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
本文原刊于《舉目》官網2017.05.18
2013年,2014年和2016年,我3次跟隨美國Assembly of God World Vision的基督徒團隊,一起去西非塞內加爾和幾內亞比紹義務行醫。我曾乘坐四輪驅動卡車,沿著乾枯的河床,到過叢林深處的小村莊,給村民們送去糧食和醫療服務;我也曾撫摸著塞內加爾痲瘋病人殘缺不全的手掌,給他們帶去關懷;我還和隊友一起,面對伊博拉病毒的肆虐,去探訪穆斯林病人。
圖1:徐俊醫生和痲瘋村的孩子們在一起
痲瘋村之行
每次去西非,我們都要去痲瘋村看病人。在西非塞內加爾偏僻遙遠的肯達谷省,住著一群痲瘋病人,他們離最近的醫院也有250公里,人們任其自生自滅。2013年5月,第一次到達那裡,我看到的是一群失去了肢體的“幽靈”,他們的眼裡充滿著絕望。
圖2:痲瘋病人
我們發現,痲瘋村居然沒有一個可以勉強作為診室的房間,我們只好搭了一個帳篷,此時當地的溫度高達華氏110度(相當於43.3攝氏度),此外,我們還要在帳篷裡隔出一個小間,以作檢查室,檢查室裡密不透風,環境相當艱苦。
圖3:大帳篷套小帳篷,我和兒子徐鷺飛(他在美國醫學院就讀)在高溫下揮汗如雨。穿紅衣服的是我們的翻譯,他在美國和平工作團工作過,因此可以直接將當地土話翻譯英語。
外面密密麻麻排了許多病人,這龐大的人群使我們手忙腳亂,十分緊張,兒子鷺飛負責給病人量血壓,測心跳,我的助理和秘書負責發藥。在非洲,體溫計無效,因為室溫太高,我們只能通過先詢問病人是否感覺發燒,再摸病人的額頭確認是否發燒。
圖4:帳篷外面許多病人在等待看病
下午5點半,牧師來叫停,說村民們要為我們表演非洲土風舞,能欣賞到原生態的非洲藝術,對我們來說,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但是看到外面還有無數的人,我們4個人決定“忍痛割愛”,繼續看病。
下午6點,外面等候的病人只多不少,但天漸漸地暗下來,帳篷裡沒有電,我們只好用手電筒看病,外面的病人繼續在增加,原來村民們一傳十,十傳百,人們從各處趕來,接受免費醫療和藥物。最後,我們只好請病人明天來,但不少人央求,說他們是從很遠的地方趕來,請求看病。
實在無奈,我們只好通知那些領了第二天號碼的人,讓他們第二天來,當天只有12個病人還等在外面,我便同意為他們看病。誰知道“上當”了,原來,她們都是母親,拖家帶口,每一家都有幾個孩子,多的有四五個孩子。等他們看完,天己經完全黑了,時間也是8點多鐘了。略微統計,我們一下午大概看了近200個病人。
圖5:天黑了,人們手上拿著我開的藥方,等待我們的免費藥物。
第二天上午和兩位牧師一起去見了市長和省長,市長是一個大概三十多歲的年輕人,對我們熱烈歡迎,願意給我們協助,建立醫院;省長是一位中年人,他願意幫助我們將美國捐獻的醫療設備免稅運進來。因這裡是軍政權,省長和市長都穿軍服。
圖6:這裡是省長辦公室,中間是省長。
鑒於在痲瘋村的艱苦醫療環境,我們決定援助痲瘋村一所醫院,省長答應派出醫生和護士,但是6個月以後,省長換了人,新省長承認前省長的承諾,要求我們一切自理。因此我們根據財務狀況,只能捐獻一個診所,雇請一個護士,提供一些基本的醫療。
圖7:2016年,新診所建成,省裡的大員都來參加落成典禮,中間是新省長大人和夫人,右邊兩位是省衛生部門的領導人。
圖8:2016年,痲瘋村民們載歌載舞慶祝診所開張。
圖9:捐獻的診所有7、8個診室,裡面寬敞明亮。
從 2010年開始,我們在塞內加爾首都達卡還援建了另一個小醫院,其中有內科,外科,婦產科和心臟科。我們請了一個當地醫生Dr.Faye,他是塞內加爾僅有的三位神經外科醫生之一,也是全科醫生。
圖10:Dr.Faye正在教我兒子如何聽診嬰兒的肺部
圖11:簡單的住院部,可以讓產婦留住一兩晚。
在非洲行醫,其實需要的是一個系統工程來治療病人,許多衛生條件和社會問題不是我們可以解決的。但是,當我面對潮水一樣湧來的病人和他們渴望的雙眼,我不用擔心誤診誤醫,不用擔心被人喊打喊殺,我只感覺到一種信任。作為一個醫生,有什麼能比擁有病人的全部信任更讓我們滿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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