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學德

本文原刊於《舉目》49期

        薛華 （ Francis A. Schaeffer ）的書，Escape From Reason，於1968年出版。1971年，卓忠信將其譯成了中文，由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出版，名字被譯成《理性的規避》。

        Escape這個詞，翻譯成“規避”是很勉強的，不知道譯者為什麼這麼譯。其實，這個詞的本意很清楚，就是逃避、逃亡、逃走、逃脫、逃遁的意思，都離不開一個“逃”字。

       記得多年前看過心理學大師弗洛姆的一本書，英文書名為Escape from Freedom，中文就叫《逃避自由》。

       自文藝復興，特別是啟蒙運動以來，理性（科學）就成了這個世界的主宰。理性就是力量，理性就是進步，理性是衡量一切的標準，理性是萬王之王。

       然而19世紀末期，人們開始了大逃亡，從理性的王國中逃遁。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更是宣告了理性主義的破產。面對著破了產的理性主義，人們把理性順便也扔掉 了，非理性明目張膽地登上了寶座。人不僅僅成了一個碎片，他簡直就是一團情緒，一堆感覺，一窩子衝動，一個看不到底的下意識的黑洞。

        這就是逃避，並且是一個沒有出路的逃亡，是才逃出虎穴，又進了狼窩。

        這本書的封底，印上了許牧世牧師的評語：“薛華認為現代人的特徵之一，是逐漸把自己視為世界這部大機器的一個零件。理性喪失了，再也不知道藉著它去體認神的恩典，和尋找人生的意義。全書結構嚴謹，是一本依循理性原則，向當代知識青年見證福音真理的好書。”

        而譯者也簡要地概括了全書的核心觀念：神是理性的，神還在向逃避理性的人講話。
薛華在其中文版所寫的序言中明確地說，這本書討論的是現代人的思想。任何一個向當代人傳福音的基督徒，都應該把握當代人的思想形式，同時兼顧歷史和哲學的兩 個方面，沿著歷史的軌跡，細心地查詢哲學上思想形式的發展過程。他說：“唯有這樣做，我們才真正能夠把不變的真理傳給變動中的世界。”（第2頁）

        作為當代華人世界中的福音使者，我們能聽進薛華的忠告嗎？多年來在華人教會中盛行的反文化、反知識、反理性的傳統，已經使我們習慣於兩耳不聞窗外事了。更何況，窗外這個世界變化得太快，太猛。於是，我們只管唱著自己的歌，至於到的是什麼山，對不起，沒注意。

起點：恩典與自然

        薛華以阿奎那作為整個分析的起點，來論及現代人。阿奎那開啟了“自然與恩典”的討論，在此之前，西方人的思想，簡單地說，就是兩分法（對分法）：恩典、上帝、屬天之事是高等的，而自然、被造之物、地和屬地之事是低等的。這是一種典型的“拜占庭式”的思維方式。

       阿奎那認為，不能把恩典與自然截然分開，他確信這兩者之間仍有相通的一致性。此後，人們就不斷地尋找這一致性，並希望藉此增進對自然與恩典的瞭解。阿奎那堅 持：自然是上帝的創造，是上帝賜給人的美物，絕不可蔑視，蔑視自然就是蔑視上帝的創造，蔑視上帝的創造，就等於蔑視上帝（第5頁）。

       阿奎那認為，雖然人的意志墮落了，但智慧尚未墮落。對此，薛華是不同意的，“正是由於這種不合乎聖經的始祖墮落觀，才帶來了以後一切的困難。人的理智成為自主 的。在理智的範圍內，人是獨立的，自主的。” （第5頁）於是，有了獨立于聖經的自然神學，哲學也從上帝的啟示中分離出來，自主了，藝術也隨之而來。從阿氏之後，神學、哲學以及藝術之間的關係就變得不 同了。

       最早受影響的就是意大利畫家西瑪布 （Cimabue 1240–1302），他是大畫家喬托的老師。從他們師徒二人開始，西方人開始把自然當作自然去作畫。而但丁後來則以筆來寫，彼特拉克 （Petrarch，“文藝復興之父”，1304—1374），成為第一個為了爬山而爬山的人（編註：在此之前，人們都是因故登山，無故登山是令人驚訝 的。彼特拉克因此成為“第一個旅遊者”）。漸漸地，一個根本原則被確立起來了：自然是自主的。當上帝從自然中被驅逐後，自然就開始侵蝕恩典，直到把恩典活 活吞噬（第9頁）。

       達芬奇是一個關鍵性人物，“他看清一點，就是如果你以自主的理性為出發點，那麼你所得的結果是數學的（即可以計算的），而數學唯獨處理個殊性的，不處理宇宙性的。所以，你總超不出機械論。”（第9頁）

       達芬奇死於失望，因為他不願意放棄特殊性與宇宙性的一致。堅持知識的一致性，這歷來被視為知識分子的標誌。達芬奇不願意放棄這個願望。

         宗教改革給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答案：只有神是自主的。其一，在終極的範圍內，絕對沒有自主這回事，終極的且充足的知識植根於聖經——唯獨聖經；其二，在救贖的範圍內，絕無自主，人得救唯獨基於耶穌完成的工作——唯獨耶穌，唯獨信心。

轉折： 自由與自然

       康德與盧梭是一個轉捩點，現在，問題不再是恩典與自然的關係，而成了自由與自然的關係，自由取代了恩典。

         康德把任何試圖打通自然的現象世界與宇宙的本體之間的關係的道路都切斷了。就這樣，自然全然實在地自主了，人的自由也成為自主的了。“何謂自主的自由呢？它是指以個人為宇宙中心的自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第25頁）。

        這時，決定論也開始興起，不僅自然領域成了機械的，而且漸漸地包括一切社會領域，人就是機器。這導致人類得到一個歷史教訓：“無論何時你採取了這樣的二元論，並使下層自主，其結果就是下層吃掉上層。”（第40頁）

       康德之後的關鍵人物是黑格爾，他用正反合來思考問題，結果是為現代人的特徵開闢了道路，“認為‘真理是真理’的時代從此成為陳跡，合論（兩者皆是）及相對論 成了主宰。” 總之，“人成為悖逆神的根本立場就在於認為人是宇宙的中心，認為他是自主的——悖逆之根即在於此。”（第45頁）

現代：自由與瘋狂

       到了祁克果那裡，公式變了，成了信仰與理性的關係。在下層，以理性為根基的，人所能獲得的是數學、個體、機械，人沒有意義；在上層，以非理性的跳躍為根基，就有了一種不是從推理得來的信仰。這就是現代人的兩分法。

        從此後，不論是沙特的“存在經驗”，雅斯貝爾斯的“決定性經驗”，還是海德格爾的“憂患”，每一位的解釋，就理性及邏輯而言，都表明：人死了（第60頁）。

       基於這樣的跳躍，在藝術領域中，高更以對美的愛，代替了對上帝的愛。而畢卡索則企圖以抽象的方法，去創造一個宇宙。在色情文學中，自主的色情文學被放到了上層，它被視為終極的釋放，成為自由與人的唯一盼望（第76頁）。換言之，性愛，成了上帝。

        與此相關的就是兩個字：“瘋狂”。“自主的自由在其終極情況下就是瘋狂。瘋狂是一種美事，因你由此而自由了。” （第80頁）

      在這種現代思潮的影響下，信仰被放到了非理性和非邏輯的領域，而耶穌也成了“不能界定的標誌”。從而，把宗教的事物從可以討論的世界中移走，放進不可討論的世界中，在這個世界中，你可以任意說什麼而無需證明。

       薛華最後對理性與信仰做出了概括，他說，硬說信仰反對理性，這必然導致：其一，無真道德可言。其二，法律失去了基礎。其三，拋棄了罪惡問題的答案。

        基督教應該為絕望了的現代人提供一個關於整個生命的一致的答案，這個前提就是聖經。聖經是自主的，我們應該從聖經開始。聖經是一切知識的源頭。聖經說，有一 位有位格而又無限的上帝，祂在祂本身之外創造了萬物，如此，才有真實的歷史，真實的個人，真實的我。而人的根本關係，是向上的，是與創造他的造物主的關 係。
上帝在，意義就在。也許，這就是最後的結論。

作者原為馬列哲學講師，現住美國伊利諾州，自由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