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璩
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缩写为UIUC），是个研究性质的名校，理工科尤其杰出，被称为是“公立常春藤”。它与华人留学生的关系源远流长。
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早在1906年，该校校长爱德蒙•詹姆斯，致信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将庚子赔款用于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后来发展为庚子赔款奖学金，诸多的中国学生得以留美深造。在1911-1920年间，伊利诺大学接受和培养了多达1/3的留美中国学生，是对中国学生最友好的大学之一。
查经班的开始
伊利诺大学华人基督徒开始组织查经班，是在1962年。
自1948年始，每隔3年，美国的“校园团契”（IVCF），会在伊大的篮球体育馆，召开全国性的“学生宣教大会”。这个3年一度的宣教大会，是福音派的大事，让年轻人重新定位自己。多年来，这个大会培养了无数的宣教士，也激励了无数人向上帝委身。
每次在会场，你总可以看到一群群的年轻人，自动地围成一圈，迫切祷告。你也可以看到一张张热情洋溢的脸，绽放出内心的喜乐。这种场面，对于当年文化保守、不善表达的亚洲人而言，相当地震撼。
大会结束时，全场会举行圣餐擘饼仪式，象征著各种宗派在圣灵里合一，非常感人。
会议地点虽然在香槟城，但因为香槟与厄巴纳（Urbana，又译为尔班拿）是个双子城，大会沿用了Urbana来称呼会议。例如，“Urbana 70”就代表1970年的宣教大会。
据校友陈鸿沫弟兄说，在“Urbana 61”那年，为了减少华人留学生的经济负担，伊大留学生林尔华，与当地“双子城圣经教堂”（TCBC）商洽，教会同意给华人留学生提供住宿。
这次帮助华人留学生的尝试，后来发展成了校园查经班。查经班在学校注册，正式成为学生社团，聘请了农学院的两位美国教授作顾问。那时，数学系的陈国才教授（K.T. Chen）夫妇，也经常参与。
当时的华人留学生，主要来自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各地，英语是唯一的共同语言。如果讲员用的不是英语，还需要翻译。唱诗歌时，也是“各说自话”，用各种方言。分组查经时，一定要分广东话组、英语组和国语（普通话）组。
笔者在1969年来到该校，立刻就参加了查经班——当时的名称是“伊利诺大学华人基督徒团契” （Illini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简称ICCF）。
查经活动于每周五晚上，在学生活动中心举行。参加的几乎都是学生和家属，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访问学者。团契还会举行一些聚餐，或是郊游活动，以联络感情。每周也有祷告会。到了周日，因为没有中国教会，我们这些学生就到附近的美国教会聚会。
我还记得数学系的陈国才教授，他虽然不来团契聚会，却多次邀请团契的弟兄姐妹到他家聚餐。
陈教授夫妇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在TCBC做礼拜。陈教授是国际知名的数学家，出身西南联大，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他极其谦和，对学生也很关心。夫人Julia待人更是亲切。他们的长者面貌，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后来回到母校，有机会总是去看望他们。很可惜陈教授中年健康恶化，靠洗肾维生；1987年，才64岁就去世了 。
查经班的成长
当时校园里大约有400位华人学生。因着弟兄姐妹的付出，经常来查经班的有50-70位左右。我们这些参与服事的学生意识到，当一个人离开熟悉的环境以后，心门比较容易打开，对基督徒团契的爱心、传扬的信息，比较容易接受。校园里的社团一般提供娱乐活动，而基督徒团契却探讨人生和信仰，对年轻人有一定的吸引力。
淳朴的爱心和浓厚的团队意识，是留学生团契的特色。在团契建立的友谊，多是一生之久。记忆中，在那几年的核心同工有：陈鸿沫、李哈莉夫妇，郑昭男、黄淑婉夫妇，许胜雄夫妇，李定武、陈长真夫妇，刘安东、章月影夫妇，罗应金、刘碧玲夫妇，丘纯如姐妹，Philemon Chan，Henry Liang，曾兆棋等人。
这批人中有很多是台湾的“校园团契”，以及香港艾德理牧师的校园事工培育出来的，在学生团契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他们也都一直在福音工场上忠心服事。可以说，这都是台湾与香港学生工作的果实。
串联，讲员共用
美国中西部有很多这样的大学城。到了70年代初，华人基督徒留学生都纷纷成立查经班、学生团契。可是，因为学生流动性大，大学城没有能力成立华人教会，更没有什么宣教机构针对这些大学城进行工作。因此，这些团契普遍缺乏灵性喂养。
我不记得是谁开风气之先，团契间有了“串联”。如果有讲员路过中西部，查经班都视若珍宝，彼此推介，并且接力开车，把讲员从一个校园送到另一个校园，达到“讲员共用”。
在我记忆中，从70年开始，每年各学校轮流负责主办联合夏令会。参与的学校，除了伊大和附近春田市的州大以外，北边有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偶尔也有威斯康辛大学麦迪森校区，甚至明尼苏达州立大学），西边有密苏里州的几个州立大学分校，甚至有远自坎萨斯城的基督徒来参加。往南有南伊大的学生。往东有普渡大学、印第安那大学，甚至远自俄亥俄的州立大学，以及辛辛那提的华人教会。
所邀请的营会讲员，则包括周主培牧师、林三纲弟兄、王永信牧师等。
笔者还记得，普渡大学的沈运申教授，对此有很大的贡献。后来沈教授搬去香港，对中西部的查经班是非常大的损失。当时，辛辛那提的朱斯白弟兄、曾振锚弟兄、雷妈妈、何晓东弟兄等（参贺宗宁 ，《南伊利诺大学查经班的兴起》，《举目》71期。http://behold.oc.org/?p=25657），这批热心服事的专业人士，是我们的后盾与榜样。
保钓运动的冲击
1970年，美国和日本达成协议，准备把琉球交予日本，但其中包括了钓鱼台。留学生中因而爆发了保卫钓鱼台运动。1970年到1972年，是运动的高峰。
1970年底，普林斯顿大学的台湾留学生，组成了“保卫钓鱼岛行动委员会”，一方面反对美日私相授受，一方面敦促台湾的国民政府强力交涉。
从此，保钓运动在美国各大城市和校园，如火如荼地展开，主要以示威、上书、宣传的方式，敦促台湾政府争取钓鱼岛的主权。我们香槟校园也积极参与。我还记得我参加了学生活动中心外面举行的示威，高举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激动地喊口号。
这是有史以来，美国的留学生和华侨第一次自发自动组织的爱国行动。它几乎触及了每一个人，唤醒了许多沉迷于美国梦的学子，挑起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感和忧患意识。
很可惜，那个时候，台湾国民政府正在为联合国的席位做垂死的奋斗，对美、日硬不起来。
许多热血青年因而把希望转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留学生集体转向大陆的开始。
这产生了一个极不协调的现象：留学生一方面严厉批评台湾政府的戒严法，认为不够民主；一方面充满期待，热情地拥抱正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陆。结果，在很多场合，五星旗和毛泽东像，替代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和蒋介石的肖像。
这样的氛围，也给学生团契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我记得，好几位弟兄姐妹积极地投入校际间的“串联”，集体到芝加哥市中心示威。他们羡慕红卫兵的激情，更充满了“为人民服务”的热诚，到处鼓吹这个“新宗教”。
他们的衣着改变了，发型改变了，谈吐改变了，人生观也改变了。留学生甚至组团去大陆学习。
我们耳朵里听到的中国，是个非常美好的国度。在那里，人人都争相奉行“为人民服务”的生活原则。那里有无私的雷锋，有英明的毛主席。中国的前途充满了光明！
相对而言，基督教传扬的，反而显得软弱无力。我们连改变自己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去改变社会了！
当然，后来我们都知道了，那个乌托邦完全是个假象。历史再一次证明，从人出发的乌托邦不但不可能，而且只能带来灾难。残缺的人想沐猴而冠、君临天下、垄断真理、拥有绝对权力、不容任何异声，结果就是人类的浩劫！
从团契到教会
经历过保钓运动的政治洗礼，学生团契流失了一批人。这个事件也挑战了基督徒的爱心，让我们更感到自己的不足。
风潮过后，基督徒团契恢复正常。我也在1973年顺利拿到学位，离开了伊大。
虽然我在团契中积极参与，但因为个人的原因，这几年的留学生涯，也是我的人生低谷。可是，纵然如此，母校伊大在我心中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听说后来有几位从香港来的同学，充满热情地在查经班里服事，积极投入，使得团契人数逐渐增多，在1990年代终于成立华人教会。不过，团契和教会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那正是大批学生和学者， 从大陆涌向美国高校的时期，所以，团契与教会都不断地转型。
根据“伊大华人基督徒团契”的顾问Michael McQueen博士的资料，而今的“伊大华人基督徒团契”，已成为多样性的社团，在校园中触角很广，为华裔及其他亚裔基督徒学生，提供了交流的平台。
团契对外，例如与其他校园的团契，已经没有什么“串联”活动。“香槟城华人基督教会”比较专注从大陆来的留学生，以传福音和培育信徒为主。可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需要，我们只有不故步自封，才能跟随上帝的脚步。
作者为本刊特约编辑。原任职科技行业，现退休专业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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