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家驊

本文原刊於《舉目》88期和官網言與思專欄2017.11.20

 

2017年秋天到倫敦教書，順道探索這“日不落帝國”的首都。走進倫敦的自然史博物館（ Natural History Museum），我看到一個巨大的劍龍骨頭標本。沿著電梯往上，進入一個光線不斷變化的火紅球體中——這球代表著正在成形中的地球……

從三樓往下逛，一路看到各種展示：宇宙的起源，地球的形成，生命的出現，和人類的演化史。我一方面吸收著各種科學新知，一方面思考：如果有一天我帶著孩子來，面對這些以“真理”的姿態出現的展示說明，我該如何和孩子解釋？

刺猬和烏龜

現今的基督徒，在面對關於宇宙起源、生命起源和人類起源的科學理論時，有兩種典型的反應：刺猬模式和烏龜模式。

刺猬模式的基督徒，在遇到科學理論挑戰自己的信仰時，立刻採取戰鬥姿態。他們首先像刺猬一樣把自己捲起來（縮在自己信仰的同溫層中）保護自己，同時伺機反擊，辯護信仰的可靠性，強調自身對信仰的理解是絕對正確的，並駁斥對方的理論。

烏龜模式的基督徒，遇到挑戰自己信仰詮釋的科學理論時，選擇漠視或沉默。這些基督徒，在學校和職場中，幾乎是不加批判地接受各種科學理論，認為這些理論是普遍真理，而基督教信仰則屬於私事，屬於個人的意見和選擇。

面對外面的世界時，他們會把頭伸出來，吸收新知，在職場和生活中使用這些知識，以便在公共空間立足。面對信仰時，則把頭縮進去，認為信仰與外在世界和公共生活無關，只與自己的內心世界和教會生活有關。

尷尬的歷史

巴拿研究中心的祈立文（David Kinnaman）在You Lost Me一書中，探究北美的教會為何留不住千禧世代。他提出一點：教會信徒中普遍不太談論科學，甚至有反科學的傾向。

我認為，教會不一定反科學，但在面對科學與信仰這類主題時，要麼迅速進入刺蝟模式，要麼進入烏龜模式，對年輕人沒有恰當的引導，亦沒有幫助年輕人把基督信仰與他們在學校所學到的知識相整合，成為一個完整的認知體系。

久而久之，年輕人發現，課堂知識能幫助他們立足於世界，甚至改變世界。基督信仰對實際生活有什麼用，他們卻不知道。於是許多年輕人開始思考：要不要放棄基督信仰？還是暫時把基督信仰放在一旁？

在現今北美社會，人普遍認為，科學和信仰要麼是對立的，要麼是毫無關係的。這種觀點，可能與教科書中如何敘述現代科學的發展有關。比如，許多教科書把伽利略刻畫成以科學對抗宗教的英雄，以望遠鏡所得的觀測數據，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說”，挑戰天主教會的官方立場“地心說”，因而受到教會的打壓，最後軟禁至死。

面對這些尷尬的歷史，有的基督徒想與之切割，表明自己是開明之士，不是固執、偏激的宗教狂熱份子。有的則替當時的教會辯護。還有的人從歷史著手，力圖還原真相，澄清誤解（註1）。也有人承認教會過去有錯誤，並汲取教訓，引以為鑒 。

 

 

“衝突”到“關係”

近三十多年來，科學與信仰的關係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興趣。許多科學家和神學家投身於這方面的研究、對話。現今的焦點，其實已不在於這兩者的衝突，而在兩者的關係（註2）。

許多人認為，科學是對真理的探索，而信仰只是個人的信念。集理論物理學家和神學家於一身的波金霍爾（John Polkinghorne）認為，這種觀念是錯誤的。首先，所有的科學“事實”，其實也都是經過人的詮釋的，因此受到詮釋者的立場和世界觀等影響。

其次，基督信仰不是罔顧科學、盲目地信靠權威，而是在聖經——上帝的自我啟示之基礎上，發展和探索這世界。基督信仰和科學有共同的目的，都致力於認識真理（註3）。波金霍爾把聖經比喻為一本實驗記錄，記錄了上帝向人類啟示自己，以及祂介入人類歷史的事件，而且是以豐富多元的文學的形式記載（註4）。

物理學家吉布森（Karl W. Giberson）和生物學家柯林斯（Francis S. Collins）認為，科學就像是繪製地圖——地圖力圖用經度、緯度、海拔和河川位置等表達出實存（reality）的完整面貌（註5）——科學則用符號等來描述。隨著科學的不斷進步、發展和修正，這張“地圖”描述得愈來愈精細，也愈來愈接近實存。不過，它仍不是實存本身。

英國神學家Alister McGrath寫道：“如同一個鏡片幫助我們聚焦於寬廣大地中的一點，又如同一張地圖幫助我們掌握周遭地形的特色，基督教教義提供我們一種新的理解、想像和行動的方式。”（註6）若科學像描繪實存的地圖，神學則是我們認知和閱讀實存的透鏡，使我們能清晰且客觀地審視科學所描繪的地圖。

魯益士（C. S. Lewis）認為，基督信仰像是一個讓人能看清楚其他事物的透鏡，使人能正確地聚焦，看待這世界的一切，包括自己和他者。他寫道：“我相信基督教信仰，好像相信太陽升起一般。不只因為我看見它，更是因它我看見一切。”（註7）

科學與信仰都助人認識真實，卻是從不同的角度切入。波金霍爾用了一個簡單的比喻，說明神學和科學回答的是不同類型的問題——當我們看到茶壺問：“水為何在茶壺中沸騰？”自然科學式的回答是：“因為茶壺底下的瓦斯爐在加熱。”另一種非自然科學式的回答是：“為了泡茶。”兩種回答都是真的，卻是從不同的角度切入的。第一種答案描述了過程和因果，第二種答案則指出了目的（註8）。

一般來說，科學回答“如何”（how），關注於過程；神學回答“為何”（why），關注目的和意義（註9）。兩者並不對立，也並非無法對話。這兩者都關注真實，彼此應該是和諧一致的。因此，科學與神學雖然對“真實”有不同的洞見，卻能產生建設性和富有成效的對話（註10）。

 

 

建設性對話

神學家托倫斯（Thomas Torrance）寫道：“自然科學與神學科學並非敵人，而是在上帝面前的伙伴。在事奉上帝中，兩者可互相學習，以期更有效地發揮各自獨特的功能，成為更好的自然科學，成為更好的神學科學。這關係不是單向的，而是互惠的，因為自然科學實際上受益於神學科學，遠超過一般人的認知。”（註11）

Torrance要說的是：基督教神學對於科學發展是有助益的，能幫助科學家突破既有思維模式的限制，轉向更完整的理論建構。

托倫斯舉了不少例子，說明神學如何幫助科學發展。例如近年來最重要的助益是，幫助科學看到形式和存有、理論和經驗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從二元的宇宙觀轉向了整體性的宇宙觀（註12），等等。

基督教神學也為現代科學發展提供了重要前設和基礎。按照基督教神學的創造論，上帝創造了宇宙萬物，宇宙萬物是有秩序的；人是按著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人能夠認識這受造的秩序；基督教神學中“人墮落”的教義，使人認識到自己的有限，能帶著批判的態度去察驗自己對真實的認知，反覆查核，修正錯誤；新天新地的盼望，則使人肯定這受造世界的本質是美善的，將來會被完全地更新和救贖，因而人當認識、管理、保護和關懷這受造世界。

如果我們把科學比作人描述實存的地圖，那麼基督教神學就可比作根據上帝的自我啟示所建構的地圖，提供了世界的基本框架：創造、墮落、救贖、新創造。這框架使人認識萬物存在的意義，引導人生的目的和方向。科學則是讓人在人生的旅程中，留意周遭的事物，透過察驗和探究，加深人對沿路景象的認識，激起人對創造者的敬拜和敬畏。

護教到盼望，盼望到意義

泰勒（Charles Taylor）在他的經典之作《世俗時代》（A Secular Age）中說，我們已進入“世俗時代”。他不是說這個時代中，宗教信仰消失了，而是所有的信念和關於超越界（即超越人類認知的，編註）的論述，都被嚴格地檢驗、質疑和挑戰。過去，“科學與信仰”的焦點是“科學挑戰信仰的可信性與合理性”，今天，則是“科技使人們似乎體驗到超越界。科學使人認為，一切都已解釋清楚。不論在情感上或理智上，信仰無需再存在。”

 

 

在“世俗時代”中，人們認為宗教信仰也許是合理的，卻是不必要的。

人普遍認為，科學能解釋一切。超越界似乎沒什麼必要存在了。然而於此同時，人仍渴望超越此世界。於是很多人以欣賞和敬拜科學理論，替代對超越界的渴望，用科技技術刺激感官，以期感受和經歷超越界（像是虛擬實境的技術和各類迷幻藥物）。

年輕一代已經不在乎科學與信仰這類主題。他們在其他地方尋找“超越”的體驗，徒勞卻不自知。凱勒（Tim Keller）牧師說，當人宣稱能看透一切時，其實他什麼都看不到。他一語道出了“科學能解釋一切”為何反而把人引向了虛無。

以往教會處理“科學與信仰”問題時，焦點放在護教，辯護基督信仰的合理性。現今，我認為焦點應放在“意義”和“盼望”，重在幫助人意識到信仰如何在科學主導的時代，帶給人真實的意義和盼望。討論科學與信仰，不再是為信仰辯護，而是要把與超越界連結的真實盼望，以及隨著這盼望而伴隨的意義，帶給在科學主義下成長的人。

 

註：

1. 主流教科書上的許多“科學與信仰對抗”的歷史事件，實際上是扭曲的，不夠真實的。請參見Ronald L. Numbers, ed., Galileo Goes to Jail: and Other Myths about Science and Religio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Niels Henrik Gregersen and J. Wentzel van Huyssteen,“Theology and Science in a Pluristic World,”in Rethinking Theology and Science, eds. Neil Henrik Gregersen and J. Wentzel van Huyssteen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1.
3. John Polkinghorne and Nicholas Beale, Question of Truth(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9), 6.
4. John Polkinghorne and Nicholas Beale, Question of Truth(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9), 7.
5. Karl W. Giberson and Francis S. Collins, The Language of Science and Faith(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11), 111.
6. Alister E. McGrath, Surprised by Meaning(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w Press, 2011), 53.
7. C. S. Lewis,“Is Theology Poetry?”in C. S. Lewis: Essay Collection and Other Short Pieces, ed. Lesley Walmsley (London: HarperCollins, 2000), 21.
8. 8. John Polkinghorne,“Is Science Enough?”Sewanee Theological Review 39, no. 1 (1995): 11-26.
9. John Polkinghorne and Nicholas Beale, Question of Truth(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9), 7.
10. John Polkinghorne and Nicholas Beale, Question of Truth(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9), 8.
11. 杜倫斯，《神學的基礎和原則：神學與科學之調協》（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7），10。
12. 杜倫斯，《神學的基礎和原則：神學與科學之調協》（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7），13-15。

作者現在洛杉磯台福基督教會牧會。