原始動機而言，就是要讓基督教平穩地消失。有不少教會領袖在加入三自教會之初，以為可以在順服政府的前提下，繼續發展教會事業，後來終於發現，這不過是一廂情願。

         對此，王明道說：“從三自會成立的那一天起， 中國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信仰自由’。你要‘信仰自由’麼？ 可以，但是必須加入三自會。加入以後就把你化掉，化到無神那一邊去了。他們不會逼著你、叫你說無神，你自己就不敢提到神了。”（《又四十年》，第7章）如 此清醒的王明道，是不見容於政府的，於是他在監獄呆了20餘年。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五一六通知》，這便是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從此，中國人就掉進了一個大漩渦，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捲入其中。

        很快地，紅衛兵運動成為潮流，沖刷著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所有公開的三自教會及教堂，都首當其衝成了被攻擊對象。紅衛兵佔領教堂，批鬥神職人員，燒毀聖經和其他屬靈書籍。於是，一個接一個，三自教會在公共視野中消失了。

        當然，文化大革命並不是專門針對基督教的運動。紅衛兵要攻擊、摧毀一切“舊事物、舊傳統、舊習俗”——基督教是宗教，一切宗教都是落後的、迷信的、陳舊的，必須掃除！
        這豈是三自教會的領袖能夠阻擋的？！我們來讀一段曹聖潔牧師（中國基督教協會第五屆會長）在2002年的回憶：

        “我自1959年被借調到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為三自主席吳耀宗先生當秘書，1962年正式納入全國三自編制，一直工作到1966年。在這段日子 裡，我親身體驗到像吳耀宗這樣的基督教人士切實愛國愛教的情懷。即使在上世紀60年代宗教陷於困難境地時，他仍堅持愛國，並相信基督教的真理核心終會被人 認識……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被安排去上海市直屬機關五七幹校，在嘉定外崗勞動……這個時期，我的思想極度困惑，看不到教會的前途，更無法理解基督教中的愛國力量為什麼也要被打倒……”

        文中的“愛國力量”，指的就是三自教會。字裡行間似乎隱含了對非三自教會的指責，即認為他們是不愛國的──因為他們（倪柝聲以及那些脫離三自教會的基督徒） 是在控訴美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中國的運動（1950-54年）中，退出三自教會的。這裡，我不是要追問這場控訴運動的是是非非。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 是，曹聖潔牧師的困惑，表達了三自教會的許多領袖在文革時期的困惑。

死亡線上的教會

        70年代的中國，所有教堂都改作他用（工廠、倉庫等），三自教會徒具虛名。在公開場合，我們看不到敬拜讚美、聚會禱告、福音團契等等。總之，看不到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宗教活動。三自教會名存實亡。

        甚至，基督教這個詞，也越來越少人提起。基督教幾乎在中國社會的公開視野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作為外交需要的擺設，政府保留了一些與外交相關的宗教活動，如開放北京南堂天主教堂（1971年），和北京米市街教堂（1972年）等，供外交人員主日敬拜使用（但不允許中國信徒進入）。

       出於同樣的需要，政府也讓一些宗教人士露面。丁光訓因此作為基督教的代表，出面接待外賓。身為聖公會主教（浙江教區，1955年），丁光訓必須和政府保持政 治上的統一口徑。在70年代的涉外談話中，他反覆指出，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文化工具。同時，他也實話實說：中國基督教日益衰落，並可能完全消失。 不過這樣的話，是不會出現在中國公開的報刊上的。

        中國教會哪去了？她真的已經衰落並消失了嗎？

        我們再來看看家庭教會。三自運動之後，一批基督徒不願意加入三自教會。他們組成家庭教會，消失於公共視野。也許正因為家庭教會不具公開性，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就沒有受到紅衛兵運動的直接衝擊，而且在最狂熱的時期，家庭教會也沒有停止聚會。

        然而，文化大革命是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沒有人可以置身度外，也沒有世外桃源。這是人和人之間關係高度緊張的時期，人人自危，甚至親人之間也常常相互舉報。 1975期間，在上海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婚禮當晚，新郎向新娘傳福音。第二天，新娘就舉報了他。政府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處新郎10年徒刑。這種舉 報親人的事，當時屢見不鮮，乃是文革期間人際關係的真實寫照。

        因此，家庭教會的聚會必須更加秘密，更加不為人所知。不少教會，將聚會時間改為半夜或凌晨。聚會的地點，或者在荒野無人處，或者在佈置得密不透風的房子裡。彼此之間的聯繫也是單線的。除了在教會內，沒有人敢公開宣稱自己是基督徒，免得有人告密。

        對於政府來說，所有的家庭聚會，一旦發現，立即取締；無論是家庭教會的領袖，還是信徒，都立即逮捕、判刑和勞改。地方政府和家庭教會之間的關係如同捉迷藏。 在這種嚴酷的環境中，發生了很多令人感動、讚歎、流淚的事情，見證著上帝的帶領。但是，從這些故事中，我們也看到，家庭教會就像見不得人的秘密組織，東藏 西躲。沒有公開的福音宣講，沒有基督徒身分的宣告。聖經不在桌面上，信仰深藏不露，聚會偷偷摸摸。

        重溫這段歷史，我們除了讚歎上帝在家庭教會中的作為，除了相信上帝在歷史上的主權，還是禁不住要問：這就是中國教會嗎？難道上帝要在中國建立秘密組織？如此，耶穌的名何以彰顯？

        也許，我們至少可以說，家庭教會是中國教會的小小側影。但是，中國教會哪去了？

何為教會的基石

        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1517年），涉及了教會根基的爭論。根據羅馬教廷的說法，教會是建立在教宗身上的。這個說法，是以《馬太福音》的一段經文為據 ——耶穌對彼得說：“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意思是‘石頭’，編註），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 （《太》16：18）

        彼得是羅馬教會的創始人。早期教會在傳承上有一個基本的理論，那就是，我們所信的來自於使徒所傳的。使徒傳承就是聖靈的洗禮。在儀式上，使徒按手傳承聖靈， 稱為按手禮。歷代的每一位羅馬主教（教宗），都在按手禮中，從使徒彼得那裡承傳聖靈。這個從使徒那裡傳承下來的聖靈，乃是教會的基石。歷代羅馬主教既然承 傳了這聖靈，他們因而就是教會的基石。也就是說，教宗的權威來自聖靈，不可動搖。反對教宗的權威，等於動搖教會基石。

         然而，馬丁．路德反 對羅馬教廷的這種解釋。他認為，彼得是在信心中向耶穌懺悔，因而耶穌把教會建立在他身上。而且，聖靈並不是在按手禮中傳遞的，而是在人的信心上進駐並與之 同在的。這就是說，耶穌是把教會建立在彼得的信心上，而不是在彼得的心思意念或其他什麼因素上。只有信心，才是教會的基石。

        這場爭論，對新教的教會觀具有深遠意義。我們看到，文革期間，基督教消失於中國社會的公共視野，但是，教會還在！因為，基督信仰還在中國人的心中！換言之，只要還有中 國人持守著基督信仰，中國教會的根基就還在，中國教會就不會倒塌，不會消失。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特別是在文革這樣的政治運動中，這些中國人的基督信 仰，愈發深入他們的生存，成為他們生命的支柱，支配著他們的心思意念和判斷選擇。

        於是，我們有了地地道道的中國人的見證。這些見證在上帝的計劃中，必將為人所知，散發能量，把上帝所揀選的中國人召集在一起！這樣的基督信仰，是在中國人的生存經歷中建立起來的，是經歷了考驗的，因而是中國教會的真正基石。

在信心中的教會

        在追蹤中國教會的蹤跡時，我們需要對“信心”一詞有所界定。

        路德談過“信心”和“理解”的差異。他說，只要我們相信耶穌是基督，相信聖經是上帝的話語，那麼，我們對經文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釋，並不會影響我們的救恩。路德鼓勵信徒大膽地根據自己的理解去生活。

        信心是連接我們和上帝的通道。上帝藉著我們的信心，祝福並帶領我們，而我們在信心中領受上帝的祝福和帶領。當然，人是在理解─判斷─選擇中，進入生存的。這就是說，神的祝福必須轉化為信徒的理解─判斷─選擇，然後才能進入信徒的生活。

        在路德看來，只要在信心中，這些理解─判斷─選擇，儘管不同，但都得祝福。而我們也發現，正是在信心中，中國教會的根基越來越紮實，一步一步地走出死蔭幽谷。
        對此，有幾個代表性人物的信仰生命歷程，是很好的說明。

       我們先來看看吳耀宗。在三自運動，吳耀宗成為中國教會的領袖。對此，王明道公開聲明不予承認，認為吳耀宗屬於“現代派”（自由派），因而是不信派，無法與之 同伍（這是他不加入三自教會的主要原因）。吳耀宗對於自己屬於現代派這一點並沒有加以否定，但認為那只是神學立場之爭，他沒有懷疑過自己的基督信仰。即使 三自教會在文革期間，無法舉行任何宗教活動，他仍然相信教會一定還會復興。有一次，吳耀宗對三自教會的幾個核心人物說：“教會裡人愈來愈少了，可能還會少 下去。只要有50個像我們這樣的人存在，基督教有一天還是會復興的。”（據羅冠宗回憶）

        就歷史進展而言，中國教會80年代的復興之路完全超出了吳耀宗的所思所想，並沒有依靠他心目中的那50位。不過，他始終沒有放棄信心，在他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話：“昨夜心神不安，經長時間祈禱，心境復趨平靜，得到的啟示：信靠上帝，一切的事都將對你有益。”（1964年3月11日）

        他一生做的最大的事便是建立三自教會。因此，三自教會的生存和發展乃是他心中最大的負擔。吳耀宗（以及那些與之同工的三自教會領袖）的信心和負擔，就是三自教會在改革開放之後，恢復和發展的動力。

        王明道第一次進監獄的時候非常害怕，略被威脅就答應政府，出獄後為三自教會工作。但是，出獄之後，他發現無法違背自己的信仰去實現這一諾言。於是他主動要求重新入獄。他1963年9月21日被判無期徒刑時，他發現自己被逼上絕望的境地：既得罪了人，又得罪了神。

        從這個時刻起，他才真正地把自己交給上帝。正是這個信心，使他在接下來的監獄生活中，能夠心平氣和，說心裡想說的話，做該做的事，甚至和監獄的管理員和幹部爭論。

        在獄中，王明道感覺到的壓力是，政府要求他放棄信仰。政府要求王明道改變對三自的態度。但是，王明道認為，三自運動是由一批不信派發起並領導的，接受三自教會就是放棄信仰。

        70 年代的批林批孔運動讓他的國學知識有了顯露的機會，令監獄幹部大大地吃驚和敬佩。1979年，王明道瞭解到，他的事已經成了中國的外交事件（因為德國和美 國都報導了）。於是，他在爭論時愈發有底氣，他宣告：“我的事情是個大冤案，就跟岳飛的冤案差不多。” 政府要釋放他時，他堅持討個說法，拒絕出獄。最後，監獄管理員費盡心思把他騙出監獄。

        王明道在長期的監獄生活中，持守了自己反對三自運動 的立場。他相信，上帝一定會為他伸冤。他已經不去想中國教會的問題了。對他來說，三自運動已經把中國教會給毀了。而家庭教會的存在，他毫不知情。因此，他 所持守的，僅僅是他個人的信仰。然而，當中國教會復興的時候，我們看到，王明道的個人信仰，就成了一個巨大的動力。

        倪柝聲則不願意和政府對抗，甚至願意合作，並參加三自教會。但是，他向政府控告，三自工作組在“控訴運動”期間，把宗教問題政治化，破壞地方教會。他因此被捕。政府對待倪柝 聲，似乎沒有像對待王明道那樣有耐心。進監獄之後，倪柝聲相當配合監獄管理，不久就被任命為小組長，帶領小組成員學習各種政治文件。儘管如此，監獄管理階 層卻從未放鬆對倪柝聲的監管，甚至不允許他開口禱告。

       1967年，倪柝聲的15年刑期已滿（從1952年被捕算起），卻未能被釋放（他一 直盼望出獄）。1972年，倪柝聲因心臟病逝世，卻被監獄方面鑒定為自殺，根據就是他的枕頭下發現如下留言：“基督是上帝的兒子，為人贖罪而死，三日復 活，這是宇宙最大的事實，我信基督而死。”

        倪柝聲接受了政府強加給他的罪名，不加申辯，相信這是上帝的主權所允許的。無論他的生活境況如何，他都深信，他的生命在上帝的手裡。這是一種完全的交託和絕對的順服！
        但神似乎遺棄了倪柝聲。20年的監獄生活，除了折磨之外，倪柝聲似乎沒有得到任何其他的看顧和憐惜。這種折磨的意義，似乎僅僅在於準備他的死。然而，倪柝聲的信仰沒有動搖。他深信這就是他的十字架道路。我們看到，當他走完這段路時，他就高高地舉起了耶穌基督的名字！

        中國教會沒有消失！中國教會因為這些中國人的信仰還在！中國教會就在他們的信心中！

作者現為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歷史神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