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璩
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縮寫為UIUC），是個研究性質的名校，理工科尤其傑出，被稱為是“公立常春藤”。它與華人留學生的關係源遠流長。
根據《維基百科》的資料，早在1906年，該校校長愛德蒙•詹姆斯，致信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建議將庚子賠款用於發展中國的教育事業，後來發展為庚子賠款獎學金，諸多的中國學生得以留美深造。在1911-1920年間，伊利諾大學接受和培養了多達1/3的留美中國學生，是對中國學生最友好的大學之一。
查經班的開始
伊利諾大學華人基督徒開始組織查經班，是在1962年。
自1948年始，每隔3年，美國的“校園團契”（IVCF），會在伊大的籃球體育館，召開全國性的“學生宣教大會”。這個3年一度的宣教大會，是福音派的大事，讓年輕人重新定位自己。多年來，這個大會培養了無數的宣教士，也激勵了無數人向上帝委身。
每次在會場，你總可以看到一群群的年輕人，自動地圍成一圈，迫切禱告。你也可以看到一張張熱情洋溢的臉，綻放出內心的喜樂。這種場面，對於當年文化保守、不善表達的亞洲人而言，相當地震撼。
大會結束時，全場會舉行聖餐擘餅儀式，象徵著各種宗派在聖靈裡合一，非常感人。
會議地點雖然在香檳城，但因為香檳與厄巴納（Urbana，又譯為爾班拿）是個雙子城，大會沿用了Urbana來稱呼會議。例如，“Urbana 70”就代表1970年的宣教大會。
據校友陳鴻沫弟兄說，在“Urbana 61”那年，為了減少華人留學生的經濟負擔，伊大留學生林爾華，與當地“雙子城聖經教堂”（TCBC）商洽，教會同意給華人留學生提供住宿。
這次幫助華人留學生的嘗試，後來發展成了校園查經班。查經班在學校註冊，正式成為學生社團，聘請了農學院的兩位美國教授作顧問。那時，數學系的陳國才教授（K.T. Chen）夫婦，也經常參與。
當時的華人留學生，主要來自香港、臺灣，以及東南亞各地，英語是唯一的共同語言。如果講員用的不是英語，還需要翻譯。唱詩歌時，也是“各說自話”，用各種方言。分組查經時，一定要分廣東話組、英語組和國語（普通話）組。
筆者在1969年來到該校，立刻就參加了查經班——當時的名稱是“伊利諾大學華人基督徒團契” （Illini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簡稱ICCF）。
查經活動於每週五晚上，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參加的幾乎都是學生和家屬，因為那時候還沒有什麼訪問學者。團契還會舉行一些聚餐，或是郊遊活動，以聯絡感情。每週也有禱告會。到了週日，因為沒有中國教會，我們這些學生就到附近的美國教會聚會。
我還記得數學系的陳國才教授，他雖然不來團契聚會，卻多次邀請團契的弟兄姐妹到他家聚餐。
陳教授夫婦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在TCBC做禮拜。陳教授是國際知名的數學家，出身西南聯大，也是臺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他極其謙和，對學生也很關心。夫人Julia待人更是親切。他們的長者面貌，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後來回到母校，有機會總是去看望他們。很可惜陳教授中年健康惡化，靠洗腎維生；1987年，才64歲就去世了 。
查經班的成長
當時校園裡大約有400位華人學生。因著弟兄姐妹的付出，經常來查經班的有50-70位左右。我們這些參與服事的學生意識到，當一個人離開熟悉的環境以後，心門比較容易打開，對基督徒團契的愛心、傳揚的信息，比較容易接受。校園裡的社團一般提供娛樂活動，而基督徒團契卻探討人生和信仰，對年輕人有一定的吸引力。
淳樸的愛心和濃厚的團隊意識，是留學生團契的特色。在團契建立的友誼，多是一生之久。記憶中，在那幾年的核心同工有：陳鴻沫、李哈莉夫婦，鄭昭男、黃淑婉夫婦，許勝雄夫婦，李定武、陳長真夫婦，劉安東、章月影夫婦，羅應金、劉碧玲夫婦，丘純如姐妹，Philemon Chan，Henry Liang，曾兆棋等人。
這批人中有很多是臺灣的“校園團契”，以及香港艾德理牧師的校園事工培育出來的，在學生團契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後來他們也都一直在福音工場上忠心服事。可以說，這都是臺灣與香港學生工作的果實。
串聯，講員共用
美國中西部有很多這樣的大學城。到了70年代初，華人基督徒留學生都紛紛成立查經班、學生團契。可是，因為學生流動性大，大學城沒有能力成立華人教會，更沒有什麼宣教機構針對這些大學城進行工作。因此，這些團契普遍缺乏靈性餵養。
我不記得是誰開風氣之先，團契間有了“串聯”。如果有講員路過中西部，查經班都視若珍寶，彼此推介，並且接力開車，把講員從一個校園送到另一個校園，達到“講員共用”。
在我記憶中，從70年開始，每年各學校輪流負責主辦聯合夏令會。參與的學校，除了伊大和附近春田市的州大以外，北邊有芝加哥大學和西北大學（偶爾也有威斯康辛大學麥迪森校區，甚至明尼蘇達州立大學），西邊有密蘇里州的幾個州立大學分校，甚至有遠自坎薩斯城的基督徒來參加。往南有南伊大的學生。往東有普渡大學、印第安那大學，甚至遠自俄亥俄的州立大學，以及辛辛那提的華人教會。
所邀請的營會講員，則包括周主培牧師、林三綱弟兄、王永信牧師等。
筆者還記得，普渡大學的沈運申教授，對此有很大的貢獻。後來沈教授搬去香港，對中西部的查經班是非常大的損失。當時，辛辛那提的朱斯白弟兄、曾振錨弟兄、雷媽媽、何曉東弟兄等（參賀宗寧 ，《南伊利諾大學查經班的興起》，《舉目》71期。http://behold.oc.org/?p=25657），這批熱心服事的專業人士，是我們的後盾與榜樣。
保釣運動的衝擊
1970年，美國和日本達成協議，準備把琉球交予日本，但其中包括了釣魚臺。留學生中因而爆發了保衛釣魚臺運動。1970年到1972年，是運動的高峰。
1970年底，普林斯頓大學的臺灣留學生，組成了“保衛釣魚島行動委員會”，一方面反對美日私相授受，一方面敦促臺灣的國民政府強力交涉。
從此，保釣運動在美國各大城市和校園，如火如荼地展開，主要以示威、上書、宣傳的方式，敦促臺灣政府爭取釣魚島的主權。我們香檳校園也積極參與。我還記得我參加了學生活動中心外面舉行的示威，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激動地喊口號。
這是有史以來，美國的留學生和華僑第一次自發自動組織的愛國行動。它幾乎觸及了每一個人，喚醒了許多沉迷於美國夢的學子，挑起了中華民族的歷史感和憂患意識。
很可惜，那個時候，台灣國民政府正在為聯合國的席位做垂死的奮鬥，對美、日硬不起來。
許多熱血青年因而把希望轉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我的記憶中，這是留學生集體轉向大陸的開始。
這產生了一個極不協調的現象：留學生一方面嚴厲批評臺灣政府的戒嚴法，認為不夠民主；一方面充滿期待，熱情地擁抱正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陸。結果，在很多場合，五星旗和毛澤東像，替代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和蔣介石的肖像。
這樣的氛圍，也給學生團契帶來了很大的衝擊。
我記得，好幾位弟兄姐妹積極地投入校際間的“串聯”，集體到芝加哥市中心示威。他們羡慕紅衛兵的激情，更充滿了“為人民服務”的熱誠，到處鼓吹這個“新宗教”。
他們的衣著改變了，髮型改變了，談吐改變了，人生觀也改變了。留學生甚至組團去大陸學習。
我們耳朵裡聽到的中國，是個非常美好的國度。在那裡，人人都爭相奉行“為人民服務”的生活原則。那裡有無私的雷鋒，有英明的毛主席。中國的前途充滿了光明！
相對而言，基督教傳揚的，反而顯得軟弱無力。我們連改變自己都很困難，更不要說去改變社會了！
當然，後來我們都知道了，那個烏托邦完全是個假象。歷史再一次證明，從人出發的烏托邦不但不可能，而且只能帶來災難。殘缺的人想沐猴而冠、君臨天下、壟斷真理、擁有絕對權力、不容任何異聲，結果就是人類的浩劫！
從團契到教會
經歷過保釣運動的政治洗禮，學生團契流失了一批人。這個事件也挑戰了基督徒的愛心，讓我們更感到自己的不足。
風潮過後，基督徒團契恢復正常。我也在1973年順利拿到學位，離開了伊大。
雖然我在團契中積極參與，但因為個人的原因，這幾年的留學生涯，也是我的人生低谷。可是，縱然如此，母校伊大在我心中永遠佔有一席之地。
聽說後來有幾位從香港來的同學，充滿熱情地在查經班裡服事，積極投入，使得團契人數逐漸增多，在1990年代終於成立華人教會。不過，團契和教會仍然保持著各自的獨立性。那正是大批學生和學者， 從大陸湧向美國高校的時期，所以，團契與教會都不斷地轉型。
根據“伊大華人基督徒團契”的顧問Michael McQueen博士的資料，而今的“伊大華人基督徒團契”，已成為多樣性的社團，在校園中觸角很廣，為華裔及其他亞裔基督徒學生，提供了交流的平臺。
團契對外，例如與其他校園的團契，已經沒有什麼“串聯”活動。“香檳城華人基督教會”比較專注從大陸來的留學生，以傳福音和培育信徒為主。可見，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需要，我們只有不故步自封，才能跟隨上帝的腳步。
作者為本刊特約編輯。原任職科技行業，現退休專業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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