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諾大學團契憶往

本文原刊於《舉目》73期。

文/熊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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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縮寫為UIUC),是個研究性質的名校,理工科尤其傑出,被稱為是“公立常春藤”。它與華人留學生的關係源遠流長。

根據《維基百科》的資料,早在1906年,該校校長愛德蒙•詹姆斯,致信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建議將庚子賠款用於發展中國的教育事業,後來發展為庚子賠款獎學金,諸多的中國學生得以留美深造。在1911-1920年間,伊利諾大學接受和培養了多達1/3的留美中國學生,是對中國學生最友好的大學之一。

查經班的開始

伊利諾大學華人基督徒開始組織查經班,是在1962年。

自1948年始,每隔3年,美國的“校園團契”(IVCF),會在伊大的籃球體育館,召開全國性的“學生宣教大會”。這個3年一度的宣教大會,是福音派的大事,讓年輕人重新定位自己。多年來,這個大會培養了無數的宣教士,也激勵了無數人向上帝委身。

每次在會場,你總可以看到一群群的年輕人,自動地圍成一圈,迫切禱告。你也可以看到一張張熱情洋溢的臉,綻放出內心的喜樂。這種場面,對於當年文化保守、不善表達的亞洲人而言,相當地震撼。

大會結束時,全場會舉行聖餐擘餅儀式,象徵著各種宗派在聖靈裡合一,非常感人。

會議地點雖然在香檳城,但因為香檳與厄巴納(Urbana,又譯為爾班拿)是個雙子城,大會沿用了Urbana來稱呼會議。例如,“Urbana 70”就代表1970年的宣教大會。

據校友陳鴻沫弟兄說,在“Urbana 61”那年,為了減少華人留學生的經濟負擔,伊大留學生林爾華,與當地“雙子城聖經教堂”(TCBC)商洽,教會同意給華人留學生提供住宿。

這次幫助華人留學生的嘗試,後來發展成了校園查經班。查經班在學校註冊,正式成為學生社團,聘請了農學院的兩位美國教授作顧問。那時,數學系的陳國才教授(K.T. Chen)夫婦,也經常參與。

當時的華人留學生,主要來自香港、臺灣,以及東南亞各地,英語是唯一的共同語言。如果講員用的不是英語,還需要翻譯。唱詩歌時,也是“各說自話”,用各種方言。分組查經時,一定要分廣東話組、英語組和國語(普通話)組。

筆者在1969年來到該校,立刻就參加了查經班——當時的名稱是“伊利諾大學華人基督徒團契” (Illini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簡稱ICCF)。

查經活動於每週五晚上,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參加的幾乎都是學生和家屬,因為那時候還沒有什麼訪問學者。團契還會舉行一些聚餐,或是郊遊活動,以聯絡感情。每週也有禱告會。到了週日,因為沒有中國教會,我們這些學生就到附近的美國教會聚會。

我還記得數學系的陳國才教授,他雖然不來團契聚會,卻多次邀請團契的弟兄姐妹到他家聚餐。

陳教授夫婦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在TCBC做禮拜。陳教授是國際知名的數學家,出身西南聯大,也是臺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他極其謙和,對學生也很關心。夫人Julia待人更是親切。他們的長者面貌,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後來回到母校,有機會總是去看望他們。很可惜陳教授中年健康惡化,靠洗腎維生;1987年,才64歲就去世了 。

查經班的成長

當時校園裡大約有400位華人學生。因著弟兄姐妹的付出,經常來查經班的有50-70位左右。我們這些參與服事的學生意識到,當一個人離開熟悉的環境以後,心門比較容易打開,對基督徒團契的愛心、傳揚的信息,比較容易接受。校園裡的社團一般提供娛樂活動,而基督徒團契卻探討人生和信仰,對年輕人有一定的吸引力。

淳樸的愛心和濃厚的團隊意識,是留學生團契的特色。在團契建立的友誼,多是一生之久。記憶中,在那幾年的核心同工有:陳鴻沫、李哈莉夫婦,鄭昭男、黃淑婉夫婦,許勝雄夫婦,李定武、陳長真夫婦,劉安東、章月影夫婦,羅應金、劉碧玲夫婦,丘純如姐妹,Philemon Chan,Henry Liang,曾兆棋等人。

這批人中有很多是臺灣的“校園團契”,以及香港艾德理牧師的校園事工培育出來的,在學生團契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後來他們也都一直在福音工場上忠心服事。可以說,這都是臺灣與香港學生工作的果實。

BH73-38-7768-圖2-The State Farm Center (formerly Assembly Hall) 宽680

串聯,講員共用

美國中西部有很多這樣的大學城。到了70年代初,華人基督徒留學生都紛紛成立查經班、學生團契。可是,因為學生流動性大,大學城沒有能力成立華人教會,更沒有什麼宣教機構針對這些大學城進行工作。因此,這些團契普遍缺乏靈性餵養。

我不記得是誰開風氣之先,團契間有了“串聯”。如果有講員路過中西部,查經班都視若珍寶,彼此推介,並且接力開車,把講員從一個校園送到另一個校園,達到“講員共用”。

在我記憶中,從70年開始,每年各學校輪流負責主辦聯合夏令會。參與的學校,除了伊大和附近春田市的州大以外,北邊有芝加哥大學和西北大學(偶爾也有威斯康辛大學麥迪森校區,甚至明尼蘇達州立大學),西邊有密蘇里州的幾個州立大學分校,甚至有遠自坎薩斯城的基督徒來參加。往南有南伊大的學生。往東有普渡大學、印第安那大學,甚至遠自俄亥俄的州立大學,以及辛辛那提的華人教會。

所邀請的營會講員,則包括周主培牧師、林三綱弟兄、王永信牧師等。

筆者還記得,普渡大學的沈運申教授,對此有很大的貢獻。後來沈教授搬去香港,對中西部的查經班是非常大的損失。當時,辛辛那提的朱斯白弟兄、曾振錨弟兄、雷媽媽、何曉東弟兄等(參賀宗寧 ,《南伊利諾大學查經班的興起》,《舉目》71期。http://behold.oc.org/?p=25657),這批熱心服事的專業人士,是我們的後盾與榜樣。

保釣運動的衝擊

1970年,美國和日本達成協議,準備把琉球交予日本,但其中包括了釣魚臺。留學生中因而爆發了保衛釣魚臺運動。1970年到1972年,是運動的高峰。

1970年底,普林斯頓大學的臺灣留學生,組成了“保衛釣魚島行動委員會”,一方面反對美日私相授受,一方面敦促臺灣的國民政府強力交涉。

從此,保釣運動在美國各大城市和校園,如火如荼地展開,主要以示威、上書、宣傳的方式,敦促臺灣政府爭取釣魚島的主權。我們香檳校園也積極參與。我還記得我參加了學生活動中心外面舉行的示威,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激動地喊口號。

這是有史以來,美國的留學生和華僑第一次自發自動組織的愛國行動。它幾乎觸及了每一個人,喚醒了許多沉迷於美國夢的學子,挑起了中華民族的歷史感和憂患意識。

很可惜,那個時候,台灣國民政府正在為聯合國的席位做垂死的奮鬥,對美、日硬不起來。

許多熱血青年因而把希望轉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我的記憶中,這是留學生集體轉向大陸的開始。

這產生了一個極不協調的現象:留學生一方面嚴厲批評臺灣政府的戒嚴法,認為不夠民主;一方面充滿期待,熱情地擁抱正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陸。結果,在很多場合,五星旗和毛澤東像,替代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和蔣介石的肖像。

這樣的氛圍,也給學生團契帶來了很大的衝擊。

我記得,好幾位弟兄姐妹積極地投入校際間的“串聯”,集體到芝加哥市中心示威。他們羡慕紅衛兵的激情,更充滿了“為人民服務”的熱誠,到處鼓吹這個“新宗教”。

他們的衣著改變了,髮型改變了,談吐改變了,人生觀也改變了。留學生甚至組團去大陸學習。

我們耳朵裡聽到的中國,是個非常美好的國度。在那裡,人人都爭相奉行“為人民服務”的生活原則。那裡有無私的雷鋒,有英明的毛主席。中國的前途充滿了光明!

相對而言,基督教傳揚的,反而顯得軟弱無力。我們連改變自己都很困難,更不要說去改變社會了!

當然,後來我們都知道了,那個烏托邦完全是個假象。歷史再一次證明,從人出發的烏托邦不但不可能,而且只能帶來災難。殘缺的人想沐猴而冠、君臨天下、壟斷真理、擁有絕對權力、不容任何異聲,結果就是人類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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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團契到教會

經歷過保釣運動的政治洗禮,學生團契流失了一批人。這個事件也挑戰了基督徒的愛心,讓我們更感到自己的不足。

風潮過後,基督徒團契恢復正常。我也在1973年順利拿到學位,離開了伊大。

雖然我在團契中積極參與,但因為個人的原因,這幾年的留學生涯,也是我的人生低谷。可是,縱然如此,母校伊大在我心中永遠佔有一席之地。

聽說後來有幾位從香港來的同學,充滿熱情地在查經班裡服事,積極投入,使得團契人數逐漸增多,在1990年代終於成立華人教會。不過,團契和教會仍然保持著各自的獨立性。那正是大批學生和學者, 從大陸湧向美國高校的時期,所以,團契與教會都不斷地轉型。

根據“伊大華人基督徒團契”的顧問Michael McQueen博士的資料,而今的“伊大華人基督徒團契”,已成為多樣性的社團,在校園中觸角很廣,為華裔及其他亞裔基督徒學生,提供了交流的平臺。

團契對外,例如與其他校園的團契,已經沒有什麼“串聯”活動。“香檳城華人基督教會”比較專注從大陸來的留學生,以傳福音和培育信徒為主。可見,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需要,我們只有不故步自封,才能跟隨上帝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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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本刊特約編輯。原任職科技行業,現退休專業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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